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良诚
1937年3月16日晚间八点左右，我们难舍难分地告别了伤病员同志们，开始向祁连山外突围。
同志们被新的希望所鼓舞，精神抖擞地走得飞快。蜿蜒崎岖的小道被积雪覆盖着，大家朝着下山的方向摸索前进。走了一阵，队伍突然停下来了。前面的同志蹲下来，像找针一样地在寻找下山的道路。哪里还有路？前面是两丈多高的山崖。悬崖也要过！常言道，“天无绝人之路”，“天下原无路，路是人开辟”。我们只得裹紧衣裳，像滚石头似的滚下了山坡。有的同志摔伤了，爬起来又继续前进。走了一个晚上，还没有走出山去。天渐渐地亮了，我们向远处眺望，平坦无垠的河西走廊一片银白。这几十个人成群结队地行动，很容易暴露目标，尹子林同志当即决定：分成小组，分散行动。
黑夜漫漫
我们这个小组有六个人，三枝枪，我有一枝小左轮手枪，只剩下两颗子弹，另外还有两枝盒子枪，子弹也很少。刘玉亭同志是我们的负责人，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等天黑下山，穿过平原。
从祁连山到东大山约有80里路，估计一个晚上可以穿过去。走呀，走呀，走到晚上7点多钟，才找到一户牧羊人的家，只有一个老头，住一间只能躺下一个人的小草棚。我们央求他，出了五块白洋，买了一只不大不小的公羊，把它杀了吃了一顿以后，布袋里还塞了一些羊肉块，又急急忙忙地上路了。
天空星月皆无，一片漆黑，分不清东西南北。我们走了一个晚上，仍然没有走出山去。这时天已破晓，尽管有浓雾笼罩，我们还是识别出了东南西北，但是不能再走了。“怎么办？”
我焦急地问：“白天是不能走的，只好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等天黑再走！”刘俊英皱着眉头回答。当时的处境十分危急，随时都有遇着敌人的危险。我们趁着滚滚浓雾，向一个山沟里走去。
雾气慢慢消失，太阳高高挂在天空，远处的景物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走到一个转弯的地方，走在前头的刘玉亭刚踏出一步就退了回来，说了声“敌人来了！”只见几十个敌人骑兵向我们冲来，突然枪声大作，枪声中还夹杂着恶狠狠的喊叫声。跑已来不及了。
敌人早已发现我们，从四面把我们包围起来，我们被俘了。敌人把我们押到山口外的一个小村庄，约有三四百个敌人露宿在这里。从被俘后走到这里，沿途所见，真是一幅血腥屠杀的凄惨图景：树上吊着红军的尸体，树下捆着被奸污后杀害的女同志，还有被砍死的、被枪杀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到处血迹斑斑。面对敌人的暴行，我们的心中怒火燃烧，愤恨万分，含着热泪，默念着：“战友们，安息吧！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总有一天我们要向敌人清算这笔血债……”
夜，来到了，乌云把天空压得低低的，寒风扬起团团雪粒，我们蜷缩在敌人围着的空地上，冻得整夜没合上眼。我们在静悄悄地商议着应付这帮恶狼似的敌人：“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的意志不能丢。”决不能屈服于敌人，决不能泄露我们知道的机密，决不能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有可能的话，要活下去，继续斗争。你一言，我一语，互相鼓励着，向党表达我们的忠诚。大家记得尹子林同志分别前说的话：“留下葫芦子，哪怕没水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人活着，就要继续斗争下去。冬日的黑夜是那样的漫长，好像故意和受难的人们作对。
天刚亮，一个自称是副官的家伙带着四个骑兵，端着枪，恶狠狠地向我们说：“你们要老实点，跟我们走，送你们上西宁去。”他把手一挥，几个家伙上来，用绳子把我们每个人的胳膊扎扎实实地捆住，拴成一串。 押送我们的五个敌人骑兵，都是回族，他们对共产党很陌生，对红军很不了解。但他们十分清楚，红军很英勇，不怕死，和一般军队不同。因此，他们对我们这些赤手空拳的战俘也十分恐惧。
有一天，风很小。我们如往日一样，边走边向五个敌人做宣传工作。对他们来说，我们讲的一些道理，都像听新闻似的，越听越有兴趣，我们也越讲越来精神。我们感到有责任，利用一切机会，来揭露敌人的欺骗，使敌人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受到启蒙教育。快走到离村庄不远的一条小河边，我们看见一个赤身裸体、被敌人杀害的女同志的尸体，愤怒的火焰立即在我们心头燃烧。“我们要过去掩埋她的尸体！”我指着尸体向副官大声地吼着。
