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党支部决定王定国和蔡光波同志去花家寨花家寨：疑指花寨子，位于张掖南乡祁连山下。参见本书第27页脚注。寻找陈昌浩同志，在那里见到了掩护过陈昌浩的郭老头，他说陈昌浩已经向东走了。接着，党支部又派王定国会同陈大伟、张明新二位医生，以看病作掩护，在民乐县孙家庄一带寻找西路军失散人员。他们写了100多张字条，散发给失散的红军战士，字条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已改为八路军，在兰州设有办事处，地址在南滩街五十四号，朱良才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并告诉他们：“行动不便的同志，可到甘州福音堂治疗，到医院后门敲三下，有王定国、徐世淑同志接应。”在这次活动中，找到了西路军野战医院院长丁世方同志和甘州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同志，他们两人在福音堂住了七八天，就介绍去了兰州，后经西安回到了延安。
（四）
随着形势的发展，地下党支部加强了同监狱秘密党支部的联系。一天，刘德胜同志带着高金城准备的点心和名片，去看望刘瑞龙等同志。守门的人看了高金城的名片，把刘德胜带进了看守所。刘德胜走进看守所门，迎面遇到一位戴脚镣的人，说：“我就是李占魁。”乘看守不在身边，刘德胜对他说：“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了，兰州有我们的办事处，党派人正在营救你们，希望你们坚持斗争，争取早日获释。”刘瑞龙说：“我只承认叫李占魁，原是教书先生，曾任红九军的文书。”他还说：“魏传统同志双脚冻伤，行动很困难。”刘德胜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高金城，立即派苟正英、廖春芳化装成福音堂的修女，到看守所给魏传统治伤，还留下了一盒药。
控制敌人电台，搜集情报，是我们党支部的又一项光荣任务。韩起功司令部电台有十多人，除两个管理人员外，都是红军人员。我们就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搜集情报，掌握敌人的动态。8月下旬，马步芳电令韩起功，把关押在张掖的八名红军干部解往青海，“补充营”调往洪水洪水：即今民乐县政府驻地。修公路。译电人员把这些情况报告了邱均品，邱均品马上报告党支部。针对这一重要情报，党支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支部决定，由邱均品执笔写报告，立即报送兰州办事处。报告是用秘写纸写的，主要内容有：一是被关押的红军干部情况；二是当地其他被俘、失散红军的情况；三是“补充营”要开拔修公路；四是请求党设法营救他们。第二天，高金城即写了买药的介绍信，蔡光波同志带上介绍信，把报告送往兰州“八办”。
此后，王定国同志募捐了20多元法币，买了营养品，武杰同志又搞到了一些馒头，送给关在看守所里的同志们。9月初，党支部得知刘瑞龙等同志要被押送青海，高金城和地下党支部的几个同志，分别给刘瑞龙等同志送去了绑腿、碗筷、鞋子、仁丹和急救水等。武杰发现惠子明脚上没有鞋穿，立即把自己穿的鞋子脱下来送给他。刘瑞龙等八位同志挤在一辆马车上，从张掖出发，经洪水、扁都口、门源等地，大约走了10天左右，到达西宁。
同志们想的是凶多吉少，没想到马步芳却说：“你们的总司令要你们回去。”三天后，刘瑞龙等同志从西宁被押到兰州，由于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营救，9月22日，刘瑞龙、魏传统、徐宏才、惠子明等四同志，回到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刘瑞龙向谢老报告了狱中情况和被释放的经过，请谢老继续营救尚未释放的同志。
（五）
张掖地下党支部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惊恐和不安。9月6日，邱均品得到情报：韩起功准备下手抓人。高金城先生也听到了类似的消息。9月7日晚上，党支部召开紧急会议，地点在福音堂小楼。会议分析了形势，研究了对策，决定派刘德胜马上去兰州“八办”汇报情况，党支部书记由邱均品接任，补选王定国为组织委员。高金城先生连夜为刘德胜买了一套便服、一顶礼帽、一双皮鞋，又准备了到兰州买药的介绍信和几张名片。
9月8日早晨，天刚蒙蒙亮，刘德胜打扮成商人模样，离开张掖，日夜兼程，来到了平番平番：今永登县旧名。。在平番城外，有一个卖西瓜的棚子，卖瓜的看到刘德胜就主动打招呼，并问他是哪里人，刘德胜回答：“河南人。”那人说：“棚里的瓜好，请到里面吃。”刘德胜走进瓜棚后，卖瓜人切开一个大西瓜，俩人边吃边说话。卖瓜人问：“你离家很久了吧？听口音不大像河南人呀！”
