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瞿树滋纪念文集
8043800000030

第30章 永远的思念永远的教诲

瞿方

我的父亲瞿树滋离我们而去已经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常常想起他老人家最后住院期间的几十个日日夜夜。他那坦然恬静的神态,历历在目,仿佛就在眼前。8月的一天,我用轮椅推着父亲到病房外去散步,一起聊天。当我说到:“再过两年,我就退休了。那时我就可以住到南京来,天天陪伴二老,照顾二老了。父亲定能活到100岁,我来操办给你过百岁生日。” 父亲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但是仅仅过了一个月,父亲就永远地走了。虽然,医生们尽力抢救,仍未能留住老人的生命。我希望父亲成为百岁老人的心愿也就成了永久的遗憾。每每想起这些,心中仍有隐隐的痛楚。

严格的家教

幼年的时候,我记忆中的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严厉,我的父母特别注重对我们从小进行严格的思想品德教育,培养我们从小养成爱劳动的习惯、做一个诚实的人。

我是小学三年级到南京的,那时住在罗廊西村24号,是一个住了9户人家的四合院。每逢星期天,父母都要安排我们兄妹几人做家务,擦窗户玻璃、抹桌子凳子、扫地。有时候是父亲,有时是母亲亲自带领我们兄妹去大院门外扫地,清理院子大门两边阴沟里的垃圾。刚开始主要不是怕脏,而是不好意思,见到有人走过,就低下头,不敢抬头看人,即使有大人夸奖我,也不好意思搭腔。在父母亲传统教育之下,慢慢习惯了不再以此为丢人,而养成了以劳动为荣的思想。这种普通的劳动坚持多年,直到“文革”插队离开家。

上小学时,家里很少给我零用钱。有一天,母亲发现我口袋里有两毛钱,问我这是哪里来的。我一时回答不出来,思量了一下,想起来是班级活动余下的班费没有及时交还给老师。父亲看到我不以为然的样子,严厉地批评我“贪污”。第二天,我把两毛钱交给老师。父母亲仍“小题大做”,连续多日抓住不放进行教育。虽然当时父母说的具体话语已记不清楚了,但是公私分明,绝对不能贪占集体公家财物的道理却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长大后才深切体会到父亲的严厉是对我真正的爱护。下乡插队期间,我担任生产队会计,经手的钱物多了,总是严格区分公款、私款,绝不放错袋子。那时头脑里经常想起小时候父母亲为两毛钱声色俱厉的批评教育,使我时刻警戒自己。

父亲经常晚上在家里办公,家里办公桌上时不时会有些公家的信笺纸。有时我想要几张做草稿纸,父母亲总是加以制止,说这是公家的东西,私事不能用。从这些点点滴滴、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养成了我们的好习惯,受益终生,也看到了父母亲的高尚品德。

参加工作后,有时出差办事坐便车,父亲提醒我,不要报销车旅费,不能占国家集体的便宜。记得有一次我因公去苏州出差,顺道回金沙看望父亲(那时父亲安置住在南通县金沙镇),父亲嘱咐我,到南通的车票不要报销。我说,这反正是顺道,没有超出规定路线多报车旅费,应该没问题。父亲却说:“你来看我,这是个人私事,虽然经过厂领导同意,但不能再让公家承担这段差旅费,这部分车费我来给你。”事后他仍不放心,我回到涟水后,他又专门为此写了一封信寄给我,再三嘱咐不要报销从苏州到南通的车票,要公私分明,防微杜渐,思想上千万不能开口子。直到我回信向他保证不报销这笔车费,他才放心。

父亲教我实实在在做人

父亲特别注意培养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听党的话,一切服从党的安排。1968年1月8日,我到涟水县前进公社插队,因为听说那地方非常艰苦,认为更能锻炼人。下乡以后,父亲教育我不要怕苦,要积极参加各种劳动锻炼。那年的冬天似乎特别冷,早晨起床刷牙,一会儿茶杯口的水都结了冰。春节前20天,我回南京办事。父母亲鼓励我去农村与贫下中农一起过年,接近劳动人民,体察农村基层群众的艰辛。年三十那天,我和同学陆晓光踩着齐膝深的雪,艰难跋涉十几里赶到生产队,受到贫下中农热情欢迎。憨厚淳朴的农民纷纷拉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吃饭,他们还东家凑一点,西家凑一点,拿出几十斤黄芽菜、豆腐、2斤肉和馒头送给我们过年,着实让我感动不已。那个年代,农村有这些东西已经很不错了。大年初一,大队党支部组织知青与贫下中农一起吃忆苦饭,参加忆苦思甜活动。这是我这个18岁的青年学生,在革命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对我今后的成长影响很大。许多年后,我才体会到父母亲的良苦用心。

