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辉
1936年底，我作为红军西路军的一名医生，被青海军阀马步芳的部队俘虏。我虽然身陷囹圄，但日日夜夜都在想念党、想念红军。经过一年半的曲折历程，我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回到了自己的队伍。
（一）
长征开始时，我在红一方面军工作，翻越雪山时因生病掉队，被红四方面军收留，后来就转到四方面军的后方总医院当了医生。我西路军在河西一带辗转苦战后，粮、弹已严重缺乏，遂退入祁连山，与敌周旋。我们的部队包括妇女独立团和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伤病员们，都无畏地拿起大刀、长矛，与装备精良的强敌血战。
一天早晨，我在睡意蒙眬中，觉察到在我们宿营地周围出奇的寂静，我忙爬起来一看，不禁呆了，有的同志怔怔地站着，有的双颊挂满泪珠，有的正默默哭泣！一片愁云笼罩着大地。我冲到一位老大哥面前，摇着他的胳膊问：“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嘴唇哆嗦着，半晌，才嘶哑着嗓子说：“我们与总部、主力失去了联系！”
我的心猛地向下一沉，浑身的血似乎凝固了，身子差点儿跌倒。在凶恶的“狼群”中，与主力失去联系，将给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带来什么样的苦果，这是连小孩子也是很清楚的！
我疯了似的奔上一个不远的土丘眺望，果然除了半天流霞，没有看见部队的一丝影子。顿时我心头感到一阵颤抖，痛苦的泪水刷刷地流下来。
我和那位老大哥等几位同志，围在一起商量去处，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最后决定往山上跑，先躲过敌人大搜捕的势头，再设法回内地去找党，去找红军。不少同志，特别是一些女同志拿不定主意，见我们往山上跑，也都跟上来，到山上一清点，竟有200多人。这是一支可观的队伍啊！起初，我们天真地想，今后就留在山里打游击，后来感到这个想法十分可笑，因为这200多人除了拐杖、药箱外，没有一枝枪，粮食也仅有很少的一点。寒冬的山野，树上无果，地上无草，找不到任何可以充饥的东西，在这样的困苦的条件下，在大山里坚持战斗，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们靠着仅有的一点粮食，在山里转悠了十多天。在这十几天中，又有一些同志跑来，并告诉我们，很多战友被敌人抓去杀害了，并诉说敌人如何虐待俘虏，如何奸淫妇女的骇人暴行。这一切，更加激起了我们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坚定了与敌人战斗到底的决心。
后来，风声似乎小了一些。我们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一些伤残体弱的同志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如果在这里继续待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在一天下午，我们相互搀扶着走出大山，来到山口的一个村庄，村里的群众早已跑光，看来敌人刚走不久。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顾一切地进了村，当时群众大概走得太急，有不少牛、驴没有拉走。我们高兴极了，七手八脚杀了几头充饥，并按红军的纪律，给户主留下了银元。然后，我们找了一些便衣换下军装。
黄昏时分，我们正要出发，村外传来一阵枪声。糟糕，敌人来了！我们急忙分头往外冲，但是都被打回来，敌人已把村庄包围了。我们12个人只好躲藏在一间小屋里，观察动静，伺机再动。可是敌人已发觉我们没有武器，一个个肆无忌惮地端着刺刀闯到门前，一个声音沙哑的敌人狂叫：“你们跑不了啦，快投降吧！”“投降？”我们被震怒了。可是，打，没有枪；冲，出不去，真如雄狮被困于兽笼，12个人急得团团转。
