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陈安“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近则刀矛俱发，远则左右驰射”……名将薛仁贵则有“三箭定天山”的功绩。
军事武艺和民间武术有着很大差异，军事武艺是团体搏杀的技艺，民间武术是单打独斗的技术。
冷兵器时代的军事武艺到底是什么样子？只能从史书、兵书中去研究。从《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等古代武经中，可以了解到冷兵器时代的作战形式是士卒同进同退的集团行动。战争胜负靠的是将军的智谋、阵法的娴熟、给养的充足和战士的勇力，使用器械则是战争的主要手段。
春秋时，车战是战争的主要形式。一乘战车是一个战斗单位，车上有甲士，车下有步卒。远用弓箭，近用矛戈。作战的时候，双方把战车排列成阵势，然后进行厮杀。这种车阵一旦被冲乱或冲散，就很难重新排列起来继续作战，胜负往往由此决定。
战国时期，由于武器的进步，特别是发明了用扳机发射的机弩，可以在百步外射中密集的车阵，使战车无法发挥威力，因此便逐渐由车战改变为骑兵和步卒的野战。这个时期更加重视阵法、险阻、给养、士气、兵法等因素。《孙膑兵法》中列出十种战阵：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锥形阵、雁形阵、勾行阵、玄襄阵、火阵、水阵，各有各的用法，如方阵用来截击，圆阵用来坚守，锥形阵用来突破和切断敌阵。
两汉时期，西北一些游牧民族入侵中原，使骑兵野战的威力彰显。他们往往以强攻劲骑为开路先锋，纵横驰骋，势不可当，这也促使中原汉族地区的军队发生变化，重装骑兵开始成为军队的主力并往往主宰战争胜负。军事武艺则以骑射为主。此时涌现一批善骑射的名将，如飞将军李广、李陵、甘延寿、赵充国等。至隋唐，弓箭已是每个士兵必备的武器，并且经常进行骑射比赛。“凡伏远弩自能施张，纵矢三百步，四发而三中；擘张弩二百三十步，四发而二中；单弓弩百六十步，四发而二中，皆为及第。诸军皆近营为棚，士有便习者，教试之，及第者有赏”。不仅制度如此，在射箭技术与理论方面也取得成就。《新唐书·艺文志》就录有王琚《射经》、张守忠《射记》、任权《弓箭论》各一卷。
汉唐在重视骑射的同时，也强调兵器格斗的训练。主将除熟悉兵法之外，还必须弓马娴熟武艺高强。汉末关羽“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东晋陈安“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近则刀矛俱发，远则左右驰射”；唐初秦琼“每敌有骁将锐士震耀出入以夸众者，秦王辄命叔宝取之，跃马挺枪刺入万众中，莫不如志，以是颇自负”；尉迟敬德“善解避矟，每单骑入贼阵，贼矟攒刺，终不能伤，又能夺取贼矟，还以刺之”；精骑射的名将薛仁贵则有“三箭定天山”的功绩。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然而，武将个人的超凡武功，并不是夺取战争胜利的关键，仍是要靠两军集团行动，少则千百人，多则数万人，甚至更多。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卷第二》中李靖说：“凡摆阵立队，队与队间相距十步，后队距前队二十步，每隔一队安排一支冲锋队，以五十步为一节向前推进。号角一声，各队均就地站立，彼此间距不超过十步。到吹响第四声号角，各队荷枪跪坐。于是击鼓，全体将士三呼三击，向前推进三十至五十步，以应对敌人变化。骑兵从阵后出，也以推进五十步为一节。正兵在前奇兵在后，以观敌虚实。再击鼓，则变为奇兵在前，正兵列后，将敌诱出，乘敌之隙，攻其弱点。六花阵法大概如此。”这是唐时的作战形式。
