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先
12月的河西走廊，气温降到了零下30度左右，这对于我们这些生长在南方的战士来说，是从来没有遇过的，很多同志被冻伤。由于我只穿一件夹衣、一条单裤和一双破布鞋，加上身体受伤，不能很好地走动，脚被冻伤了，红肿得像发面馒头，一按一个坑，只得到总部医院治疗。我随总部医院到山丹时，双脚已经溃烂，鞋子无法穿了，只好用一些破布将双脚裹起来。
12月下旬，部队奉命继续西进，我的右脚的几个趾头已被冻掉，只好骑马随部队行动。寒风阵阵，伤口一会像小刀割一样，疼痛难忍，一会又变得麻木，马的颠簸，又折磨着我腰部的枪伤。痛苦、饥饿、寒冷对我的威胁实在太大了，有时真想一枪解决自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但一看到身边很多类似的同志，在顽强地向前行进，又看到我们的红旗还在风雪中飘扬，生存的力量终于支配了我，坚定了我继续前进的信心，跟着红军前进了。
1937年3月中旬，我们总医院随部队进入祁连山。为了保存剩下的部队和人员，队伍分成三个支队行动，我们总医院、九军医院、五军医院和妇女团的剩余人员分在一路。在三个支队中，我们支队的力量是最弱的，大部分同志都是赤手空拳。
我们走了一天，来到一座山脚下。这时，敌人的一个骑兵旅追了上来，我们抵抗了一阵，因敌人兵多马快，很快冲进了我们的队伍，部队被冲散了。硬拼是不行的，只好分散突围。被打散的同志纷纷向山里撤退，我从担架上爬下来，骑上马冲出敌人的包围，跑进了山里。当时和我在一起的有我的马夫、通信员等十多个人。敌人为了斩尽杀绝红军，进行了搜山，我们东躲西藏地过了两天。由于人多目标大，我们商量分散行动，找党中央去。同志们两人一组、三个一群，分开行动了。我的腿脚不方便，只好和马夫、通讯员一起，在山里躲躲藏藏。
几天后，我们躲过搜山的敌人，出了山。我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肚子饿得咕咕叫。附近没有村庄，到哪里弄吃的呢？我们只好吃几口雪，饿着肚子向前赶路。第二天下午，我们看到了一个村庄，来到村边的一条干河旁，便停下休息，把马放到草地里吃草。这时，我们已饿急了，如果再不想办法找点东西吃，非饿死不可。我对马夫和通讯员说：“你们到村子去要点吃的吧，也给我带一点，吃饱了好赶路。”他俩进了村，我焦急地盼着他们回来。黄昏时分他们回来了，还给我带来一个馍和一点饭。他们说：“村里的老百姓很穷，但很同情我们。”吃完了“晚饭”，我们又连夜向前赶路。
第二天太阳出山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一个村边，我叫他们俩再去要饭，我躲在草地里放马。
在他们走后不久，突然有三个人提着木棒向我走来。我知道我的马暴露了目标，找地方隐蔽已来不及了，只好装着没事的样子，坐在那里。那几个家伙见我穿着红军的衣服，便举起木棒向我打来，我行动不便，身上又无枪，只好抱头让他们打。那些家伙见我不动弹了，便骑上我的马跑了。等马夫和通讯员要饭回来，我把发生的情况说了，他们听后气得直骂。我说事到如今，光讲气话解决不了问题。从此，我就拄着他们找来的木棍，拖着伤残的身体，艰难地向甘州方向行进。
这时，敌人仍不放过被打散的红军，四处搜查，见到身体好一点的就抓去当兵。一天，我们来到一个村庄附近，马夫和通讯员叫我躲在草丛里，他们进村要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直到太阳下山，还不见他们的人影，原来他们被马家军抓去当兵了。我虽然成了孤身一人，但作为一个红军战士、一名共产党员，只要我还能走动一步，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决心回延安找到党。于是，我继续踏上了找党的路程。
祁连山和河西走廊是回、汉群众混居的地区，由于我们向西行进的过程中时间很紧，群众工作（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群众工作）做得不好，很多回民对我党和红军的政策不了解，加上马家军长期的统治和反动宣传，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伤员和失散人员带有敌视态度。开始几天，要饭经常要不到，我只好从山上拣点松子之类的东西充饥。
我忘不了在途中休息时，坐在青草初出的山坡上，面对小河唱着鄂豫皖红军歌曲时的情景：
哪一朵葵花哟不向太阳，
哪一个穷人哟不向共产党！
红军战士紧跟共产党，
为人民求解放奋勇向前方。