这时，“哗啦”一声，几把明晃晃的刺刀从窗口伸了进来。最后的时刻到了！那位老大哥镇静地向敌人的刺刀扫了一眼，转身对大家说：“同志们，我先走了！你们如果有幸不死，一定要找到党，找到红军，替西路军雪耻，为死难的同志报仇啊！”说完，他和大家一一握手，从容不迫地走出小屋。几个敌人一拥而上，老大哥大喝一声：“干什么？要杀，就给老子先来一枪，少他妈的啰嗦！”他用力推开敌人的刺刀向前走去。“乒！”罪恶的枪声响了，我们敬爱的老大哥英勇地倒下去了。
护理员小刘第二个走了出去，敌人见他是个十四五岁的尕娃，便推到一边，说要带回去做儿子。在敌人的催逼下，女护士小林擦干眼泪走出屋子，敌人先是贪婪地盯着她，接着蜂拥上来，肆意调戏，小林破口大骂，拼命反抗。目睹这种不堪入目的一幕，我的肺都要气炸了！忽地跳出屋子去救小林。然而，三把刺刀冷冷地挡住了我。大概是我的行动扫了他们的淫兴，一个家伙瞪着狼眼，对准我的前胸挺枪就刺，不意被旁边一个长着大胡子的人用手挡住了。这家伙可能是个小头目，两只眼睛在我穿的皮大衣上转了几转，恶狠狠地命令两个喽啰：“去，给老子脱下来。”
在红四方面军，医生是受到优待的，大衣、帽子都是特制的。两个敌兵一左一右，把我的大衣、帽子强行扒下来。这样，我腰里挎着的药包就露了出来。大胡子见了，眼睛一亮，问道：
“你是医官旧军队称军医为“医官”。？”我把头一扬没理他，他火了，挥拳就打。这时，身后有人冷冷地说道：
“慢着！”大胡子闻声，急忙收回拳头，对那个人媚笑说：“啊，马副官，这小子是个医官。
”那个被叫做马副官的人，约40岁年纪，黝黑的脸堂和过膝的皮靴一样黑。他盯着我问：“你是医官？”“是医生又怎么样？”我反问了一句。他没吱声，扭身走到几十米开外，来了一个骑马的人，他上前报告：“团座，那小子是个医官！我看带他回去吧！”马上的人用鼻子哼了一声，表示同意。那个副官回来对我说：“跟我走吧！”他见我只穿着短裤，从地上拣起一条毯子扔给我，我披上毯子，随他向敌团部走去。
这位马副官把我带进他的住房后，便改变了刚才冷峻的态度，和善地笑着让我吃饭。说真的，折腾了一个下午，我实在饿得不行，管他面临着的是凶还是吉，先吃饱肚子再说。饭后，马副官问我是哪里人，多大岁数，当了几年医官？我一一说了。接着，他问我愿不愿意留在他们部队干，我一口回绝了。他见我态度很坚决，笑了一笑，接着向我讲了他的一些情况。他说他家境贫寒，有些文化，就提拔他当了副官。他叹了口气说：“你们红军作战真勇敢，被俘后一个个都不怕死，我实在很佩服。据说你们要去打日本鬼子？如果我们消灭了你们，把日本鬼子打不败，对老百姓也不好，现在我官位小，没什么权，只能悄悄尽点心意，救你一下。你要相信我，先在这里委屈几天，待以后有了机会，再去你们的队伍吧！俗话说，留得青山在，还愁没柴烧吗？”
我见他言真意切，便点了点头。当天晚上，马副官找来一身军装，一把军号，一匹马，要我扮作他们的号兵，并嘱咐我：“部队即日就要起程回西宁，一路上要处处小心，时时在意，千万避开团座的眼睛，免得他一时性起，加害于你。”我暗暗记住马副官的话，在途中尽量避开敌团长。马副官又让传令兵和勤务兵在暗中掩护我，将我夹在他们中间走。这样，我就平安地到了西宁。
（二）
到了西宁以后，马步芳决定把被俘的红军集中起来，强制劳动，为这伙吸血鬼创造财富。这时马副官对我说：“小兄弟，我是没法留你了，你到了那里要好自为之，多多保重。你是医官，他们或许会让你到医院去，以后有空了我去看你。”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对马副官有了一定了解，临走前，我向这位同情革命、同情红军的老大哥深深鞠了一个躬。他急忙说：“兄弟，别如此，在外闯荡，谁也难免有个三灾四难，说不定将来我还要你搭救呢！”接着敌人就从我们中间挑了18岁到20来岁的青年3000多人，组成三个劳役队，编成一个营，调往民和享堂镇修路。在敌旅长马全义的管辖下，至1937年2月，这营完成了享堂公路桥东西两岸的土石方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