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调整了国民党内部的统治关系，逐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年间，蒋介石调集重兵接踵而至地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红军在前四次反“围剿”与第五次反“围剿”中，在军事指导思想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战略战术，从而出现了不同的结果。
1930年上半年，中国工农红军利用蒋与冯、阎、桂之间爆发中原大战的有利时机发展到10万人，红色政权也不断扩大。10月，蒋介石调集7个师约10万人的兵力，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总指挥，采用“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约4万人，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依靠根据地的优越条件反攻歼敌。12月27日，红军以1个团钳制东面源头、洛口、头陂等地之敌，以小部兵力钳制西面进攻约溪之敌，主力于30日分路向龙冈之敌发起猛攻，昼夜激战，俘国民党总指挥张辉瓒以下9000人。之后，在东韶地区又将国民党第五十师歼灭一半。至此，中央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喜悦之余，毛泽东于1931年春写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革命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溢于言表。
1931年2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18个师、3个旅、3个航空队共20万人，任命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采取“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方针，从东、北、西三个方向，组织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以少数兵力在苏区北部边缘配合地方武装监视国民党军，主力于3月下旬，由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南移至宁都、石城、瑞金地区，加紧进行反“围剿”的各项准备。苏区各级党和政府组织、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坚壁清野和支援红军作战。4月1日，国民党军分4路开始进攻。此间，中共苏区中央局对反“围剿”的方针和红军作战方向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毛泽东坚决主张继续采取诱敌深入方针，把敌人引到苏区内，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粉碎敌之“围剿”。最后，中共苏区中央局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采取“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并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红军主力甩开西、北方的敌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东横扫，取得白云山、白沙、中村和广昌战斗四战四捷的战果。广昌战斗一结束，红一方面军就迅速地向建宁西、北地区集结，于1931年5月31日拂晓，从西、北、南三个方向成弧形态势逼近建宁城。建宁城的守兵是国民党五十六师（归第六军指挥，总指挥是朱绍良），师长刘和鼎。敌人凭借着险要的地形和精良的武器，与红军对抗。建宁战斗只用了十多个小时，共击溃敌军4个团。此役红一方面军由东固、富田向东转战，横扫300多里，五战五捷，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之后，红军乘胜转入进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并占领赣东、闽西广大地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在建宁兴奋地填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借以表达反“围剿”胜利的喜悦心情。
1931年5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又很快于6月组织3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围剿”。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赶赴南昌指挥，并请德、日、英军事顾问参与战事筹划。国民党军队采取三路合击：中路由南昌、右路由吉安、左路由南丰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想靠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实行“围剿”。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闽赣地区开展群众工作，进行再次反“围剿”准备。在判明国民党军即将发动第三次“围剿”的企图后，红军第一方面军3万人在毛泽东指挥下，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避敌主力，以一部分兵力将敌人主力部队7个师向兴国以西和西北地区吸引，集中湘赣苏区活动的红军与红一方面军实行反攻，以打破“围剿”，同时以运动防御和游击战迟滞敌军前进。敌军很快形成集结之势，形势对红军极为不利。据此，毛泽东、朱德决定：会集的军队协同地方武装积极行动，牵引敌军，确保主力军向东突进，实行中间突破，于运动中予以敌军各个歼灭。依照此项决策，我军取得莲塘、良村、黄陂战斗的胜利，使红军从被动中夺得了主动。莲塘、良村战斗后，敌军以密集大包围态势接近红军集中地――君埠以东地区。我军利用佯攻乐安牵制敌军，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回到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整，并同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会合。红12军主力则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掩护了红一方面军主力的西移和休整。8月底，敌军再次西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毛泽东、朱德为进一步调动和疲惫国民党军，于9月初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西移，隐蔽待机。此时，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来回奔波已达两月，士气急剧下降。与国民党军情况相反，红军三战三捷之后，又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士气更加旺盛。战场上国民党军被动、红军主动的形势更为明显。此间，广东、广西两省军阀向湖南衡阳进兵，对蒋介石造成了很大威胁，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下令结束“围剿”，敌我态势明朗，红军乘胜痛击敌军。战至9月15日，国民党残余军队纷纷撤退。此役共歼敌7个师，17个团，俘1.5万余人，缴枪2万支。至此，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1932年12月，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近40万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1933年1月底，蒋介石到南昌亲自兼任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司令指挥这次“围剿”。国民党军分中、左、右3路，决定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歼灭于黎川、建宁地区。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又进行了赣州、漳州、水口、乐（安）宜（黄）、建（宁）黎（川）泰（宁）和金资等六次进攻战役，根据地更加巩固和扩大，红一方面军发展到3个军团、4个军，总兵力约7万人。2月上旬，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下，主力活动于黎川地区。当时，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在国民党军“围剿”部署尚未就绪时，实行进攻作战，击溃国民党军，并拒绝周恩来以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正确意见，强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丰城，战至次日晨，未能突破防御。红一方面军在总司令朱德和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的指挥下，以一部兵力将敌第二、第三两纵队向黎川方向吸引，主力秘密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于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吴村地区隐蔽待机。2月26日，敌第一纵队的3个师分由乐安、宜黄向广昌前进。红军先以地方武装不断袭扰和迷惑敌人，当敌右翼第五十二、第五十九两师进至宜黄县南部的黄陂、大龙坪地区时，红军于27日拂晓突然发起猛攻，经两天激战，将其全部歼灭。敌军遭此打击后，将其“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于3月15日以6个师分成两个梯队由宜黄地区出发，经东陂、甘竹直扑广昌，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红军放过敌人先头4个师，于21日晨向进至草台岗、东陂地区的为敌军殿后的两个师发起攻击。激战一日，歼敌第十一师大部和第九师一部，中路军余敌仓皇撤退。在中路军向中央苏区进攻期间，左、右两路军仅在各驻区进行了“清剿”。此役，红一方面军抵制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攻战略，继续实行诱敌深入方针，取得黄陂、草台岗两仗的胜利，共歼国民党军近3个师，俘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创造了红军战史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至此，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基本上被粉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