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3年初，华北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华北，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顽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1933年5月，他亲自调动国民党军队100万人，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人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在苏区，毛泽东正确的行之有效的军事路线被排挤，而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为代表的极端错误军事路线则在中央占据了完全的支配地位。同时，这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路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同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直接掌握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权。在国民党军“围剿”前夕，未及时有效地组织苏区军民进行反“围剿”准备。1934年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是这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人实行“左”倾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这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这种完全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进攻路线的错误主要表现在：首先，反对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博古、李德等人无视敌强我弱的现实，照搬外国经验，反对人民战争，主张纯粹依靠主力兵团的所谓“正规”战争。
黎川战斗中，红军防守兵力薄弱，毛泽东认为应放弃黎川，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要部队死守黎川，不能丧失苏区的一寸土地，命令红军主力在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寻战近两个月，结果不但未能收复黎川，反而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其次，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主张实行“左”倾关门主义。正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联合李济深等国民党内反蒋力量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国民党政府决裂。“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拒绝了毛泽东向敌人后方进攻的建议，并坚持“福建人民政府”不是革命的而拒绝支援19路军。他们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攻打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使红军再次陷于困境。第三，主张实行阵地战，反对运动战。运动战是根据地红军的特长，但博古、李德等人主张打阵地战，在战斗连连失利时，又由进攻中的军事冒险主义陷入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李德提出的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理论，限制了红军的机动性，使得红军不能积极、主动地调动敌人，而只能守株待兔式地等敌人出碉堡而实行“短促突击”。在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毙伤俘敌2000余人，自身却伤亡5000余人，约占参战人数的五分之一。第四，不能适时进行战略转移，而是继续同强敌拼消耗。广昌保卫战失败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虽然讨论过战略转移问题，但由于意见不一，尤其是共产国际模棱两可的表态，致使军委优柔寡断，未能果敢决策，而是继续坚持在内线寻求打退敌人的“围剿”。结果，红军奉命展开分兵作战、全线防御，最后为敌所制，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境地。最后，仓促决定战略转移，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在中央苏区难以继续支撑红军抗敌的情况下，“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被迫放弃在苏区内抵御敌人的原计划，决定于1934年10月底或11月初，沿红6军团前进的路线实行战略转移，准备到湘西北与红3军和红6军团会合，之后从外部实行反攻、恢复中央苏区。然而，在敌人于9月底向苏区中心区发起总攻时，他们既没有胆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长驱直入的间隙让红军进行休整和补充，也没有采纳毛泽东让红军主力牵制敌军至湖南的建议，而是被敌人的气势吓倒，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于1934年10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既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和进行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
此次反“围剿”持续一年之久，中央苏区军民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但由于临时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
经过两年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甘肃静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旋即在山城堡打了红军长征中的最后一仗，消灭胡宗南部一个师，长征胜利结束。长征的胜利，是在彻底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正确路线领导的环境下取得的；也是在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及其分裂阴谋作坚决斗争，并坚持了毛泽东正确主张的条件下取得的。红军长征的胜利，实现了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宣传了党的主张，播撒了革命火种，锻造了革命力量，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谱写了我们党、军队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壮丽篇章。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丰碑。“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整整两年中，红军长征转战14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的万里长征，早已作为举世罕见的人间奇迹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永垂史册。凝集着一代中华优秀儿女崇高情操的长征精神，也将不断注入我们民族的当今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