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并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毛泽东使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没有毛泽东，“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但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同任何人一样，也有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主要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分析了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错误，又指出了林彪、江青等野心家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从而准确地得出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样的结论，作出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而林彪、江青等人所进行的阴谋活动，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的论断。这种结论和论断是科学的，它正确地反映了两种不同现象的根本不同的性质。
第一，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主要出于他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的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完全错误的估计。他夸大了我们党和国家存在的“黑暗面”，把所谓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看成是主要危险。他提出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列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由于这些错误的估计导致了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严重失误。但是，毛泽东同志主观上还是力图把中国引向前进的。即使在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错误的时候，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他“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可见，这种错误的性质，终究是一个主观脱离客观、认识违背实际的问题。这同野心家、搞阴谋不同。林彪、江青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则是妄图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推翻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毁灭社会主义和我们的党。
第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是在个人威望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所犯的。在这种情况下，他逐渐骄傲起来，不适当地夸大了个人的作用，滋长了个人专断作风，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甚至脱离了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战友，失去了群众的批评监督，这就使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陷入错误而得不到及时纠正。这一错误，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没有解决好领袖和政党之间的关系也是有关联的。对于这种性质的问题，我们也必须把它同野心家利用权势、滥施淫威、陷害好人、镇压干部群众严格区分开来。
第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与其用人不当也有一定关系。由于种种原因，革命家也可能被野心家的假象所欺骗，从而信赖他们，提拔他们，委他们以重任。这就进一步增加了革命家犯错误的危险，使他可能听信谗言和谣言，产生错误的判断和部署。这与野心家拉帮结伙、结党营私、大搞派别活动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并且，革命家一旦发现和认识了野心家的派别活动，就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与之斗争。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那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虽然重用过林彪、江青等人，但当他发现了他们的阴谋之后，就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使其阴谋未能得逞。因此，我们绝不能因为革命家一度为野心家所欺骗，一度重用过坏人，就把二者看成是一种性质的问题。
第四，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了“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的形式，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就不可避免地加深、加重了他的错误。但是，这终究是“公开地”进行的。从形式上讲，它还不失为共产党人“光明正大”的态度。它与野心家搞阴谋所采取的鼠窃狗盗、阴险卑鄙的手段也是根本不同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是革命领袖人物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严重失误，是先进阶级前进中的一种曲折。这种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从事人类历史上崭新、伟大而艰难的事业，不出现一些失误，不经历一些曲折，那倒是令人奇怪的。即使这种失误和曲折非常大，我们也绝不能把它同野心家进行的阴谋活动看作是一种性质的问题。野心家搞阴谋是反动的代表人物恢复旧事物的欲望和行动，是腐朽阶级和势力垂死前的一种挣扎，他们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贾德辉杨乃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