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瞿树滋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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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和爸爸一起被“安置”的日子

瞿融

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我和爸爸一起度过了很多难忘的岁月。

1971年,我在南京市群星中学读初中一年级。秋季刚一开学,爸爸突然对我说,他要去南通金沙镇“安置”。当时妈妈因抗日时期参加南通市地下党组织的问题仍然在接受始于“文革”初期的审查,不知何时能够结束,仍属于受控对象,每月只允许回家探视一次。而兄姐们都已插队或工作,能随爸爸前往“安置”的仅我一人。那会儿的我,懵懵懂懂的,还沉浸在老爸从“五七”干校“解放”回宁的喜悦中。听说是组织上的安排,就急急地去办转学手续。老师也是第一次听说“安置”,不明白“安置”的意义,反复问我:“你爸爸是不是下放啊?”我只会按自己的理解一再地解释:“‘安置’与‘下放’不同,‘安置’是照顾老干部,去县城养老,‘下放’是去农村劳动。”

就这样,带着简单的生活用品,我随爸爸登上了轮船。在拥挤的船舱内过了一夜,天亮以后,到达了位于长江北岸的家乡—南通,在南通县城金沙镇开始了长达7年的“安置”生活。这一天是1971年9月28日。

农民的好儿子

喝上了家乡的水,吃上了家乡的“粯子饭”,呼吸着带有庄稼芬芳的空气,和生死与共的老战友、老部下以及父老乡亲相聚,爸爸整天乐呵呵的,显得十分精神。爸爸身材高大,面色红润,不算太浓的眉毛下微微凹陷的双目炯炯放光,高鼻梁,剃光头,胡须刮得很干净。平时衣着极为简朴,身穿深色的旧中山装,裤脚高高卷起,脚穿手工制作的圆头布鞋,冬季则常蹬一双本地农村特有的“毛靴”。能够操南通各地的方言土话与人交谈,说话声音很大,没有一点架子,看上去就像一个略有一点风度的英俊的老农民。

当时的县委领导对爸爸非常好,常来看望、问候。爸爸没有向当地组织提物质方面的要求,只希望继续为党工作。很快,爸爸就去县信访办报到办公了。他劲头十足,每天早早上班,很晚才回来。不久,他的工作地点从办公室延伸到了家里。清晨天蒙蒙亮,敲门声就“嘭嘭”响起,等着我们开门的是从很远的乡下赶来找爸爸反映情况的人。中午,爸爸常带着上访的农民回家吃饭。爸爸说,他们生活艰苦,进城上访舍不得上街吃饭,看着不忍,就自己请他们吃个便饭。晚上,来找他谈事儿的人就更多了,常常搞得我这个小主人没地方安身。那会儿我对上访者每每在我们吃饭、休息时找上门来很不耐烦,后来才明白:这些时间段最容易找到爸爸,连县委大院的门卫都避开了。

爸爸对上访者非常热心,耐心听他们陈述,给他们解释政策规定。如果来访者不理解当时的规定,爸爸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工作。有一次一位烈士的妻子来申请烈属证明,爸爸了解到她已再嫁且子女都是和现任丈夫所生,就告诉她按政策不能享受烈属待遇。这位妇女不理解,反复诉说自己确实曾嫁给烈士,现在生活困难,大声责问为什么别人能享受烈属待遇而她不能。爸爸一方面坚持按原则办事,一方面耐心解释,并拿出自己的工资送给她帮助解决些实际困难。

