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九一八”事变后至“七七”抗战前夕，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奉行的一项反动政策，反映了代表“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急剧变动时期对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基本认识。蒋介石强调“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不能御外侮”，因此“安内”是首要工作，“攘外”是最终目的。那么蒋介石的“安内”有哪些内容呢？首先是对付共产党；其次是驯服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削弱各地方实力派。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蓄谋已久的大陆政策，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面对汹涌而来的民族危机和国内复杂的阶级矛盾，蒋介石于1931年7月23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首次提出了“安内攘外”的思想，其中心内容即在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侵略的形势下，“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主义”，致使东北三省在四个月内即告沦陷。1932年1月28日“淞沪事变”爆发，为了集中力量进攻红军、消灭共产党，蒋介石匆匆结束了淞沪抗战，并正式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此后，这项反动政策便成为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表明，他始终以为真正的威胁在内而不在外。他以“安内”为中心任务，“攘外”仅是其用以应付当时危局的口号和掩盖其“安内”图谋的一个幌子。蒋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政策，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他仍然以共产党为“心腹大患”，坚持其一贯的“剿共”、“反共”政策。他在各种场合反复说明，其第一个责任“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责任才是“抗日来攘外”，声称“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其次，他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不成问题”的“皮肤小病”，对此仅略作应付。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对日本的威胁虽然在逐渐加深认识，如“热河事变”前夕，蒋开始认为日本“处心积虑，乃企图亡我整个中华民族”（“蒋介石日记”1932年12月9日），但其反共的本性又掩盖和模糊了这种认识，因此他仍然叫嚷“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不到时期，决不放弃基本之谋，以顾其他”。（“蒋介石日记”1932年12月9日）
蒋介石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策略，反映了其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的本质。
首先，从阶级性上看，蒋介石维护的是极少数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是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在他看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他的危害小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的威胁是第一位的，日本侵略者的威胁是第二位的，“国家的大患，不在倭寇而在江西的土匪”，“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亦不可得”。由此可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是由其阶级性、由其代表的阶级利益决定的。
其次，从思想上看，蒋介石深受封建君主专制思想的影响。尽管蒋介石曾经追随孙中山搞过民主、共和，但其内心深处却是拥护封建专制主义，他建立的政权是封建式的蒋家王朝，他对中国20多年的统治是封建专制统治，他的所作所为无不带有封建专制的遗风。在这种封建专制思想的驱使下，他绝对不允许他的“臣民”“犯上作乱”。他宁可把民族利益出卖给日本侵略者，也不允许中国人民对他有丝毫的反抗。所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在一定意义上是其封建专制思想作怪的表现。
第三，从个人经历上看，蒋介石多次到过日本，特别是青年时期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对日本的“武士道”、“大和魂”精神特别崇拜，具有很强的“亲日”倾向。他说：“我从前向慕日本的传统精神，亦爱日本的民族性，日本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1927年蒋介石下野到日本后，与他的老师长冈外史见面时，还写了“不负师教”四个字。就此而言，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也与他的个人经历、浓厚的“亲日”倾向密切相关。
但是在民族存亡危急的形势下，全国各阶层人民普遍的愿望是团结抗日，停止国民党的“剿共”政策，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策略实际上是先全力扩大内战，扩大国内的分裂和对立，这样“攘外”就必然成为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所以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出笼，就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在其执行过程中，它受到以下三个因素的制约和牵制，昭示了其必然破产的命运。
首先，蒋介石的“剿共”受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的英勇抗击，屡遭败绩。《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蒋介石调集63万兵力对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但这次“围剿”在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反击下，也没能逃脱失败的结局。《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又积极组织第五次“围剿”。仅仅由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造成红军未能打破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才使党和红军一时处于危急状态，但这并不等于蒋介石“剿共”胜利。
其次，“攘外必先安内”受到日益高涨的全国各个阶层抗日救亡运动的强大压力。工农大众强烈反对国民党的这一反动政策。1933年1月，南京、北平、天津的工人和华北的铁路工人分别举行集会，要求抗日；2月，上海总工会发表《告全国工友书》，要求加紧抗日，同时各地学生纷纷发出通电、宣言，要求调集全国军队，抵抗日寇侵略。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公报》公开呼吁：“为民族生存计，为中山主义计，政府必须抱与民更始之决心，另辟和平解决赤祸之路”。王造时写了《安内必先攘外》一文，指出：“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一些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也不满蒋的内战政策，积极组织抗日，如冯玉祥等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一些国民党爱国官兵不愿执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如1931年12月，董振堂、赵博生率领1万余名国民党官兵举行宁都起义，加入红军；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率领十九路军于1933年11月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这些都表明，“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是不得人心的。
第三，“攘外必先安内”直接导致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国民党南京政府在“九一八”后的对日妥协政策不仅没有阻止日本人的侵略，相反更加助长了其侵略野心。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狂妄的声明，明确表示日本是中国的保护国，日本要排挤美英等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实行对中国的独占。这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对日政策所必然造成的后果。但这并没有引起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重视，相反，对日妥协还在继续。“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便利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蒋介石继续奉行对内用兵、对外妥协的反动方针，终于导致了“华北事变”。这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从而导致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日蒋之间的矛盾也变得不可调和。失去华北，则使国民党南京政府北方的屏障尽失，直接威胁到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也将使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政治、经济利益遭受重大的损失。
从上述分析来看，蒋介石“安内攘外”的政策有其演变破产的过程。蒋介石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逆历史潮流而动，错误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结果导致日本侵略的不断深入和国土的大片沦丧。所幸的是，蒋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客观形势的推逼下，能不断改变其“安内攘外”的内涵，并最终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此种转变对蒋来说，不失为明智之举；对遭受磨难的中华民族来说，乃为不幸中之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