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以及接踵而来的帝国主义掀起划分中国的狂潮，造成了新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而日本向西方学习卓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学习。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迅速传播开来，逐步形成变法维新的思潮，并于1898年发展成一场爱国救亡的变法维新运动。
维新变法中的保守与进步力量。在维新变法中，产生了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依靠光绪皇帝，主张自上而下地变法改良，主张改革君主专制制度，共同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而以慈禧为代表的守旧势力，掌握着清王朝的最高权力，他们中包括控制中央和地方军政实权的大贵族、大官僚以及因变法改革损害到切身利益而反对维新的大小衙门官员、绿营军官、旗人等，形成庞大的守旧阵营。他们手中握有政权、兵权、财权，富有政治经验，擅长权谋，强烈反对在中国进行任何变法改革。
代表着保守与进步两种力量的激烈交锋。维新变法运动是一场变法图存、更张法度、改变传统的运动，必然遭到依恋旧物、固守祖制的守旧分子的反对；维新变法的每一项主张、改革都会或多或少触动某些人的利益，必然会遭到在旧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当然会遭到以慈禧为首的后党的压制。随着维新变法运动进入高潮，新旧两派、保守与进步两种力量的斗争愈益激烈。在这场斗争中，新旧斗争和帝后党之争交织在一起，两派势同水火，各不相让，而两派斗争的焦点则是权力，实质上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否，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否。
戊戌变法的精神领袖是康有为，而政治上的权威（或旗帜）则是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应该说，在思想理论的准备和宣传上，都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为这个运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无论是“公车上书”也罢，建立学社也罢，以及后来的行走军机也罢，都主要是在发表言论、提供方案的理论和思想范围内行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当时，维新派的改良活动并没有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强烈的震撼，没有发生核的裂变。而维新派把重点则放在争取光绪皇帝及其周围的帝党官员的支持上，希望通过他们自上而下地实行变法主张。光绪皇帝面对着中国的内忧外患，力图变革、主战，他认识到不维新只有亡国，他支持变法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但是光绪皇帝生活在慈禧太后的淫威阴影之下，名义上是“九五之尊”，但实际上一生处于无权的地位，没有掌握武装力量。而维新志士们是手无寸铁的书生，没有任何的武装力量。他们既没有基地，又没有兵权、财力。他们轻视并脱离广大群众，连资产阶级商人也很少支持他们。当时著名的实业家张骞在维新失败后立即发表声明与此次维新运动无关系。维新思想家严复指出，当时维新派“与守旧党比，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少”。因此，代表着进步力量的维新派在变法运动中处于劣势，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维新改革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其锋芒所向，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及其腐朽势力，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抵制和反对是必然的。19世纪末，中国的顽固派仍主张“治国之道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慈禧太后斥责光绪皇帝的变法为“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维新派推出光绪，开明官员拥戴光绪，于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势力就极力削弱光绪的力量，凡支持光绪的均遭贬斥。慈禧太后将一切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势力和集团都集合在她的旗帜之下。因此，当守旧势力反扑时，维新势力顷刻瓦解，或流亡国外，或喋血京城，或解职永不录用。百日维新就如昙花一现。
戊戌维新变法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竟然失败得这么快，这不但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也暴露出清朝统治集团的凶残与顽固。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
（李正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