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位总统的身世像黎元洪那样令人疑窦丛生，甚至令人真假难辨。黎元洪是20世纪初闻名中外的一位风云人物。在清朝末年，他当过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1911年武昌首义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总揽湖北军政大权两年多。随后，他又三次被推举为副总统、两度出任大总统。黎元洪是辛亥革命中一个复杂的人物，从武昌首义身不由己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到孙中山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时止，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他是一个重要角色。如果说孙中山是英雄造时势的话，那么黎元洪则是时势造英雄。正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时势以及民国初期政坛诡谲多变的时势，将黎元洪推上历史舞台，成为首义都督、民国总统。此一结局，绝非黎元洪本人事先之人生设计。黎元洪就是这样在不可意料、缺乏思想准备的境遇中，走上政坛顶峰的。
武昌首义成功后，由谁出面主持刚刚建立的湖北军政府成了摆在革命党人面前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按理说，应该推选一个有才干、孚众望的革命中坚人物出来担任新政权的首领，以便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却拉出一个与革命毫无渊源，且一直视革命为大敌的旧军官黎元洪来作为军政府的都督。关于此事之巅末，外间传说不一，至今几成疑案。特别是关于革命党人把他从床下拖出来推上都督宝座的故事，一直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黎元洪因此而有了“床下都督”的雅号。但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辛亥首义时，群龙无首，他由清军将领摇身一变成为民国军政府都督，对革命自然产生过不少消极影响；而在当时，由于他很得士兵爱戴，他的出山，对于稳定革命局势，争取广大群众倒向革命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他掌握湖北军政大权期间，曾为稳定他在湖北的统治，杀害过不少革命党人，这是他的罪过；在反袁的“二次革命”中，他站在袁世凯一边，充当袁氏的帮凶，这也是不容讳言的。但是，他廉洁自持，曾经对湖北乃至全国的革命起过一些积极的作用，还是应该肯定的。后来，袁世凯帝制自为，封黎为“武义亲王”，他为维持共和体制，宁死不受，表现了可贵的气节。他出任总统期间，对革命党人比较尊重，也想联络革命党人，力图做一些有益于共和、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只是北洋军阀势力掌控着实权，处处对他进行牵制，致使他难以有所作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以往的史著集中注意他上台后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把他当作封建旧势力的代表而加以揭露和批判。诚然，黎元洪是有其阶级属性的，他不是革命党，对革命本是不赞成的。但是，在急剧变化的历史转折时刻，受时局的感召，有些旧人物思想感情发生转变，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被卷入革命的洪流，这在中外历史上是不乏先例的。黎元洪的转变就是其中的一例。
纵观黎元洪之一生，其间有于国有功者，也有功大于过者，亦也有功过相偿者，还有过失难辞者。应进行细心的理性评价，而不能以论辩取代事实。黎元洪出山为首义都督是其一生中关键之史事。论者常认为其首义前还杀过革命党人，但此事系传闻，无确证。历来文坛上常将黎讥为“床下都督”，更缺乏佐证。事实上，在1911年10月10日晚首义枪声大作时，身为新军协统之黎元洪并没有奔赴军营，指挥部下反抗革命军，而是避处于黄土坡僚属家中静以待之。相反，湖北新军另一统军人物张彪却在第八镇司令部组织士兵进行顽抗。此时此刻确乎为关键时刻，黎元洪与张彪的态度迥然有别。当时，作为湖北新军第二号人物的黎元洪居然在起义大火燃起时不挺身而出，而作壁上观，可见其不想与革命军为敌。正因为黎的这种态度，才有可能被起义军请到咨议局大楼开会，并被拥立为湖北都督。
作为两任民国总统，黎元洪可圈可点的史实很多。当时他受制于北洋军阀，也曾想有所作为，乃至一度谋南下，与孙中山的护法运动相呼应或参与，但毕竟由于势单力薄，也不具有孙中山再造共和的意志，因而，黎氏不能与进步潮流同行。但黎氏居京期间，最为重要的政治姿态是，当袁世凯帝制自为时，黎氏坚决予以拒绝、反对。
作为政治家，他出任首义都督，为号召天下，震慑清廷，使辛亥革命一举成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武汉首倡的“军民分治”，开创了民国党政分开、军政分开的先河；他率先实行的“省长制”、他二度当国时提出的“废督裁兵”等依法治国主张，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的帝制，断然起用自己的政敌段祺瑞镇压张勋复辟，将载入史册。但黎元洪也曾上过袁世凯的“贼船”、充当“黎屠夫”，犯过不可饶恕的错误，最终以悲剧告别政坛。
（邱秀华杨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