这突如其来的吼声，使敌副官愣住了，瞠目结舌，一时支支吾吾答不上话来。他望了望我们六张愤怒面孔，不得不点了点头。我们走了过去，向死难的战友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对她的哀悼，然后拾些柴草，怀着敬意给她盖在身上。我们这种对自己战友的崇敬而负责的举动，把敌人中的一个士兵也感动了，他居然跳下马来，帮助我们掩盖尸体。“谁是土匪？谁是杀人放火的凶犯？又是谁奸污妇女，无恶不作？这就是最好的铁证！”我们朝着敌副官痛斥。
阶级的仇和恨，还在我心头汹涌，谁也不再和他们讲话了。大家默默地走了一程，敌副官先开了口，他像是受到良心的责备，感叹地说：“嘿，你们红军的女兵也真够厉害的啊！有一个被抓到的女红军，我们有个营长要她当太太，她宁死不从。就在那天晚上，她藏了一颗手榴弹，等到半夜，把她和营长一起炸死了……”我们一个个横眉冷对着这个副官说：“真他们妈的不要脸，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只见那副官尴尬地低下了头，只顾自己走路去了。多么悲壮的故事啊，世界上还有什么力量能够摧毁我们红军忠于党忠于革命的赤胆忠心！
一天下午4点多钟，我们一行六人被押送进西宁南关一处阴暗潮湿的房子里。房子很小，长约一丈，宽约丈余，四周全是污秽的壁墙，简直像到了十八层地狱一般。潮湿的泥地上，散乱地摆了三个草垫，上面放了三床血迹斑斑的被子。 “这是人住的地方吗？”冯国寿同志一路上很少讲话，憋着一肚子气，这时首先开腔。“他妈的，简直是人间地狱！”老曾一进屋也骂开了。“这些狗东西，不把我们当人待。总有一天要他们自己进来！”我也愤怒地添上几句。
我们躺在草垫上，舒展了一下身子。忽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从外面传了进来，接着听见了“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 的口号声。跟着是敌人的号叫：“你他妈的，快变鬼了还叫什么！”又是两声高呼，“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这声音更加慷慨激昂，响亮铿锵，像是巨人的怒吼。
我们向房门外望去，十多个荷枪的士兵分成两排，当中走着一个满脸横肉的军官，后面押着一个将要临刑的红军同志。他瘦长的个儿，两手被捆着，长长的头发，苍白的面孔，两眼炯炯有神。只见他步履矫健，挺胸昂首，不停地向两旁张望，向同志们告别。他是那么镇静，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我们怀着崇高的敬意，一直目送着他走到尽头。我问老刘： “是谁？”老刘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说：“头发乱蓬蓬的，衣服被撕得稀烂，认不得啊！”
我们紧握着拳头，牙齿咬得咯咯吱吱响，复仇的火焰在心头燃烧，恨不得三拳两脚，把那些残暴的刽子手打翻在地。“来，我们商量一下！”刘玉亭同志悄声说。刘玉亭同志是河北人，是1931年宁都起义参加红军的，他长得敦实健壮，待人诚恳厚道，性格开朗，说话坚定有力，我们都把他看成长者。同志们都围在一起，老刘扫视了一下大家说：“死，我们是无所畏惧的，说实话，闹革命就得准备豁上性命……”老曾打断老刘的话说：“我们早就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了，怕死就不来革命，要干什么，你干脆说！”
是的，死，对于我们红军战士来说，是无所畏惧的，谁都知道，我们的敌人“二马”是穷凶极恶、嗜血成性、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我们既然不幸落入敌手，其结局可想而知，沿途所见惨不忍睹的事实，已经使我们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但是，革命者不能轻易去死，只要能活一分钟，就要战斗一分钟，直到把宝贵生命献给革命事业为止。
“是这样，”刘玉亭同志说，“我们既要勇敢，准备牺牲，又要沉着、冷静，要随时分析情况。如果发现敌人确实要杀害我们了，那就同他们拼，咬他们几口也行，总不能轻易让他们杀掉。”曾庆良同志接着说：“那时，我们也要高呼口号，像刚才那个同志那样，死，也要死得英勇。”我又补充了一句：“我们还要在大街上喊口号，让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
