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读主义是五四时期对青年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是当时传入中国的各种“新思想”与五四时期的政治形势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五四时期的一代学人，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等师长，还是罗家伦、傅斯年等青年学子；也无论是后来信奉国家主义的曾琦、李璜；还是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等，一度都曾深受其影响。他们不仅竭力宣传提倡这种思潮，而且还努力将其付诸实践。工读主义思潮的兴盛与衰落，生动体现了五四青年追求真理、改造社会的探索历程，至今能给人们以许多启示。
工读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得力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积极宣传。早在1915年夏，从事旅法华工教育的李石曾，组织起“勤工俭学会”，提出要“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李石曾等认为，它既适用于华工教育，又能解决青年学生的求学费用，是普及教育的捷径，故竭力提倡。
工读主义也很符合当时知识青年们的心理。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他们追求独立人格，赞美自我奋斗，向往西方文明，特别渴望亲自去西方文明的昌盛地法国考察和学习。而“以工助读”的办法，恰恰是他们实践自己理想，摆脱那种“父兄养子弟，子弟靠父兄”式的“寄生生活”，达到“自立”目的的最佳选择。于是，工读主义得以迅速风行。但早期工读主义的内容，还只是囿于“以工助读”的谋生手段。五四运动后，绝大多数的青年开始将改造社会的伟大抱负同工读主义联系起来，赋予工读主义以崭新的内容。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广大青年，政治觉悟有了极大的提高，迸发出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
工读主义之所以在整个五四时期都备受青年们推崇，从根本上讲是基于对劳动阶级力量的新认识。当然也不能忽略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的影响。在改造社会和劳工神圣的呼声中，先进的知识青年广泛地借鉴和糅合了当时传入中国的各种思潮和学说，提出了一个以“工读结合”为手段，以互助论为基本精神，以“共产主义新村”为外壳，以改造社会为目的的完整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反映了五四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中国现状的强烈不满和对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的热切向往；表达了他们对劳动阶级的无限敬仰和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坚定决心，是“五四青年”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一次勇敢尝试。
1919年底，蔡元培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王光祈等发起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该团本着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以求达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蔡元培先生对此抱有很大希望。他认为，“要是本着这个宗旨推行起来，不但中国青年求学问题有法解决，就是全中国最重大问题，全世界最重大问题，也不难解决。”继北京工读互助团之后，各地的类似组织大量涌现。工读主义迅速由思潮付诸实践，并达到高潮，但实际结果却令人失望。
工读互助团的试验活动开张不久，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就日益尖锐地暴露出来。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为例，该组主要由北京大学的学生组成，共十三人，预筹开办费五百余元。组员从事的工作有放电影、洗衣、印刷、食堂等。开办后首先遇到的是经济上的困难。一个多月，折合起来，入不敷出，渐渐地经济拮据，难以支撑。其次是团员的思想分歧和感情不和。团员们经常在一起争辩一些问题，因为讨论共产问题，主张不合，团员们的感情渐渐有了隔阂，团体精神涣散，并最终解散。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失败，成为工读主义思潮破产的重要标志。此后不久，其他的工读主义组织也因类似问题而相继解散。
工读主义如一阵飓风，骤来骤去。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忽略了对劳动群众的发动工作，害怕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反而把“工读结合”视为万能，幻想通过和平的说教和示范来感化人们，实现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所以，这一理论实质上是空想社会主义，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实上，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给他们指明实现其理想的正确道路。不过，对于刚开始接触“社会主义”这一新名词的五四青年来说，不通过亲身实践，是很难分清什么是“空想”，什么是“科学”的。
尽管工读主义思潮很快就破灭了，但它还是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上印下了深深的足迹，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首先，使“问题与主义”之争得到最后的揭晓。五四运动后发生的“问题与主义”大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第一次大论战。论战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改造社会，即是要改良，还是要革命？这场论战牵动了一切关心中国向何处去的爱国青年的心。虽然在论战中擂主李大钊理直气壮，言辞犀利，而对阵的胡适含糊其辞，无以对答，胜负之势已明，但是，对于正在竭力破除一切权威和武断盲从的五四青年来说，他们更注重实践的检验，而工读互助团的破产，则验证了李大钊关于改良主义行不通，必须根本解决的论断。这样，一大批爱国青年彻底地同改良主义划清了界限，树立起从根本上谋求社会的全面改造的思想。这为他们接受科学社会主义，选择正确的革命道路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破裂。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也是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彻底分裂的标志。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例，有的转而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有的信奉起“国家主义”，还有一批人则沉醉于超阶级的“纯学理”研究之中。这种分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一大批青年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大大地提高了团体的战斗力和纯洁性，同时也直接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最后，促使一大批青年彻底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真正准确地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工读主义破产之后，青年们不再把无产阶级当作一个值得同情的阶级来赞颂，而是将他们视为赖以谋社会改造“根本解决”的主力军。于是，他们开始深入到工人中去，创办刊物、夜校，组织工会，启发工人觉悟，架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之间的桥梁。
工读主义在中国，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影响却是深远的。它开启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先河，使革命的先锋与主力军汇成中国革命不可抵挡的洪流。它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一片浪花，既透射出太阳的光辉，又映照出彩虹的花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