1972年,当地在知青中招工,我因劳动表现突出,生产大队将这个难得的名额给了我。当时这是令人非常羡慕的事。但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父亲还没有“解放”,像我这样的家庭政治情况能进集体企业已经很不错了。在同一批上调进厂的知青中,大多数分配进了国营工厂,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4个南京知青)分配进了集体所有制的工厂。父亲很高兴,他写信给我,称赞我凭自己的努力,得到当地党组织的认可,上调进工厂是进步的表现,鼓励我服从分配,到新的岗位好好工作,学好技术,不应计较工厂的性质是国营还是集体。进厂后我虚心向老师傅学习,努力钻研技术,不怕苦、不怕累,先后做过铸造工、钳工、车工。无论到哪个岗位都埋头苦干,很快成为技术骨干,多次被工厂领导和工人师傅们评选为先进生产者。

父母亲一直教导我政治上要积极追求进步,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我初中申请入团填写志愿表起,一直到以后每次写入党申请书,都要求我对党忠诚老实,要老老实实写上父亲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那时还小,没有社会政治阅历,对父亲被开除党籍的情况总觉得不符合逻辑,不能理解。我心目中的父亲,给我们子女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的父亲,是对党忠心耿耿的父亲,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住房被烧毁,牺牲了3个亲人仍义无反顾坚决斗争的父亲,是不计个人名利地位、荣辱得失,被开除党籍仍对党毫无怨言的父亲。每每我和他谈起这个问题,父亲总是说:“你要相信党组织,你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入党主要靠自己政治表现,要经得起考验。敌人对我要斩草除根,是党救了我,为我报了家仇,领导我走上革命道路,我对党的忠诚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母亲也常常开导我:“父亲的问题可能对你会有些影响,但你一定要相信党组织,也要相信你父亲,他仍然是革命干部,仍然在为党工作。你要求入党,最根本的要靠自己政治表现,要经得起考验。”在父母亲反复教导下,我明确了入党目的,端正了入党动机,经过十多年的考验于197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后读过的党史、人物传记多了,对党的历史和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革命斗争的曲折和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具有一定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懂得了父亲是一个正派的革命干部,虽遭受挫折仍勤勤恳恳为党工作,相比之下我受到的些许影响又算什么呢,反而可以更进一步地磨炼考验自己。我坚信,父亲所受到的处分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总有一天会得到公正结论,还历史本来面目。终于,1980年4月中共江苏省委发文,撤销1958年的结论,恢复父亲1942年以后的全部党籍,推翻了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在接到省委批文的第二天,父亲即向党组织补缴了22年的党费。

父亲的这些教育和表率非常有利于我们政治上的成长,使我从少年起就逐渐明白,人的出身和社会关系是不能选择的,但从根本上来说,一个人走什么道路、做什么人是可以自己选择的。能否做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取决于自己的社会实践,取决于自己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的程度。在“文革”初期,中学生中一度流传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等极“左”的唯成分论,我表示不能接受,以至一度拒绝加入红卫兵组织。这倒使我更加有时间认真读了些马列的书,使我少了些盲从,少了些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多了些实实在在做人的秉性,要像父亲那样做一个坚强的人,坚定不移地走党指引的路。

父亲支持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父亲一贯教育培养我们热爱学习、喜爱读书。我因“文革”及插队没有能深造读大学,进了工厂以后,一直努力工作,钻研技术,争当技术能手。但我心中一直埋藏着上大学的愿望。1981年终于有了报考江苏广播电视大学的机会,经过一年的努力,1982年进入电大脱产学习。我非常珍惜这迟到的机会,要把“文革”中失去的时间补回来。那时,小孩刚出生,脱产学习后没有奖金,只拿基本工资。父母亲非常支持我学习,每月支持20元钱给我补贴家用,让我安心读完电大。1985年毕业后,回到原单位工作。父亲即找我谈话,语重心长地说:“以后你们要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不能靠父母的支持生活,要像普通老百姓家的子女那样过日子。”我非常理解父母亲既爱护又不溺爱,既支持又不搞特殊化的用意。所以当我有求学机会时,他们尽力支持,如今毕业了,就像插上了知识的翅膀,应该靠自己的力量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奋力前行了。

父亲年轻时也曾向往读大学,当工程师、科学家,幻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日寇铁蹄蹂躏祖国大地,偌大的中国已放不下一张课桌的年代,农村青年的求学理想已不可能实现了。父亲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在党的领导下投身民族解放运动,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初中、高中都是在南京第十中学(今金陵中学)读书,可惜遇上“文革”,耽误了几年学习的大好时光。而今有机会通过开放的没有围墙的新型大学学习科学知识,也算是圆了父亲年轻时的梦想。从那以后,我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认真钻研技术,踏踏实实工作。若干年后,当我告诉父亲,我取得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职称资格的时候,他都会笑着反问一句:“哦,你也是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啦?”在平淡中透着明显的欣慰。而今,我又支持我的儿子投身科教兴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去完成老一辈革命者的未竟事业。