当时爸爸按月领取十三级干部的工资,只负责我们两人的生活开销,本应该很宽裕了。然而,由于经常自费接待上访的父老乡亲来家吃饭,慷慨帮助特别困难的人—这些人爸爸大多并不认识,所以钱不够用是常有的事。1973年,在金沙公社插队的瞿涤姐姐要去南通城里上大学,临报到前,爸爸一时拿不出钱给她。姐姐就挑上两大筐生产队分给她的粮食,去镇上粮库卖掉,换来二十几元钱,留给爸爸十几元作为我们父女俩的临时生活费(爸爸当时没有拒绝,可见他的拮据),姐姐则带着剩余的10元钱,穿着一身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旧衣服,用扁担挑着行李去学校报到。那几年,我们父女基本上不添置新衣服,我常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去上学。有时,我们甚至还需要仍在审查中的妈妈给予我们补贴。妈妈很支持爸爸,在这方面他俩态度完全相同。他们常对我说:这些来家找父亲反映情况的农民,大多是基本群众,老民兵、老党员,现在生活、工作有困难,我们应该在政策范围内帮助解决。战争年代,是他们豁出性命保护我们,拿出仅有的粮食支持我们。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怎样回报都不为过。再说我们的工资也是国家给的,自己本来就一无所有。

有一个住在庆丰乡下姓杨的老人,在抗日战争年代担任过爸爸的通信员。父亲知道他家境不好,每次去看望他,总会塞点钱给他。2001年,父亲听说他生病,特地打电话叫我哥哥送去1 000元钱。事后,还向哥哥详细询问了他的身体、吃穿、住房等情况,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记得妈妈曾对我说,解放后刚进城时,由于接济乡下来的农民,爸妈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妈妈不止一次把身上穿的半新衣服送人,自己穿打补丁的衣服。坐月子也没钱买鱼、肉等营养品,只能吃青菜,所以身体一直很弱。“文革”中获得“解放”后,妈妈回南通,第一件事是与爸爸带上我去以前的通信员王保家中探望。到了乡下,见到王保老两口,那份亲热劲儿,我只能用胜似家人来形容。当时农村生活还不富,爸妈下乡,人家常会拿出长了霉点的馒头干和年糕之类—这在当时算是好东西了—来招待他们,不光是泥土味儿十足的爸爸,连在医学院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娇小的妈妈也都吃得很香。有时我忍不住犯嘀咕,妈妈就对我说,当年他们打游击,到老乡家吃饭,老乡会把过年舍不得吃而完完整整留下来的鱼—那是家中最好的食物—端来招待他们。他们自然不会动筷子,于是老乡便收起来,待下次他们去再端上,反复几次,最后鱼上了霉,大家仍然不舍得吃。现在的条件比解放前好得多,要知足啊!妈妈还说:当年她从南通城里来到乡下解放区,发自内心的感觉是:这里的天空最蓝,这里的同志乡亲最好,这里的生活最快乐!

这些所见所闻不禁使我感到,“鱼水情深”一词不足以表达爸妈与当地农民的密切关系。如同庄稼长在适宜的土壤里,爸爸他们来到乡村,便自然而然地与那里的天、那里的地、那里的一切融为一体,他本身就是农民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不需任何说教,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共党人会星火燎原,赢得天下。在父亲的熏陶下,我对土地和农民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高中毕业下乡插队,别人哭哭啼啼,我却兴高采烈。在生产队,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干部农民都对我非常好,说我不像城里人。即使是现在,我仍然认为知青生涯是我人生中最为阳光灿烂的岁月。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土地是我的根。

女儿的好父亲

“文革”以前,爸爸忙于工作;“文革”初期,爸爸在干校接受审查,我和他相处的时间较少,以至于他都搞不清楚我确切的年龄。记得10岁那年去政协参加春节联欢会,人家问我几岁,爸爸答曰:8岁。次年又去,又有人问,还是回答:8岁。到了南通县以后,父女二人相伴度日。爸爸在我的眼里是一个十足的慈父,像山一般可靠。

刚到南通县时,县里安排我们暂住在县委招待所。一间湿暗的房子作厨房,两间亮些的作起居和卧室用。爸爸在生活上对我照顾得十分周到,烧饭做菜,去食堂买好吃的,菜式不断花样翻新。我最爱吃他做的芋头烧肉,香气诱人,入口酥烂,味道极佳。爸爸说,这道菜的做法是打游击时学到的,肉要先炒,炒出油后才能放佐料,最后把肉和芋头一起放在砂锅里煮,水要一次加足。当年打仗,难有荤腥,偶得猪肉,便让做这道菜最拿手的战士放下别的事情,专门烧煮,然后大家一起打牙祭。此外,诸如扫地擦桌、洗碗洗衣等,爸爸无不亲力亲为。而我,则借口恩格斯有言“家务劳动是使人愚昧的劳动”而尽量偷懒。每当这时,爸爸总是面带微笑顺着我。很快,我的懒劲儿就在亲友中出了名。招待所的服务员常说:瞿老对你真好!

