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强
我们艰难地走出祁连山，又艰难地向东前行，经甘州、山丹、永昌、凉州、古浪、永登、红城子等地，于3月下旬来到黄河边上。我们以为已经脱离了马匪的防区，便怀着急切的心情，没等太阳落山，就向黄河边进发。
黄河边上的陷阱
我们披着夕阳的余晖，向黄河边上的一座茅屋走去。这时，正好从河边走来三个船夫模样的人，其中一个，老远就向我们摆手打招呼。我们顿时忘却了疲劳，三步并做两步赶上前去，却万万没有料到，在屋里等待我们的，竟是敌便衣队的枪口。
我们被捆绑住，押到附近的一个饭店里，又遇见先于我们被抓来的刘振堂等四个同志。第二天，我们被押送到凉州，敌人强迫我们为他们往青海抬伤兵。一路上我边走边想：到青海去是死路一条，无论如何也得想法逃脱。第一天晚上到达宿营地，我就乘混乱之际逃跑了。我沿着一条干沟，凭借着微弱的星光，以北斗星的方位为准，向东跑去。我昼伏夜行，走了四个夜晚，顺利通过古浪，到达永登后，又猝不及防，被敌人的巡逻队撞上，把我抓进了 “补充团”。
在永登“补充团”里，我又意外地和徐太先、吴昌炽同志相遇了，他们是刚刚从凉州押送来的。这个“补充团”实际上是关押我被俘人员的集中营，被俘的1000多名指战员，全部席地而卧，拥挤在一座大庙里。干部都未暴露身份，统统和战士混编在一起，我和吴昌炽被编在二营，徐太先因跛脚被列为“编外”人员。敌人规定：连长以上的干部由他们的人担任，副连长以下的干部由被俘人员担任。根据这一情况，我和徐太先、吴昌炽等同志一起，酝酿成立地下党支部，争取把全团的基层组织掌握在党组织的手里，把全团副连长以下的职务，分配到可靠的党员手中，以利于下一步斗争。编队后，基本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的，我原被推荐做二营六连的文书，后来又到营部做文书。我利用敌人要各连造花名册的机会，到各连进行串联活动，鼓励大家坚持斗争。
一天上午，敌人突然把我抓到团部，敌团长坐在炕上对我进行审问。他首先问了我的姓名、年龄和籍贯，接着就问我在红军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先前当战士，后来当了连队的文书。”他一听，把桌子一拍，大声吼道：“不对！你要老实招认。”我立即分辩：“就是当过文书，别的什么也没干过。”他两眼一瞪，一字一顿地逼视着我说：“你是九军的宣传部长！”我不觉一怔，立即意识到肯定是出了叛徒，是叛徒告了密。
接着，他又装出神秘莫测的样子，眯着眼睛问道：“你以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面对这一情况，我觉得继续分辩已无必要，便镇静地反问他：“知道了还问什么！”敌团长一愣，马上追问：“那好，我问你，很多墙上写的那些大标语，都是你指挥写的吗？”我毫不犹豫地反问：“是又怎么样！”敌团长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押进监狱。”这样，我就被关进了永登县监狱。
从监狱到监狱
在永登县监狱里，我遇到了西路军的四位同志，他们是任国章、金中、张先进、夏康林。监狱的看守很凶、很坏，一见面就骂我们是“共匪”。我们觉得这些人是国民党的下层人员，无非是为了混饭吃，所以并不计较他们的恶劣态度，仍然耐心地对他们进行统战工作。有时托他们买东西，顺手给他们一点酒钱。他们捞到了“外快”，态度马上变得好起来。我们乘机向他们宣传我党建立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的主张。我还曾拟定了几条“就义”
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我把这些口号悄悄地告诉了其他几个同志，他们都认为很好，并说：“在就义时咱们就这样喊。”由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经过党中央多方营救工作，迫使敌人停止了对红军被俘人员的杀害，永登监狱也未敢轻举妄动，我们才幸免于难。
4月初，敌人又把我们五个人押送到凉州第二监狱。这个监狱共有五排牢房，每排有十二个小房间，每个房间只有六七平方米。房间里除了一个小土炕外，别无所有。我们一进去，就看到了很多已被关押的同志，其中有原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保卫部长李树芳，原九军组织部长朱盘显，二十五师师长沈秀铎、团长张道庸（陶勇），原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卜胜光、原总部管理科长刘振堂，原红二十二师六十六团政委幸元林幸元林同志原是红九军团第二十二师六十团政委，西征时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科长。