哪怕白匪再围剿，烧我房子抢我粮；一颗红心拿不去，头断血流不投降！
我用这歌声来激励自己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用歌声来坚定自己寻找党和红军的信念。
时间过去了十几天，我要饭也找出了点窍门。每当到一个村边的时候，我就停下来休息，等村民吃饭的时候再过去要。汉族人一般对我们比较同情，都能让我吃饱，遇到办红白喜事的人家，这时去要，还能吃上一顿好的。
4月中旬，我走到甘州城附近，遇到要饭的红军多了起来。大家见面最关心的有两件事：一是问有没有延安的消息，二是问要了多少饭。有的没要到，就相互支援点。过了几天，来到了甘州城外，我边要饭边打听党和红军的消息。这时，由于国共合作，敌人对我们的态度有所改变，不像过去抓住就杀，于是我决定进城去。
甘州城是张掖县的县城，敌韩起功旅就驻扎在城内，四周的城门都有敌兵把守。我穿着一身早已破烂的红军服，一拐一拐地走到了城门口，站岗的敌军见我是红军伤员，便凶狠地问：
“干什么去？”我说：“进城去。”又问：“进城干什么？”我说：“要饭。”两个敌军围着我打量一圈，又问：“你在红军中是干什么的？”我回答：“放马的。”他们又问：“给谁放的？”我说：“我放的马是驮东西的。”敌兵见我对答如流，又是重伤员，便放我进城了甘州城内虽然只有千余户人家，但外地来做生意的人不少，人来人往还挺热闹。进城以后，要饭方便多了，有时还能吃上点米饭和面条，遇上娶媳妇的，还能吃上点肉。有不少被俘的女同志被敌人卖给当地人做老婆，每当我到他们家门口时，她们都十分同情地拿出饭菜和干粮，有时还给点钱。
一天，我要饭到了北街，一个国民党士兵见我行动十分艰难，便对我说：“你不要这个样子到处要饭了，往前走有个骆驼店，那里面有很多你们的人，每天有饭吃。”我往前走了一段，果然有个骆驼店，还有几个穿红军衣服的伤员进出。我走了进去，一眼就见到了总部秘书长汪运先同志、总医院的医生黄志亭同志，他们是我在住院时的熟人，还有周强等十多个男女红军。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特殊情况下，革命队伍中也出现一些思想动摇的人。一个曾在四方面军总医院当过护士的女人认识我，知道我是红九军的一个营长，是鄂豫皖过来的红军，便准备去报告敌人，领几个赏钱花。汪运先同志知道后对她说：“你不要昧良心，看他这个样子你忍心吗？把他杀了，对你有什么好处？”我也连忙拿出自己要来的几个钱给她，希望她不要出卖自己的同志。在周围同志的谴责和怒视下，她惭愧地低下了头，终究没有报告敌人。在骆驼店，说是有饭吃，只是韩起功旅派来的人，用行军锅熬烧点稀汤汤，每天只给两顿，每次分一小碗，像我们这样二十来岁的人，是根本吃不饱的。
过了几天，韩起功的部队来骆驼店挑兵，几个身体好一点的被挑上当兵去了，剩下我们几个伤残人员和妇女，韩起功的人也不管我们的饭了。一天，汪运先对我们说：“这样挨饿实在受不了，我们还是自想办法吧。”大家同意他的意见，就离开骆驼店各自谋生去了。这时已是6月，我和黄志亭要了几天饭，就到一个地方摆地摊，卖花红；周强以前是个裁缝，到王府街裁缝店给人做衣裳；汪运先等同志靠卖杂货、麻糖维持生活。由于买花红的人很少，生活无法维持，我只好又去要饭，晚上睡在鼓楼下，一件羊皮既当床又当衣裳，艰难中度日。
一天，我坐在街边讨饭，一个穿国民党军服的军人走了过来，小声对我说：“现在国共合作抗日，红军已改为八路军了，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失散的西路军人员。”我听后十分高兴。他又问我：“你住在哪里？”我说：“我没有地方住，只好要饭。”他说：“你每天不要走远了，到时候我送饭给你。”经过一阵交谈，我们彼此熟悉了，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刘德胜，江西人，原是三十军八十八师的一个连长，后被韩起功抓去当了兵，现在住在医院里。国民党士兵的生活也很苦，每天只吃两顿饭，分几个馒头。每天吃饭时，刘德胜同志便省下两个，偷偷地送给我。
我每次接过馒头都要问：“你吃了吗？”他说：“吃了点，你放心，只要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在刘德胜同志的帮助下，我的吃饭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过了一段时间，刘德胜同
志告诉我，他们已经联合了几个人，成立了地下党支部。过了几天，刘德胜同志对我说：“王定国同志想见你。”我问：“王定国是谁呀？”他说：“她原是总部前进剧团的，她对党的情况知道得多，到时她给你讲。”我又问：“怎么找她？”他说：“明天上午你到福音堂医院的后门，敲几下，她在那里等你。”