到金沙安顿下来后,爸爸立即带着我步行三四里路,前往县中办理入学手续,拜见校长和老师。爸爸自己不会骑自行车,但为了我上学方便,特意去城里买来一辆崭新的26吋永久牌自行车送给我。那会儿这可是一份很贵重的家什,令我的同学十分眼红,自然成了我的心爱之物。

闲下来,爸爸会和我下象棋。我常在快落败时要求悔棋,爸爸便大度地允许我重走几次,并教我如何挽回败局。不过,悔了数次之后,便不允许我故伎重演。除非我偶然出高招自己赢棋,如果求他教我打败他,他是断然不肯的,因为他也不喜欢做输家。所以二人对弈,最后多以他赢我输而告终。赢家自然高兴,输家觉得耍过赖皮有所长进也心满意足。

同学来找我玩,爸爸总是热情招待。我们拉琴、唱歌、谈笑,他从不嫌烦。偶尔,我们请他一起打扑克牌,他也会欣然参与。我的同学都知道他是老革命,很尊重他,叫他瞿伯伯。放学后常来我家和他聊聊时事,开几句玩笑。有一年当地发现“二号病”,招待所被封闭,人员不得随便进出。我的同学主动设法买菜、买日用品直接给瞿伯伯送进来,因而我们的生活几乎没受影响。

爸爸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言传身教,培养了我对科学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求。我们家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甚至几十年都没置过一张衣橱,但我们的书很多。《十万个为什么》新旧版本各一套,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翻看频率最高的书籍。爸爸说,年轻时,他的理想是做一名纺织工程师。从小,他念书的成绩就很突出,从小学到初中一共跳了三级,最后顺利考入省立南通中学。可惜高中毕业那年他父亲即我爷爷因病去世,作为家中长子,他不得不放弃读大学的机会,回乡做小学教师养家糊口。爸爸的记忆力极佳,据说战争年代,他能在短短半小时内翻阅一尺多高的一叠文件,看完后烧毁,竟可过目不忘。我们兄妹学习成绩都很好,母亲常说是因为遗传了父亲的基因。

由于南京和南通的课程设置不同,转入县中后,有一些知识别人早已学过而我却全然陌生。爸爸便重操教师旧业,既教我解析数理化题目,又给我指导语文、作文、政治、地理等功课。爸爸能够把生活中见到的虹吸现象、用到的杠杆原理等用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讲解请楚,将深奥枯燥的公理、定律与生活事件相联系,让它们活生生地显现在我的面前。很快,我的成绩就在班级、年级名列前茅。

其实,名次在我的心中并不重要,在当时的环境下也不可能给我带来什么实际利益。重要的是,在爸爸的教导下,我从读书学习中获得了很多乐趣,在那个盛行“读书无用论”的年代没有迷失方向,反而将列宁的名言“不学无术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是无益的”奉为座右铭。追求真理、崇尚科学成了我人生观的重要部分。

党的忠诚战士

在金沙,家中订阅了3种报纸,看报、听广播是每日必修的功课。爸爸常结合当时我们课堂上的政治教学,给我讲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唯物论辩证法的一些基本原理,剖析当时发生的一些国内外大事,力图使我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所以我的政治课学得非常好,深得政治老师的喜欢。