等30多个同志。
成立地下党支部
1937年4月下旬，塞外仍是大地冰封。我和卜胜光、刘振堂、任国章、金中等人，从凉州监狱押送到兰州，被关进兰州以东的拱星墩集中营里。这个集中营四周筑有两丈多高的围墙，上边安有电网和警铃，四角炮楼上有日夜端着步枪的哨兵，大围墙里还有小围墙。我们就被关押在这样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牢里。敌人把我们编成两个队：一个是“士兵队”，约1200多人；另一个是“军官队”，约130多人。被俘的红军干部多半被分在“军官队”里，受到“高级待遇”，关在小围墙内。从小围墙里到外面去的惟一通道是东大门，放了岗哨，不准出入；西面有一个门可通“士兵队”，也不准出入。
我们被押进小围墙里面后，原来被关押的一些同志就围拢来看望我们。当时，我认识的有秦基伟、徐太先等同志。大家紧握双手问候寒暖，如同久别重逢一样，诉说一些战友英勇牺牲的情况和各人的遭遇，我内疚得流出了眼泪。
我们几个人被分散到各班，卜胜光和我编在一个班，班里还有徐立清、徐太先和一个团政委、两个营长，班长是三十军的营长肖显望。我们班住在东边第二排的第二间，约有七八平方米，木板架起来的通铺，离地面两尺高，通铺睡不下就睡在地铺上。因为没有被子，只能和衣而卧。同志们告知我：那个指定编班的准尉，就是“军官队”的队长。他向我们宣布了集中营里的一套营规：诸如不准出大门，不准互相探访，不准“军官队”同“士兵队”来往，不准宣传共产主义，等等。我们听了嗤之以鼻，他讲他的，我干我的。
在兰州集中营的日子里，虽然有极少数同志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但绝大多数没有失去信心。他们深知，西路军的失败，只是红军的局部失败，主力红军仍在战斗，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仍在继续发展。尤其是共产党员，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更没有忘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大家决心把集中营当作一个特殊的战场，同敌人展开斗争。
我和卜胜光在凉州监狱时，就同住一个监房，就多次讨论过党的方针政策及斗争策略，认为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是打败日本侵略者、挽救中华民族惟一正确的道路。因此，我们在监狱里的斗争，必须在党的政策指导下行动，既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要坚持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大家感到有必要建立地下党支部，以便有组织、有领导地同敌人进行斗争。
我同卜胜光酝酿后，又找原九军政治部主任徐太先商量，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成立集中营地下党支部。“五一”劳动节这一天，我们悄悄地举行支部成立会，推选我为支部书记，卜胜光为组织委员，徐太先为宣传委员，并讨论决定了四项工作任务：（1）联络集中营里的共产党员，先从干部党员开始，分工徐太先联络原四方面军的党员，卜胜光联络直属队的党员，我负责联络原一方面军的党员；（2）对集中营里的国民党士兵和下级军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工作，同时注意做上层的工作；（3）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指导，批驳集中营每周一次的“政训”讲话中的反动观点；（4）为了确保我被俘人员的健康，做好奔向抗日前线的准备，要同集中营当局进行改善伙食的斗争。
党支部成立后，立即进行联络党员的工作，徐太先联络了秦基伟、徐立清、刘毅等；卜胜光联络了冷赤哉；我联络了刘振堂、幸元林、夏康林、金中等；并在“士兵队”联络了李明、欧阳楚强（余化民）、钱益民、牟永春、张先进、熊德如等。支部还确定幸元林负责被俘报务人员的工作，联络了刘玉亭、黄良诚、刘俊英、曾庆良、冯国寿、陈祖任六位同志。经过分头联络，很快组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改善伙食的斗争
由于集中营当局层层克扣、贪污，这里的伙食很差，一天两顿饭，吃的是掺了沙子的夹生饭，菜是一桶清水汤，不仅吃不到当局规定的标准，还经常吃不饱。党支部讨论后决定，立即组织一次争取伙食自治、反贪污、要求改善生活的斗争，并以此来鼓励和推动同志们的斗争情绪，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气焰。