第二天上午，我装着要饭的样子来到福音堂后门，敲了几下。这时，一个穿旗袍的女子走了出来问我：“你是不是叫刘克先？”我说：“是的，你是王定国吧？”她回答说：“是的。”王定国同志对我说：“党中央已经到了延安。西安事变后红军改称八路军，参加抗日战争。现在已在西安、兰州等地设立了办事处，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失散的红军。”听到了党的消息，我像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人见到了光明，心里非常激动，就急切地问：“我怎么办？”王定国同志说：“你的脚不方便，等有了行动方便的同志，一起回延安。”
这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见到黄志亭、周强等同志，便把红军改为八路军、在兰州设有办事处的消息告诉了他们，叫大家赶快往延安走。就这样，一批批同志往延安去了，剩下我们几个脚上有伤的同志仍在甘州城内活动。
转眼7月过去了，我要求回延安，刘德胜同志说：“你不要急，我请求组织想办法。”刘德胜去找王定国同志，王定国又向高金城讲了这件事。四天后，有从新疆向兰州运东西的汽车路过甘州，高金城便去找带队的人，请他们顺便把我带到兰州去，并给那人塞了点东西。
带队的得了好处，加上国共已经合作，便答应了。
刘德胜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并和我到福音堂见高金城。高金城见了我，热情地请我坐下，对我说：“已和车队的人讲好了，明天上午你就坐他们的车去兰州，然后到八路军办事处找谢觉哉，办事处的地址是南滩街54号。”他怕我记不住地址，把地址写在一张条子上，又开了一张介绍信，放在一条烟内，一同给了我，还给了八元钱，并嘱咐说：“条子千万不要丢了，这些钱在路上用。”我激动地接过他递来的东西，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一个劲地点头。这一夜，我是在兴奋中度过的。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王定国、刘德胜等同志，坐在运货的军车上，向着我日夜思念的兰州驰去。汽车在路上行驶了两天，终于到了兰州的黄河铁桥前。汽车停了下来，开车的对我说：“你在这里下车吧，不然上边会训我们的。”我听后便跳下汽车，向城里走去。
我忽然想起带在身上的钱还没花，刚好遇到一辆人力车，便跳上去，对车夫说：“到南滩街54号。”到了城内走了一会，车停了下来，车夫对我说：“54号到了。”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日夜思念的地方，就跳下车，急着往里闯。这时，况步才同志走了出来，我不顾脚疼，一步跨进门，我浑身热血沸腾，全身颤抖，便扑了上去。日夜思念的党啊，我终于回来了，眼泪不由得流了出来。谢老也从屋里迎了出来，我激动地扑上去，紧紧握住他的手，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讲起。谢老说：“你辛苦了，西路军的事我们早就知道了，党时刻没忘西路军的同志们。”
接着，谢老、朱良才叫况步才给我买了一套学生服和一个文明棍，又送我到甘肃省立医院治病。在这里，我和红五军的一个师长谢良同志谢良同志原是红五军第十五师的政治委员。住在一起。20多天后，我出院回到了办事处。没过几天，王定国、武杰、郭福海等同志也来到了兰州办事处。从虎口中逃出来的患难战友们相见，感到格外亲切，整天有说不完的话，大家都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1937年10月，兰州办事处决定送我回延安，考虑到我的脚已残废，行动不便，便叫郭福海（原红五军的总务科长）护送我。到西安后，西安办事处的同志又热情接待了我们。在林老的关怀下，我们终于回到了党中央的身边——延安。
沈翔远整理，原载《悲壮的征程》。刘克先同志，湖北红安人，生于1914年。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通讯员、连长，西路军红九军第二十七师营长，西征时负重伤致残。西路军失败后，辗转回到延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南商丘军分区司令员，商丘地委书记，湖北省物资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