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歌者在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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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关于良心之断想

书名已告诉我们,这是内容关于良心的书。所谓良心,无非便指良好的心地。

与“心”结构而成的词颇多,然我尤对“心地”二字一向肃然。“心地”是特别中国化的词,较有文学意味。在民间,每说“心肠”。民间评论某人心地善良,道是“心肠软”。反之,曰“心肠歹毒”。

善与不善,归究于心,我们早已习惯这一古老逻辑;但是与肠扯到一起,细思忖之,似乎总觉勉强。

然民间话语,其恰当必有独到之处;一个“软”字,极贴切。“心一软”,无非指人性之恻隐耳。

地生百千万物,“心地”一词,表意宏大。善、美之物,由地生之。丑、恶之物,亦由地匿。大地的一种现象是,凡那美、善之物,往往存在于光天化日之下。即使活动隐蔽,也断不至出没于阴暗、潮湿、腐败、肮脏之隅。几乎只有丑恶之物才那样;如蛇、鼠、蚊、蟑螂、蛆、毒蘑及一切对生命有害的菌……

“心地”诚如大地;美善的与丑恶的两类心态并存。故古今中外之文化、宗教,发挥一切积极的影响作用,为使人类总体上是有良心的。人类有无良心,决定每一个活得像人还是像兽。有无良心的前提是有无良知。良知其实便是一些人作为人应该秉持的良好的道理、道德。于是,有良知者有良心,有良心者,“心地”充满阳光,美好似花园。这样的一个人,即使平凡,也是可敬的。即使贫穷,也有愉快。文化和宗教对人“心地”的积极影响,体现着人类对自身的关爱,也可以说是救赎。宗教之原罪思想并不是将原罪强加于人的思想,而是提醒人“心地”是需要清扫的。正如病理学家告诉我们;人体内天生潜伏着各种癌细胞,但只要我们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癌症的发作是可以被避免的。

中国的情况有些不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无论这一派或那一派,也都是关注良心问题的。甚至,将良心问题上升得很高,曰“天良”。对于恶人的最概括的指斥,便是“丧尽天良”。良知在古代,又被归纳为我们都知道的仁、义、礼、智、信。而这五个字,其实便是“厚德载物”之“德”的基本内容。

然而到了近代,一辈辈的中国人看分明了——天下只不过是皇家的天下;“德”在统治阶级那里,只不过成了“礼”的代词。而“礼”,又只不过是他们延续统治的一种术。他们对百姓,不讲仁,不讲义,也不讲信;而只讲“智”,企图以他们的“智”永远地愚民。于是良知被疑,本应成为社会共识的良心,反之变成某些不甘良心泯灭的人士的自我要求。当一个社会这样了,讲良心的声音似乎便是不合时宜的声音了,讲良心的人就孤独了。

“五四”运动,无非要达成两件事——一曰改革国体;二曰开启民智。前者为使国家成为公民的国家,后者为使社会重构起新一种“德”取向。然条件不成熟,志士流血,文人失望,事倍功半。

军阀割据,狼烟四起,“城头变换大王旗”。哀鸿遍野不是宣讲良心的时候,生存是第一位的。

至“九·一八”,日寇猖獗,国将不国,抗战遂成国人第一良心。勇者御敌,才不至于全中国人都沦为亡国奴。其它良心,不得不往后摆摆。故当时宣传抗日的学生,振臂高呼之语中每有这么一句——“有良心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们要……”

到了1949年以后,似乎终于可以讲讲良心问题。发展到后来也不能,为了巩固和维护阶级的专政,于是批判文化中的人性论,将人道主义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连人性也不许讲了,连人道主义也视为有害无益的主义了,那么“良知”、“良心”这一类词,便只有从中国人的词典中被剔除了……

“文革”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无须赘述。

八十年代,文化和文学,显然也又要重构社会的良知价值取向。然知识者们伤痕犹疼,心有余悸,战战兢兢,并未完成那一初衷。

九十年代中国迈入了商业的时代,于是大讲“优胜劣汰”,信奉起金钱万能,胜者通吃来。我认为,将商场规律泛化向全社会,实际上是“泛达尔文主义”至上,这才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现在,我面对的这一本书,开宗明义地讲良知问题,我觉得,无论讲得怎样,终究是有些必要的。故我愿为这样的一本书作序。

这书中举了一桩桩违背良知之事,有些事当初我便从报上读到过。然今日读来,心灵仍受冲击。

我在此讲两件有良知的事吧,算是对此书内容的补充:

许多人都知道的,费孝通先生是潘光旦先生的学生,费先生一向极为尊敬潘先生。“文革”期间,潘先生一家被逐出原址,居一小屋,摆不下床,全家铺席睡在水泥地上,潘先生由而关节病愈重,何况他自幼还残疾了一腿。那时费先生也早已成为“右派”,与潘先生为邻。他心痛他的老师,亲手为老师织毛袜子。某夜潘先生腹痛难忍,费先生家中又没有任何药,只得将老师拥抱怀中。而潘先生,就在学生的怀中咽了最后一口气……

费孝通先生,即使在疯狂的暴力盛行的年代,内心良知之烛不灭也。

傅雷先生夫妇不堪凌辱,双双吸煤气死后,无人认领的骨灰,三日后将被处理,也就是当垃圾扔掉。有位上海的江姓女士,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市民,然读过傅先生的书,心存敬意。是以前往火葬场,极力争取,要得傅雷夫妇的骨灰,冒险予以保藏。她因为同情傅雷夫妇的言论,自己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文革”结束,傅雷二子自国外归,从江女士处得父母骨灰,极欲给予物质报答。江女士坚拒之,最后仅答应接受一张傅聪专场音乐会的门票。甫一结束,悄然而去,从此遁出傅氏兄弟的视域。

良知几重?它像灵魂一样,无秤可称……

然而,若人世间全无了良知,那样的人世,又究竟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

我想,本书两位作者的意图,也正是要表达这么一种意思吧?

2009年6月2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