一天，吃早饭的号声响了，大家按支部的布置，一齐拥进伙房，一面打饭打菜，一面又吵又闹，这个说饭太少吃不饱，那个说饭里掺沙子不能吃，这个又说菜没洗干净，那个又说清水汤里有苍蝇。集中营的上校大队长杨育德闻风赶来，他像疯狗一样瞪大眼睛直盯着我们，一边吹口哨，一边大发雷霆：“吵什么？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人，是在什么地方！真他妈的，不想吃也好办，就饿你们几顿。”大家看到他如此狂吠，更是怒不可遏，一拥而上，纷纷质问他：“我们是什么人？是中国人，是北上抗日的战士！”“现在国共谈判，规定我们一天多少粮食，多少菜金？你讲给我们听听。”接着有些同志提出：“我们要求公布伙食账，要求自己管理伙食，如不答应，就要告你！”
杨上校好似挨了一闷棍，他怕继续闹下去，贪污的罪行被揭露出来，便改变了腔调，皮笑肉不笑地说：“有什么不周到之处，请诸位多多谅解。”他的话音刚落，一个同志就喊道：“伙食太坏了，你们不把我们当人看。”有一位同志提高了嗓门喊：“请杨大队长跟我们一起吃顿饭，品尝品尝！”接着就是一阵哄笑。吵闹的人越来越多，声势也越来越大，杨上校更加心慌，拿出手帕抹了一把头上的汗，连声说：“请各位安静，有话好说，既然是伙食问题，那好办，请你们派代表来，我们共同商量。”说完就夹着尾巴溜掉了。
为了防备敌人搞阴谋，党支部决定：各班推选一个代表，到大队部参加伙食谈判。我们的代表向集中营当局提出了四条要求：（1）清算伙食账，公布账目；（2）今后每周要清算、公布一次伙食账目；（3）各班轮流派人上街买菜、记账；（4）各班轮流派人监厨，饭菜要保证干净，不得有泥沙，不得吃生饭。对我们这些合理的要求，杨上校不仅听不进去，还蛮横地说：“你们的要求太过分了，这不是你们的队伍，是国军！”我们的代表严正地提出：“假如你不答应我们这些起码要求，我们就立即派人到兰州绥署交涉。”由于我们的代表义正词严，据理斗争，这位上校理屈词穷，除派人上街买菜一条没有答应外，其他几条都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这次斗争，不仅大大鼓舞了同志们的斗争意志，而且教育了大家：只要有党组织的领导，大家团结一致，充分利用已经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利形势，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消息传出，“士兵队”的同志也受到鼓舞，欧阳楚强（余化民）、李明、钱益民等同志即派人向党支部报告，准备发动“士兵队”的同志来冲“军官队”伙房，以迫使当局改善“士兵队”
的伙食。党支部研究后同意他们的意见，并转告“军官队”的同志给予配合。一天晚饭前，“士兵队”的上百人冲进了“军官队”的伙房，担的担，端的端，把饭菜全部拿光。
这一行动果然见效，当局也不得不对“士兵队”的伙食作了一些改善。
揭露顽固派的反动宣传
集中营当局除了用各种营规、非人的生活来折磨、摧残我们之外，还在政治上采取威胁、拉拢和欺骗宣传，企图分化瓦解我们，破坏我们的团结。集中营的邱政训员，专门给士兵队“政训”讲话，杨大队长每周给“军官队”“训话”一次。这些家伙明知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内战已经停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但他们仍坚持国民党顽固派的老调，借“训话”之机，大讲什么“中国只能有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军队、一个领袖”，“共产主义是外来货，在中国行不通”，“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等言论，还吹“蒋委员长”如何如何等。
我们党支部对顽固派的所谓“训话”，作了分析研究，认为对这些反动宣传，不可听之任之，要组织大家进行公开的驳斥。在我们的同志中间，有不少是政工干部和宣传干部，这些同志有理论水平，有识别能力，要驳倒这些谬论，根本不在话下，况且真理在我们手里。因此，便组织了一些同志，有准备地批驳他们的谬论。
一天上午，那个杨大队长又照例给我们做“政训”讲话。他首先讲了一通早已重复了多少遍的废话，接着忽然煞有其事地说：“兄弟我研究过三民主义，也钻研过共产主义，可是我……”他装模作样地干咳了两声，把手一摆，晃着脑袋说：“我从来就不相信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