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长篇讲话。他强调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根本对立基础上的矛盾，因而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则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因而总体上说，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从它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上看，其性质具有两重性，因而它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既有对抗的一面，也有非对抗的一面。从总体上看，“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又称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这种划分的主要依据是看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大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政治统治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维护者，从总体上说，是中国革命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另一方面又具有天生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带有两重性的阶级。
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认清这一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这就是反帝反封建。因此，中国近代革命不可能是以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为基本内容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决定了它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在另一时期，又有跟在官僚资产阶级后面反对革命的危险。因此，它虽然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之一，但既不能充当革命的主要力量，更不可能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争取它，对其动摇性和妥协性进行批评和斗争；在经济上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是合乎实际的，是争取革命胜利的需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动力之一，与无产阶级有过合作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又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中，明确将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在人民范畴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也可以说成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有着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私营工商业越来越不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并暴露出与大规模的国家建设要求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实际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低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工业方面有加工、订货、统购统销，在商业方面有经销代销，它基本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它已经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又分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它已经带有社会主义性质，除了资本家还拿定息之外，已经和国营企业没有差别了。
国家资本主义在实质上就是通过和平赎买的办法，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平赎买的理论依据是，在我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这样就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
（贾德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