半袋米的故事

父亲离休后,每年都回金沙一两次,住在我家。那时我们住的房子是父亲下放时,县政府安置的两间平房,是20世纪50年代盖的办公房,面朝南,屋檐下、地上铺的是青砖,门前是土路。每次来金沙,父亲都非常繁忙紧张,完全不像一个休闲的老人。当时,正值全面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纠正冤假错案。许多老同志、老党员都来找他写证明,请他帮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982年南通县中医院老中医张开钧为了申诉平反事,找父亲写证明材料。1983年元月,父亲实事求是地为他写了证明材料。1941年张开钧曾按照父亲的布置,担任伪七师二旅的军医,为抗日民主政府做了收集情报、购买药品等工作。1942年春受到伪旅部怀疑,遭逮捕毒打。父亲认为他是个比较好的统战对象。

1983年12月父亲又来金沙,住在我家。12月4号这天,父亲在市场上买了50斤米请人送到家里,说是给他孙子瞿苏吃的。正巧张开钧来看望父亲,父亲听说他的问题解决了,很高兴。两个老人谈了很久,父亲鼓励他运用自己的医术多为人民服务。为感谢父亲,第二天早上,张开钧用自行车驮了半袋米来送给我父亲。父亲一贯是不喜欢送礼这一套旧风俗的,他向张开钧说明,平反冤假错案是党中央的英明政策,是地方党组织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结果,不是哪个人的功劳,这半袋米是万万不能收的。但张仍执意将这半袋米留下了。

晚上,父亲吩咐我把这半袋米送回张开钧家。虽我早已听说张的名字和医术,但那是我第一次到张家。只知道他住在东街,不知道具体门牌号码,所以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张家。我谢谢他的好意,同时说明了父亲的意思,留下米就回来了。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早一点,门一开,只见门东侧屋檐地上放着半袋米,我猜想肯定是张开钧又悄悄送过来的。父亲叫我抽空用自行车把这半袋米再送回去。于是这样送来送去多次,有时是张开钧送来,有时是他的儿子送来,这边照例是由我用自行车送过去。这样来回多少次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次我嫌烦了,对父亲说:“算了吧,人家也是诚心诚意,又不是什么贵重东西,礼轻人意重。”父亲批评我说:“张开钧是为落实政策的事谢我的,绝不应该收。他是党外民主人士,为抗日做过些事情已经受了冤枉,本来就对不起人家。为他写个证明还要吃他的米?你是一个共产党员,退米的决心难道还不如党外人士送米的决心大?”一席话说得我非常惭愧,看到了自己思想的不足。最后,米还是送回去了。多少年后,我都铭记着父亲的批评教育,鞭策自己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关于住房

1992年我们的住房要拆迁翻建了,按照现行的政策,必须要自己出钱。那时我们所在的企业经济效益不好,我们夫妻二人的工资都不高,要自己出钱买商品房完全不可能。于是不免说了些埋怨父亲的牢骚话。原来父亲1971年下放安置到南通县时,按照上级当时的政策,像父亲这一行政级别的干部,省里拨款一万多元,完全可以盖独门独院的三四间房。但父亲认为国家有困难,群众生活很苦,花国家这笔钱盖房子于心不安,谢绝了建房。由县政府拨了两间干部宿舍,搭了个灶披间作厨房。他认为这样的住房条件已经不错了。以后我们一直住在里边。现在要拆建翻盖,却要我们自己出钱买,太吃亏了。听了我的牢骚话,父亲耐心地教育我:“‘文革’中安置老干部,当时的政策有当时的背景,现在有新政策应该按新政策办,子女不应该享受国家给老干部的住房待遇,任何时候都要以国家利益为重。”父亲告诉我们,抗日战争中鬼子和伪军放火烧了我们家的房子。抗日民主政府梁灵光县长带了3万元钱来慰问,奶奶没有收这笔钱。她说:‘我家房子被烧了是小困难,我自己解决。现在国家有大困难,这个钱我不能要。’自己在田里搭了间草房住,照样支持父亲打鬼子。解放战争中,还乡团又烧了奶奶搭的草房,后来甚至将奶奶杀害了。小叔叔瞿树德为革命牺牲了,连一点尸骨都没有留下。我也是多次死里逃生,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侥幸活下来,才有今天的待遇。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有很大改善,但国家建设仍然有很多困难。想想先烈们,活着的人还有什么值得计较眼前这点得失。没有新房子就住旧房子,还不照样干革命,照样建设四化!”在父亲的开导下,我消除了怨气,按照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妥善解决了住房问题。

父亲的革命精神,人格魅力,成为我永远的思念。他对我们几十年的言传身教,令我受益终身,永远难以忘怀。父亲对我的教诲,伴随我的工作、生活,在人生的道路上一步步走好!

2008年5月于金沙

(作者是瞿树滋同志的儿子,本文部分内容摘登于2008年9月9日凤凰资讯报《通州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