马宪民
1936年12月，吴鸿宾和我按照杨虎城、杜斌丞的意见，在西安组织了“中国回族救亡联合会”，吴鸿宾是组织部长，我是宣传部长，任务是联系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马步青等人，拥护张、杨的西安事变，结果只有马锡五来电响应，并派人来西安，其他几人都来电反对西安事变。此外，张学良的秘书张穆（地下党员）也和我们有联系。
1937年2月，周恩来同志在西安新城（杨虎城的绥靖公署）住，派他的秘书张文彬与吴鸿宾和我联系，了解西安少数民族的情况。两天后的一个晚上9点钟，周恩来同志派张文彬用专车接我和吴鸿宾到新城去见他。周恩来同志对我们很客气，说西安有许多爱国的少数民族，要求我们能为营救西路军出一些力，并具体提出要我们到河西去一趟，找马步青等人，要他们不再追打红军，并释放被俘红军。本来周恩来同志拟派吴鸿宾去，因有一些客观原因，又改请我去。周恩来同志征求我的意见，我同意了。
我回到住处——西安桥梓口天安客栈（中国回族救亡联合会开会的地方），考虑到此行有危险，应该再找一个与马步青熟悉的人同去。第二天，张文彬同志来，问我准备哪一天走。我说，到那边去有危险，我再介绍一个人同去。张文彬问我是谁，我说是马德涵。张文彬向周恩来汇报后，周表示同意。第二天9点钟，我到马德涵住处，告诉他到河西去一趟，营救红军。马德涵表示同意，并说他离开甘肃一二十年了，很想回去看看。马德涵是四川成都讲武堂毕业的，曾在四川武备学校当过教官，他的姐夫白九皋在四川当游击司令。以后马德涵到了兰州，也当过一阵子军事教官。我和他在甘肃省教育厅第三科共事过，所以认识。马德涵在甘肃二十年，还曾在财政厅当过办事员，当过一个县的税务局长。这样，他和马麒也认识了。
那天晚上，张文彬用汽车把我和马德涵接到周恩来同志的住处，周很高兴，说马德涵先生这么大岁数了，还为革命出力，表示感谢。见后的第三天，张文彬送来1000元白洋的票子，告诉我买三张去兰州的飞机票，他也一块去河西。我们坐的是西安到兰州的欧亚商机，三张票用去540元，剩下460元，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给马步青买了一些礼物。当时，马德涵考虑回来的钱不够了，我跟吴鸿宾同志说后，吴向张文彬作了汇报，又拿来500元的白洋票子，吴鸿宾留下了100元，交给我400元。
我们乘飞机到兰州后，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我买了三张去武威的汽车票，每张票22元6角，途中在永登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到了武威，住在云发旅社。登记时，我们说是皮货商。我们在去武威的途中，看到了不少流散的红军。
第二天，马德涵一个人先去见了马步青，介绍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情况，谈了西安事变后形势的变化，蒋介石答应国共合作，河西战事应和平解决。马步青听了很高兴，表示愿意帮忙。马德涵告诉马步青，他还带了两个红军代表，马步青表示愿意见面。第二天，我们三个人去见马步青，马德涵向马步青介绍了张文彬和我。我们要求释放武威的被俘红军，并把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告诉马步青：“只要不难为我们的人，我们枪支、物资可以给马家。”马步青同意把扣押在武威的红军释放，同时给每人发五元钱路费。我们在武威住了四天。
当时，马步青还开了两封介绍信，一封给张文彬，介绍到西宁马步芳那里；一封给我，介绍到张掖韩起功那里。张文彬是从武威坐汽车到西宁的，我也是坐汽车到张掖的，马德涵回了兰州。我当时给马德涵150元，给张文彬100元，约好三人在兰州东关旅店碰面。张文彬去西宁已是2月二十几号了。
我到张掖后和韩起功见了面，谈了西安事变后的形势，要求韩释放关押在张掖的红军。韩答应把关押在张掖的100多名红军释放。我住了一夜，第二天回到武威。到兰州后，我们三人见了面，议定分三天回西安：张文彬头一天走，马德涵第二天走，我第三天走。张文彬跟我说，他到西宁与马步芳谈得很好，马步芳答应不伤害红军，送还给我们。这时已是1937年4月了，周总理已回延安，张文彬就到延安汇报去了。
录自《红西路军在青海有关情况调查材料汇编》。马宪民同志，宁夏海原人，回族，生于1901年，毕业于兰州中山大学，曾在陇东镇守使署、甘肃省教育厅当过办事员，1937年后闲居兰州，后做生意。解放后参加工作，曾任甘肃省政协委员、甘肃省伊斯兰教协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