刘又答：“我的老家在江南，是跟父亲逃难到河南的。”卖瓜人又说：“我到过江西宁都，和红军打过仗，你是红军吧？从口音听得出来了，你是江西宁都人。不瞒你说，我叫郭福海，参加过宁都暴动，后在红五军团当总务科长，西路军失败后流落到这里，帮人种西瓜。”
听了郭福海的介绍，刘德胜心情很激动，他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住郭福海的手说：“同志哥，真没想到咱们能在这里相遇啊！”刘德胜向郭福海说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党中央在兰州设立了办事处。郭福海听了很高兴，表示要继续为党工作。刘德胜告诉他，平番有马家军的 “补充团”，里面都是红军战士，希望他能去开展工作。刘德胜给了郭福海一张高金城的名片，嘱咐他如有困难，可去兰州找八路军办事处。后来，郭福海同志便通过兰八办回到了延安。
刘德胜离开平番，来到河口，坐上皮筏子过黄河，于9月18日到兰州，找到了南滩街54号，给哨兵递上高金城的名片。很快，谢觉哉同志出来迎接他。谢老把刘德胜领进屋里，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同志，辛苦了！辛苦了！”见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代表，刘德胜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刘德胜向谢老、彭加伦和朱良才等同志汇报了张掖的情况，谢老一边听，一边认真地记着笔记，多次插话询问地下党支部的活动情况。谢老告诉刘德胜，兰办译出了蔡光波送来的密信，已经电报党中央、毛主席，设法营救受难的那些同志。
（六）
此后，张掖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补充营”被敌人开到洪水修公路，韩起功的剧团被解散，关押在看守所的同志被押解青海。鉴于此种情况，地下党支部做出决定：继续加强宣传工作，扩大政治影响，及时掌握敌情变化，进行更加艰苦的斗争。
同年10月，在敌电台工作的邱均品、蔡文良被送往青海，经过洪水时，邱均品到“补充营”看望了被俘的王文生同志，他对王说：“我们走了，你们要注意，不可靠的人不要接触，没有把握的事不要盲动，党组织正在想办法营救你们。”
在福音堂医院当护士的王定国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要把她分配给一个修枪工人做妻子。王定国说：“我有丈夫，在平番‘补充团’，我要回家去！”敌人司令部有一个赵书记官，很同情王定国，让她通知“丈夫”快写信来。适逢吴建初、丁世方二同志要回兰州，他们商量后，在路过平番时，以王定国的“丈夫”的名义，写一封假书信，从平番寄给王定国，敌人信以为真，高金城又找马鹤年县长要了一个通行证，王定国便离开甘州，回到了兰州办事处。
王定国离开甘州后，武杰继续坚持斗争，并等待时机脱离险境。一天清早，敌人派了两个传令兵押送武杰到洪水“补充营”去。传令兵骑着马，武杰步行，走到半路上，遇到了两个骑马的商人，他们的马褡子装得鼓鼓囊囊的，两个传令兵贪财心切，就把武杰绑在树上，然后去抢那两个商人的东西，不料却被商人制服，将他们捆绑起来，压在河滩里的石头下面。
商人来到武杰面前问道：“你是红军吧？”武杰回答“是”。商人问：“他们要把你送到哪里？”武答：“洪水补充营。”商人又问：“你想去哪里？”武杰回答：“想去兰州。”商人说“好”，顺手拉过一匹马，让武杰骑上走。商人很同情武杰的遭遇，还拿出羊肉和干粮让武杰吃。他们走到一个岔路口，商人说：“你从这里一直往东走，就能到兰州。
” 说罢，又给了武杰两块银元和一些青稞炒面，帮武杰换了身长袍，就分了手。武杰很感动，说了声“感谢你们！”就上路了。武杰按照骑马商人指示的方向，走了31天，回到了兰州办事处。
张掖地下党支部从1937年6月初建立，到10月底结束，共活动了5个月时间。据不完全统计，地下党支部协助高金城先生营救西路军被俘、负伤、失散人员300多人。
我们党支部成员离开张掖后，高金城先生继续留在甘州，利用福音堂医院作掩护，继续营救红军失散人员。
录自《悲壮的征程》。作者刘德胜同志生平简介见本书第28页；王定国同志生平简介见本书第21页；武杰同志，四川巴中人，原任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侦察员，时为地下党支部成员，后历任团通信主任、军分区游击大队长、纵队作战科长，河南陕州军分区参谋长，总参军务部副处长、处长、副部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