刘玉亭又说：“我们要做死的准备之外，也要作活下去的斗争准备。听说他们要把一些年轻同志编成‘工兵营’，给他们服劳役做苦工，是不是也会把我们送到那里去，如果是那样，我们也要有活一天就要斗争一天的准备。”
这天晚上，我思潮起伏，像大海一般翻腾，回想往事，怎么也睡不着。刚有些睡意，臭虫虱子又从草垫里、被子里接踵而出，像敌人一样吸吮着我们的鲜血，咬得我们翻来覆去直打滚。
臭虫虱子的肚子，就像脑满肠肥的地主资本家一样，吃得鼓鼓的。我顺手拈死了好几个，弄得满手血腥。这一晚上，大家都没睡安宁，不时地连连翻身。长夜漫漫，盼天难明，简直是度日如年呵！
一天下午，一个自称是军法官的家伙斜挎着盒子枪，满脸凶气，两手叉腰，站在我们面前。
他身后跟着两个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军法官气呼呼地号叫：“快出来，送你们到另外的地方去。”我们以为快要临刑了，就异口同声地责问：“要到哪里去？” “这个，你们现在还没有权利问，快点出来。”军法官的怒气更大了。
我们紧握双拳，瞪大两眼，注视着敌人，挺胸仰首，一步一步地走了出来。军法官在前，两个士兵在后，把我们押到军法处。一个身穿便服的肥胖矮个子对我们说：“你们算是命好，我向你们‘祝贺’，如再晚几天，那就……”他没有把话说下去，咳嗽了一声，然后又皮笑肉不笑地继续说：“蒋委员长有令，叫把‘共产官’都送到兰州集中，明天就由他（指那个军法官）送你们去兰州。”
集中营的斗争
4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到了兰州，被关押在兰州城东拱星墩集中营里。这个集中营是军营改造的，周围有高大的围墙，墙顶上安有电网、警铃。
在这里关押的西路军被俘人员分为两个队，一个叫士兵队，约有1200多人；一个是军官队，约有130多人。刘玉亭、刘俊英、曾庆良、冯国寿、陈祖任和我，也被编在军官队里。我们是进入军官队的最后一批。记得我们进去的那天，一个挂着武装带的国民党准尉，指定我们六个人住在东排最后一间“87”号的房子里。房间很小，只有八九平方米，床铺离地面一尺多高，是用活动木板架起来的，上面放了一些砖头作枕头，此外什么也没有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小声地议论。“军官队这么多人，一定有党的组织。”刘玉亭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也有可能，不过，我们要提高警惕，谨防叛徒。”我接着说。“小黄说得有道理。”曾庆良第三个发言。刘玉亭同志看着老曾说：“我们要想办法尽快和党组织接上头。”我们断定几位领导同志可能是党组织的负责人，而幸元林可能是其中的一员。
第四天，刘玉亭同志代表我们小组去开了一次会，回来告诉我们，已经和党支部接上了头，联系人就是幸元林，刘玉亭是我们的小组长。党支部的其他成员我们不知道，我们估计几位职位较高的干部如方强、秦基伟、卜盛光、徐太先、徐立清等同志，很可能是党支部的领导人。有了党的领导，就像孩子有了亲娘，有了依靠，我们是多么高兴啊！
集中营大队部要从士兵队里挑个勤务兵，去侍候他们几个当官的，而且看中了还没有暴露身份的九军指导员冷赤哉同志。但他怕政治上背包袱，不愿意去，党支部知道后，认为这是了解情况的好机会，就动员他去了。从此以后，支部就能及时了解到大队部的情况了，对我们的斗争增加了有利条件。我们的同志病了，冷赤哉同志还经常到当官的小厨房去拿些好吃的东西来照顾病号。
集中营里设有政治教官，管理我们的队长是一个上校特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基本形成，但这个上校仍遵照上峰的旨意，不时地对我们“训话”，大讲什么“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军队、一个领袖”，“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等，还胡吹什么“蒋委员长”如何如何，胡说什么“共产主义是外来货，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共产党和红军应该取消”等等。我们对敌人的这些陈词滥调，进行了公开反驳，有时驳得他哑口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