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资本主义还处在上升时期，中国为掌握自己的命运，部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政界人士把目光投向西方，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又是当时中国最好的选择之一，但多次走资本主义道路尝试的失败表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1）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谋求国家的富强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全世界疯狂地掠夺殖民地，以获取更多的利益。在帝国主义者看来，中国不过是他们的半殖民地，中国政府只是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他们需要的仅仅是将中国当作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他们当然不希望中国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谋求国家的强大，使他们少了一块“肥肉”。
1899年美国经过多方努力对华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利益均沾”，共同分享在华利益。时任美国参议员的“饥饿总统”胡佛，在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时，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有一段发言，可以用来代表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所具有的普遍心态：中国的大量资源、四亿人口、潜在市场对任何强国都有不可抗拒的魔力，没有理由美国要远离它，我们应该在那里取得想要的一切，并控制住这头睡狮，一个强大的中国对谁都不利，哪怕它现在想按我们的体制发展。但要控制住这条东方巨龙不是少数国家就可以完成的，它需要我们联合起来共同努力，那么各国在华的利益应该让我们互相友好地分享。
（2）国内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势力的相互勾结对弱小的国内民族资产阶级来讲实在是太强大了
中国的资本主义力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在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力量双重的压榨下慢慢地诞生、发展起来，因此他们对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势力具有依赖性，天生就有一种软弱病，具有双重性。
1861年清政府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表明清政府基本放弃了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甘心情愿地做起了走狗，相互勾结，他们共同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而后来上台执政的中国政治力量都与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对中国的资产阶级力量都不约而同采取打压的政策。袁世凯能上台是因为他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同时孙中山怕得罪了帝国主义者而失掉辛亥革命已取得的一些成果。
（3）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是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原因
相对于其他的殖民地有所不同的是，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国家，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文化传统、道德准则、思想观念深深地影响着这个国家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人，帝国主义者都曾想过把中国变为一个纯粹的殖民地，但综合分析以后认为：要把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变成任他们为所欲为的场所、在短暂时间内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的存在形式是不可能的，而且代价太大。所以在本国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者双重统治下的中国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独特社会形态，在这样一种社会性质下中国根本不具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所需要的条件。
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两个最为基本的条件：需要大量有人身自由，可以自由出卖自己劳动的人；需要开办资本主义企业所要的大量物质财富。而中国当时的情况是：要人没人，要钱没钱。
从自由劳动者角度来讲，其一：作为一个立足农业的国度，长期以来所形成“重农轻商”意识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百姓头脑当中，他们不愿意放弃故土和土地，离井背乡地外出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其二：在农村始终没有受到多大影响的情况下，正如鲁迅在《阿Q正传》中写道：“未庄还是原来的未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唤起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意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比广大农村地主恶霸的认识还少，他们还是紧紧地被束缚在土地之上，继续深受那些无意去改变生产方式的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基于此，中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形成发展资本主义所需的大量自由劳动力。
从发展资本主义需要大量货币财富的角度来讲，外国资本家用两种方式来完成这一原始的积累过程：一是赤裸裸地从殖民地（亚、非、拉）进行掠夺；二是用武力从本国的封建势力手中抢夺。而这两种方式对中国的资本家来说无异于痴人说梦，他们那弱小的力量不受到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压榨已经成为了上苍的恩赐。
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独立以后的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难以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这样，中国就会成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加工厂和单纯的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供应地，就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那样。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企图主要靠外国提供资金和机器设备等来求得发展，特别是要想成为世界强国，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由于经济上依赖外国，在政治上就挺不起腰杆，连已经争得的政治独立也可能丧失。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其经济可能会有一时的发展，但终究还是要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的。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已经失去。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贾德辉杨乃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