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叶的中国是一个充满急风暴雨的年代，先进的中国人高举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向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旧思想、旧观念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形成一场新旧思潮的大激战。许多在黑暗环境中极度苦闷的青年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反复比较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各种主义和学说，思考中国的现实出路。在比较和思考中，多数知识分子先后投奔到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这是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几年内就为一大批知识青年所接受，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这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关于这一问题，已有众多历史学家进行过探讨，中国历史学家的论著最多，其观点大同小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他们看来，乃是不断克服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并最终取得胜利的结果。在这些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转变”模式，即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至于那些后来背离或退出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其原因被认为是这种转变不彻底。
80年代后期，一些中国历史学家受到西方中国史家的影响，开始提出不同解释，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李泽厚的“启蒙―救亡”模式。新文化运动被看成是引进西方思想及其价值的启蒙运动，而当时的救亡危局造成了民族主义的勃兴，从而启蒙被压倒。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适应于解困这种民族主义危局之需要的意识形态而被广泛接受。李泽厚还极为简略地提到了无政府主义在其中的作用，并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战胜无政府主义，乃是因为前者有一套切实可行的策略与方法。
近代中国人民面对发展存亡问题，一直在进行艰难的探索，各个阶级依据自身不同的成熟程度而先后做出了不同的反应。至于选择怎样的道路来实现改造中国的理想，不是人们的主观意愿所能决定的，它是不能脱离客观形势的全局、矛盾的焦点和当时把历史推向前进的关键所在的。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不断经受挫折后所做出的深思熟虑的选择，因为近代中国人民在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时，除马克思主义和新民主主义这个最为主要的发展模式外，还尝试了其他三种模式，然而事实证明，它们都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
首先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它们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形态。由于没有私人资本发展作为基础，近代中国的国家资本始终在限制、利用、打击、吞并私人资本，通过将社会生产力控制在手中以达到维护他们封建半封建统治地位的目的。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要来自依靠发行公债和银行垫款的政府财政拨款，而这些负担最终都会通过税收和通货膨胀转嫁到人民身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发展到了畸形膨胀的地步，其结果是使普通的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其次是位于中上层的民族资本主义，它的基础是地主、官僚、旧式商人和一些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些人始终希望通过统治阶级自身的改革使政权资产阶级化，支持民族资本的发展。他们在土地制度上主张不触动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维护和依赖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对外态度上，虽反对帝国主义却并不坚决，因为天然的“软骨性”和先天不足，在资本积累和开拓市场方面都必须依赖外国资本，曲折地突破封建制度、军阀统治和自然经济的制约。这样的态度既难以在政治上赢得广泛的支持，在经济上也会使国内市场狭小，两极分化严重，影响其力量的壮大。
最后是以资产阶级中下层和农民阶级为基础的，实际上是由孙中山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的主张常被概括为“三民主义”，即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节制私人资本，平均地权。可以看出这种模式是以上几种中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由于还存在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不切实际的空想因素，使它难有推广实行的机会。
那么马克思主义能否很好地改造中国呢？
1914～1918年正是辛亥革命胜利不久，中国人民热切地渴望全面学习西方的时候。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它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生产力缺乏，民生困窘，原来在中国人心目中近乎完美的资本主义制度顿时失去了原来耀眼的光辉，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质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行性。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社会主义”，一种似乎更为科学的政治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并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彷徨的不断探索着的中国人当然有理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实验。
而马克思主义恰恰在现实方面体现出了巨大的对中国具体国情的针对性。马克思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彻底“砸烂这个旧世界”的精神始终贯穿于三个理论组成部分。封建压迫，列强侵略，面对奄奄一息的中国，任何看似四平八稳的药方都不能起死回生，只有痛下虎狼之药，以死求生才有一线生机。义无反顾地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势力连根拔起，这种推倒一切的勇气和力量是其他阶级观念所不具备的。此外，任何阶级都要求有理论为本阶级服务，马克思主义正是日渐壮大成熟的无产阶级期盼已久的代言人，正遭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双重压迫的无产阶级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而无产的特性又使得他们的革命性最为坚定。这里不能不提到“五四运动”，正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席卷全国的爱国运动，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民众的力量，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开始真正登上政治舞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