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晏子原来这样说
8024200000014

第14章 敛不反民,并非小事

“原典”

晏子曰:厚藉敛不以反民,弃财货而笑左右,傲细民之忧而崇左右之笑,则国亦无望已。

“古句新解”

晏子说:“征收很重的税却不反过来为人民办事,浪费财货而与身边的人取乐,无视小民百姓的忧愁,只重视身边左右的享乐欢笑,如此,国家真的没有希望了。”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人。父亲是个屡次落第的秀才。后严嵩完成父亲的心愿,在他25岁之年中了进士,先后被选为庶吉士以及被授为编修官职,正当他壮志满怀的时候,严嵩得了一场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在严嵩退官的10年,正是宦官刘瑾权倾天下之时。

及后刘瑾与其党羽被灭后,严嵩北上顺天,正式复官。在复官的十多年之中,严嵩先后任职于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深深理解到权力的重要。在此期间,他学会了口蜜腹剑、欺下媚上的“功夫”,又了解若要得到大权,必定要找个靠山。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严嵩还朝复官。明武宗驾崩后,明世宗继位。世宗沉迷于道教,整天都与道士们祈求长生不老,对政事漠不关心,朝中的大小事务都交给宠宦处理。当时的礼部尚书夏言得到世宗的宠信,又是严嵩的同乡,于是严嵩就抓紧这个机会,拼命巴结、讨好夏言,成为朝野上下的大红人。

有一次,严嵩在家中设宴,令下人去请夏言,可是夏言谢绝了严嵩的好意,于是严嵩跑到夏言家门前,撩起衣袍,跪在夏府前。夏言见他如此恭敬也不好意思再三拒绝,便到严嵩家中赴宴。

得到如此的机会,严嵩自然十分讨好夏言,在宴席上一边劝酒布菜,一边甜言蜜语,令夏言十分高兴。自此以后,严嵩成为了夏言的知己,并向多方推荐严嵩。有了夏言的引荐,严嵩自此步步高升,更得到在皇帝身边工作的官职。后来,严嵩了解到世宗喜欢被人奉承的心理,于是大展他惊人的逢迎功夫,深得世宗喜爱。

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严嵩奉命祭告显陵,归而极言祥瑞,明世宗大喜。几年内先后迁其为吏部右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任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严嵩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时值廷议重修宋史,遂留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词,取得宠信,加为太子太保。二十一年(1542),拜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仍掌礼部事。后解部事,专值西苑;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严嵩无他才略,唯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专擅国政近20年。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行贿者络绎不绝。戕害他人以成己私,并大力排除异己。

此间民不聊生,有语说“百姓骨肉相食,边卒冻馁”。而严嵩及其党羽,利用手中职权,大肆搜刮,强加赋税,中饱私囊。他利用营建皇城之际,巧取皇木为自己建宅院。他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后因一道士告其罪,而罢免抄家。后经统计,其财惊人:黄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九两,银二百零二万七千零九十两有余,玉杯盘等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两百余束。金银玳瑁等带有百二十余束,金银珠玉香环等三十余束,金银壶盘杯箸等二千八百四十余件。龙卵壶五,珍珠冠六十三。甲第六千六百余间。别宅五十七区。田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余万不可胜计……又寄贷银十八万八千余两。其总和竟然超过国家税收和国库所存。

明朝从此便衰落了。其实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掌权之人只顾自己享乐,置百姓生死于不顾,国不衰更待何。如果国家能有一批忠心为国,一心为民的人,那将是国之大幸,国家也就有希望了。

有一句掷地有声、铿锵有力、发人深省、余音绕梁近千年而不绝的话,这句话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称“宋朝第一人”。他从小出身贫苦,入仕从政后,十分关心民生疾苦。有一年,蝗灾、旱灾蔓延全国,淮南、京东等地灾情严重。当时,范仲淹就请求朝廷巡察赈济,朝廷却置之不理。他十分气愤,冒着丢官甚至杀身之祸质问皇帝宋仁宗:“宫中的人如果半天不吃饭,会怎样呢?江淮等地饥民遍野,怎能熟视无睹,不予救济?”皇上无言以对,便派他去安抚灾民。范仲淹每到一地,就开官仓赈济灾民,发官钱救济百姓,并带领群众生产自救。和百姓在一起的日子里,他看到饥饿的人们常常挖一种叫“乌味草”的野菜充饥,尝一尝,粗糙苦涩难以下咽。回京时,范仲淹特意带回“乌味草”,呈献给宋仁宗,请他传示六宫贵戚、朝廷上下,以劝诫他们勿忘百姓之疾苦。

范仲淹带回京城的不仅仅是几棵“乌味草”,个中蕴涵的是他对老百姓的一贯深情。范仲淹在邓州做官时,有一天与官员们登楼宴饮,刚想举杯,突然看见楼下有几个身穿孝服的人,正沮丧地在整理殡葬用具。他连忙放下酒杯,叫人去问,原来是一位穷书生新近病故,朋友们想把他葬在近郊,但一件陪葬物品也没有。范仲淹听罢潸然不语,食不甘味,当即下令撤掉酒席,拿出钱来,叫人好好安葬。罢宴、赠金,算不上造福民生的大功大德,但贵为一方之守的范仲淹,居然为一名穷书生的不幸而情动如此,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范仲淹无论官居何职、身处何地,心里却始终装着“全城人民”,舍弃的是“一家富贵”。在故乡苏州任知州时,曾有风水先生向他建议,卧龙街是一块宝地,街南头是龙头、街北头是龙尾,如果在这里修建住宅,子孙可世代为官荣耀千秋。这时,范仲淹却说:“我范家一家富贵,不如苏州的全城人民都富贵。”于是,他让出这块“宝地”,修学堂,创办州学,请名师宿儒前来讲课,一时间,苏州州学名冠东南,大批人才脱颖而出,为当地的教育发展作出了贡献。范仲淹晚年在杭州做官时,还用一生积蓄,在近郊购置一千亩良田作为“义田”,供贫困而贤惠的老百姓耕作,使他们“日有食、岁有衣”。

范仲淹不仅尽本分为人民办事,更把自己的俸禄也拿来为人民谋福利,比起那些只知厚敛赋税而又鱼肉百姓的人,其光辉日月可鉴。

当下国家税收政策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把征收来的税收用在各个方面来为人民谋福利,如兴建基础设施、健身设施、绿化环境、教育、医疗等等。而且在前些年还实施了免征农业税的政策。正因如此,我们的国家正蒸蒸日上地发展着,逐步立于世界强国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