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历史上，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操控中国的经济命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措施，鼓励外商来华投资，投资者数量和投资数额不断增长。那么，前者和后者的区别是什么？
第一，发生的背景不同。近代外国对华资本输出，是在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更加激烈的背景下进行的。中英《南京条约》便开始了外国大量商品并伴有少量资本对华输出的时代。1895年中国被迫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开了允许外国资本家在中国设厂的先例。从此，帝国主义各国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华资本输出。帝国主义各国对华投资总额，1902年为15亿多美元，1914年增到22亿多美元，1930年进一步猛增到35亿美元左右。
当今外商对华投资的时代背景迥然不同于近代。当今世界各国都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发展经济。人类社会愈向前发展，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就愈加融为一体，全球经济一体化已成趋势。促进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诸如资金、技术、管理、市场和生产结构等，都需要有一个全世界范围的合理配置和合理流动。市场经济的国际化发展要求中国加大开放力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发展之中。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以独立的主权国的地位，在互惠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平等交往、友好合作和共同发展。我们今天所吸引的外资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的背景下进行的，是在不附加任何苛刻的政治条件的背景下进行的，主动权完全在我方。
第二，两者目的不同。近代外国对华资本输出的目的，是通过输出“过剩的资本”，直接利用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良好的销售市场，获取超高额利润，并控制中国财政经济命脉，进而全面控制统治中国，达到奴役、殖民的政治目的，是不折不扣的经济侵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因此，它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因而近代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投资是异常活跃的。
当今外商对华投资，虽然也是为了利用中国的资源、劳动力以及市场来获取高额利润，但是，外商对华投资所能达到的目的可以说是仅此而已。邓小平同志指出：“‘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我们今天吸引外资，是以外资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有益补充，用其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式，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第三，资本比重及来源不同。近代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数额惊人，比重很大。就工业而论，1936年外国在华资本有19亿5千万美元，约占中国工业当年投资的70%，而中国资本仅有7亿零5百万美元，还占不到30%。到抗战前夕，中国全部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中外国资本大约占70%，中国资本占不到30%。帝国主义投资控制了旧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处于垄断的、主导的支配地位。而且外国对华输出的资本，主要不是直接来自于各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来源于对中国本土的掠夺，即通过罪恶的鸦片贸易、强加战争赔款以及公开的、直接的侵吞掠夺手段，从中国取得巨额财富，然后再将其投资于中国，转化为重新盘剥中国的投资资本。
当今外商对华投资，是在我国法律制约之下进行的。今天的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尊重主权、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的。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已经建立了具有相当规模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我国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外资不能属于主导地位和控制中国国民经济命脉，也不会改变国家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另外，我国引进的外资，尽管其来源千差万别，但它却是以货币和实物等形态，直接从国外流入我国的，它绝非是中国国内财富的转化形式，不是来源于对中国本土的掠夺。
第四，投资的内容和范围不同。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各国完全可以根据需要和利益来确定投资项目和选择投资地区。就投资项目来说，主要集中于能控制中国国民经济命脉、操纵国计民生和掠夺中国资源的支柱性产业方面；就投资地区而言，则绝大多数外资集中于中国资源最丰富、交通最方便、经济最发达、政治和军事地位最重要的地区。如在通商口岸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投资，在铁路沿线和其特权区域的投资等。外国资本投资的项目和地区的集中，造成了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工业结构和布局极不合理，对外依赖性强，经济不能协调发展，大城市畸形发展，城乡严重对立。
当今外商对华投资，是在平等、友好的国际关系中进行的。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是否引进外资，以及在什么地区、什么部门使用外资，目的在于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装备，补充我国建设资金不足，使外资根据中国的需要流动，朝着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的短期和长远目标发挥作用。总之，一切都纳入到国家发展和管理之中。这些外资必将有利于改善和加强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五，两者性质不同。近代外国对华资本输出，以不平等条约为前提，以中国政治经济主权的受损为代价，因而完全是一种特权性质的投资，带有极强烈的超经济色彩，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侵略行径。19世纪末法、俄、英、德的借款合同使中国的关、盐两税主权和海关行政主权丧失殆尽。帝国主义“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至于国民党政府向美国举借外债，则更是直接把中国的重要主权拱手相送。蒋介石政府从大陆败退之前，中国的经商、设厂、开矿、金融、航运、科研、教育、宗教、购买动产与不动产等种种特权，都毫无保留地让给了美国。
当今，绝不容许任何外国资本以种种借口损害中国主权，进行超经济掠夺。实践证明，引进外资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另外，在华投资的绝大部分外国人是友好的、遵守中国法律的。而且在众多投资者中，还有不少是港澳台同胞和外籍华人，他们多是出于爱国热情到祖国投资的。
第六，两者后果不同。近代外国对华资本输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惨痛的后果。大量资金外流，造成中国国际收支的严重逆差。同时，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疯狂地打击和摧残民族资本，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其最终结果是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当今吸引外商对华投资，党和政府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依靠社会主义国家职能、经济政策和法律规定保证引导和促使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对外资实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预防和消除外资于我国国计民生不利的可能性。实践证明，吸引外资，缓解了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增强了出口创汇的能力，在提高管理水平、解决部分就业问题、带动全社会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内资外资的综合利用，使我国经济蒸蒸日上，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逐步巩固。
总之，近代外国对华资本输出和当今外商对华投资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其本质区别可以表述为：前者是经济侵略，后者是利用外资。
（樊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