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西门外罗汉岭的上空，响起了刺耳的枪声，前中国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倒在血泊之中，群山哭泣，临刑前，他面对青山，微笑地吟诵：“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瞿秋白死了，但他临终之前，即5月17日至22日写的《多余的话》，多少年来，却遭到了自己同志的种种误解和仇视。
《多余的话》中的三节——第二节《历史的误会》、第六节《文人》和第八节《告别》，最早刊于国民党中统系办的《社会新闻》第十二卷第六、七、八期上，1935年8、9月出版。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在《逸经》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期上全文刊出，至此，《多余的话》为世人所知，引起巨大的震动，什么说法都有。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痛定思痛，真实地表明了自己从事政治文化斗争的心迹，写出了一些实在是超越“卑以自牧”界限的过头话。他不仅自我解嘲为“一个半吊子文人”，“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而且自叹“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有一种“捉住老鸦在树上做窝”的滑稽感，流露出真是“一场噩梦”的感伤情绪。
这在钢铁一般纪律的中国共产党里仿佛是炸了锅。许多朋友和好心人都认为这篇《多余的话》是伪作或被人篡改过的。如当过中共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在《〈陆定一文集〉自序》中说，他在延安当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看见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上发表了这个文件。他当时认为，这个文件情绪消沉，恐怕是国民党伪造的。
究竟是伪作还是改作？只有见到瞿秋白的手迹才能见分晓。陆定一说：“后来到了北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有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以及我的看法。”周恩来说，他亲自看见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瞿秋白的笔迹。
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据当时关押瞿秋白的国民党军队三十六师当事人说：《多余的话》原稿手迹留在三十六师师部没有上报，只是抄了两份副本，分别送呈军事委员会和驻闽绥靖公署。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在请示了该师师长宋希濂之后，根据瞿秋白生前要求，将原稿寄给了瞿秋白在某地的一位亲友。
“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家专门攻击瞿秋白的下流小报叫《讨瞿战报》，声称从陆定一家中抄出《多余的话》手迹，并以《多余的话》为重磅炸弹投向瞿秋白，咬定他是“大叛徒”，掘了瞿秋白的坟墓及祖坟。试想，如真有手迹，“讨瞿英雄”们为何不将它作为确凿证据，以头条新闻刊登出来邀头功呢？其实，“英雄”们的证据是根据《逸经》本翻印的。
《多余的话》是一位经历丰富、受苦、受难的共产党员在特殊境况的感情支配下，最后的坦率直言。文中弥漫着的那层感伤、忧愁和难以排解的委屈之情，达到了很高的文学境界。在国民党三十六师中恐怕还找不到一个人，具备这样的政治素质和文化层次来进行篡改，《多余的话》的作者只能是瞿秋白。
8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中，才给《多余的话》下了结论：《多余的话》这本小册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有些人说成是瞿秋白同志“叛变”的主要根据。
《多余的话》一向传说是瞿秋白同志在狱中写的自述，最先刊登在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上，1954年以来，经反复查找，迄今国内外从未发现《多余的话》手稿，它是否为瞿秋白同志写和是否经敌人篡改，历来有人怀疑。目前流传的这个《多余的话》，即使是真的，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多余的话》里，虽说也有些消沉的语言，但是，客观地、全面地加以分析，决不能认为是叛变投降的自首书。瞿秋白研究者陈铁健教授在80年代全面地评论了《多余的话》，认为：“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襟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仅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它既有长处，也有弱点；既有令人夺目的光辉，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辉是主要的。透过这篇发自肺腑的自白，人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作者灵魂深处某些本质的东西。”
其实，很早就有人是这样评价《多余的话》的，只是当时无处说。
是谁？她就是瞿秋白把她“当作可以了解他心曲的”丁玲。冷水泡茶慢慢浓，到这会儿，读者也许刚明白，笔者为什么写了那么多《多余的话》，铺垫了半天，就是为了引出传主丁玲来。
瞿秋白牺牲时，丁玲正被国民党囚禁在南京。当她第一次读到《多余的话》时，已在延安。有人告诉她，有人认为这篇文章可能是伪造的。于是，她立即到图书馆去借来看。她说：我读着文章仿佛看见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自然，不能完全排除敌人有篡改过的可能)。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的熟悉啊！丁玲是在瞿秋白的感情生活中产生过影响的人。在瞿秋白牺牲前两周，《福建日报》记者李克长访问他，问到“左联”及其作家时，他还谈过丁玲。在汀州狱中，瞿秋白想写一本书，他自知时间有限，因此只拟写了一份《未成稿目录》。在《痕迹》一部中，第十章题为《丁玲和他》。
丁玲晚年写到她当时读《多余的话》后，心中“非常难过，非常同情他，非常理解他，尊重他那时的坦荡胸怀”。丁玲一连用了三个“非常”，可见其对瞿秋白了解至深。但她能读懂他的文章，并不等于别人也能读懂，她幽幽地说：“其中有些话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会被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据为话柄，发生误解或曲解。”回想“他生前死后的这种悲惨遭遇，实在令人愤慨、痛心。”他是个“大勇者”。丁玲晚年受尽折磨，心有余悸，很难得把心中的真情透露，但在秋白近于坦率的独白前，却发出了由衷的感叹。但她深知做一个大勇者意味着什么，于是她接着喊出：“何必写这些《多余的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