宋朝时依然如此，只是野战更多了些。宋将岳飞在宗泽手下为将时，好野战，屡立奇功，宗泽大感惊奇，说：“尔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之计。”因受以阵图。说明岳飞好野战并不被宗泽看好，才想传他阵图。岳飞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于心。”也就是说“布阵后作战，是兵法的常规，要把它运用的巧妙，在于自己内心的体会。”岳飞是摆阵与野战并重，尤其重视设伏、奇袭、使诈、攻心，乃至离间、卧底等。金人攻常州时，“飞设伏牛头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营中扰之，金兵惊，自相攻击。”这是设伏。绍兴元年，岳飞与张浚同讨李成时“飞重铠跃马，潜出贼右，突其阵，所部从之。”这是奇袭。岳飞还重视以己之长攻敌之短。战李成时，飞“举鞭指王贵曰：尔以长枪步卒击其骑兵。指牛皋曰：尔以骑兵击其步卒。合战，马应枪而毙，后骑皆拥入江，步卒死者无数，成夜遁。”金兵组建一万五千“拐子马”攻宋，岳飞令步兵手持麻扎刀冲入敌阵，不要抬头仰视，只管砍马蹄，“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官军奋击，遂大败之。”这彰显出了野战的威力。
明朝时的战争已应用了火箭、火铳、火炮等火器，以及长弓、劲弩等远程兵器，但集团作战的形式仍没有改变。
明代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有这么一段描述：
“开大阵，对大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
可见，在明朝中末期，军事战争仍然是集团“一齐拥进”的作战形式。
戚继光曾创立车营，将车兵、步兵、骑兵组成协同作战的营阵。作战时，战车连成方阵，将步兵骑兵围在其中。又制造拒马器，用以阻挡敌人骑兵冲突。“寇至，火器先发，稍近则步军持拒马器排列而前，间以长枪、筤筅。寇奔，则骑军逐北。”这便是先用火器轰敌，再用步兵厮杀，后用骑兵追击的集团作战形式。戚继光还创造鸳鸯阵，最前是两名持长牌和团牌的军士，持狼筅的军士各跟一牌，防护持牌手。随后是长枪手两名，各管一牌一筅。再后是两名短兵手。战时，执牌在前，只管低头前进，筅枪随牌前进交锋。“筅以救牌，长枪救筅，短兵救长枪。”
集团作战时千百人乃至数万人一起行动，为了便于指挥，便于极大限度的发挥士兵的作用，搏杀技术要简单、实用，诸如砸打、刺戳、劈砍等单纯几式，练熟即可。在那个时代，战争的胜利是集团的胜利，士兵个人的武艺高低对胜负没有太大影响。因此军队中反对突出个人武技的民间武术，更是极力反对“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的花架子。因为两军对阵，“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一人回头、大众生疑，一人转移寸步，大众亦要夺心，焉能从容得或近或退？”何良臣在《阵记》中也说过：作战方式是“长短器械错杂阵头，一齐拥进，起手就戳便斫，虽转身回头尚不可得，岂容活泼动跳，做作进退，身势手法耶？”由此可见，在集团对垒的军阵中，跳跃往还的武术会多么碍事！
在戚继光的眼里，“跳跃往还”是花法。使长枪“单人用之，如圈串，是学手法；进退，是学步法、身法。除此，复有所谓单舞者，皆是花法，不可学也。”藤牌，“内有闪滚之类，亦是花法”。钩镰、叉钯“如转身跳打之类，皆是花法，不唯无益，且学熟误人第一”。
在军中，士卒在武技方面是要掌握简单速效的技术，如长枪，要柄颤手熟，分枪即进；大棍，要一打一戳，棍沉力猛；倭刀，要举落疾速；藤牌，要遮身严密活利。还有镋钯、狼筅等等。当然还要练习射箭，有的还要掌握火器，如鸟铳。
在军中，士卒更多的练习是练体能。要练负重、长跑、臂力、跨越障碍等。尤其要练胆气。戚继光认为，体丰伟而胆不充者，“缓疾之际，不能疾趋，反为肉累”；武艺精而胆不充者，“临阵怕死，手足仓促，至有倒执矢戈，当先众而走”；性伶俐而胆不充者，“未遇之先，爱择便宜，未阵之际，预思自全之路”；力气大而胆不充者，“临时足软眼花，呼之不闻，推之不动”。没有胆气，体伟岸、武艺高、性伶俐、本力大则都不可取。“艺高人胆大”，是武艺高给胆壮之人添分，而不是说懦弱胆小之人学会武艺就变得胆大了。
如果这人素来胆气豪壮，又生得魁伟力大兼性情伶俐，再具备娴熟武艺，才是锦上添花。
至于两军对阵，靠双方主将捉对厮杀决定战争胜负的战法，多见于小说，史书中并无详细战例，倒是多见身先士卒，冲坚陷阵的例子。
冷兵器时代的军事武艺重团体，重骑射，重兵器，重速效，重简单，重胆气，重勇力。整齐划一，齐进齐退，团队精神至上，容不得士兵个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