我们最常去的地方是烈士陵园。那里有苍松翠柏,还有一种我在南京从未见过的半人多高单层花瓣色红如血的大花,管理人员告诉我那是罂粟花。过去,人们常在墓地种植这种花,因其花瓣特别鲜红,寓意对先烈的纪念(现在由于禁毒的规定,已改种其他花卉了)。每次去,我们都要在陵园内走上几圈。我们会认认真真地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仔仔细细地观看纪念馆陈列的实物、图片和文字说明,爸爸还会和管理人员交谈一阵儿。那里长眠着爸爸的战友,爸爸对他们有着深深的怀念。

爸爸一生坎坷,但他从不在我面前提这方面的事,总是教导我热爱党、相信党,连一句消极抱怨的话都不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他瞿树滋,是爸爸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不过,“文革”开始时我已10岁,提饭盒给隔离审查的妈妈送饭,接受来自不同单位造反派的“管教”,耳闻目睹、亲身经历了很多事情,少年的心难免生出疑惑。我多次问爸妈:解放前你们的家境都不错,不是那种没饭吃的人,为什么要参加革命?爸爸要是做工程师,妈妈要是做小学老师,现在就不会被斗来斗去,我们不就可以好好地过日子?爸爸的回答总是很简单:“不参加革命,就没有活路,如果做工程师,那早就死了。我能活到今天,比起牺牲的烈士已经幸运很多。”爸爸的亲人死于国民党反动派之手的有好几个。他的小弟弟瞿树德牺牲时只有十几岁,是一名中学生,死后还被反动当局污蔑为“土匪”。同时被烧死的还有一个弟弟瞿树藩。这件事直接改变了爸爸的人生轨迹。妈妈的回答与爸爸几乎如出一辙:当时社会黑暗,没有出路,找到共产党,才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后来妈妈曾对我说起她的姐姐,一位美貌而柔顺的女子,听从父命嫁入封建大家庭,没几年就郁郁而终。如果不是参加了共产党,妈妈的命运可想而知。因此,他们即使身陷逆境,受到不公正对待,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从未动摇。不仅自己没有怨言,也不许我发牢骚说怪话。

打鬼子反“清乡”,爸爸冲锋陷阵,做了很多工作。鬼子悬赏大洋买他的人头,几次放火烧掉老家的房子,还把他的母亲我的祖母抓去。据姑妈说:鬼子威胁祖母,要她去喊父亲回家,不许他抗日。老人家平静地说:“东洋先生,你也有母亲,如果你的母亲叫你回日本,你会不会听从?”鬼子听了哑口无言,竟然没对祖母施以毒手,后来还是放她回去了。解放战争中祖母被还乡团杀害。可见敌人对爸爸及其家人恨之入骨。我们在金沙时经常有工作人员来调查了解情况,言语中时时流露敬佩之情,而爸爸却从不对我说他的“英雄事迹”。如果我问起,爸爸便淡淡地回答:鬼子要灭我中华,跟共产党打鬼子除汉奸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我问:鬼子可怕不可怕?他答:越怕越活不成。我又问:鬼子“清乡”为什么你不跟新四军撤走?他答道:留在当地打游击更加危险,共产党干部就应该这样。

我曾经问爸爸,你除了在南通县当区长、县长打鬼子,还做过什么?爸爸说,临近全国解放,1949年3月,他还被任命为南通市市长。我以为他要搞管理搞建设了,然而爸爸的回答却令我非常吃惊—他这个市长竟然只到任了一夜!任命他为市长的布告贴出去后他就接受了新任务,在南通市待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便率领民工大队去长江边支前,参加渡江战役了。后来我就以此事为由,笑说他是最早的农民工头儿,爸爸也不气恼。

南通县情况复杂,爸爸经历曲折、性格倔强,有人对他和他的亲人有其他看法。我插队时就有人亲口对我说:听说你叔叔是“土匪”,抢金铜盆被烧死了。爸爸对我小叔叔的事是较真儿的,我曾跟着他一起去找县中的老校长赵仰霞伯伯了解情况。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赵伯伯说的话:瞿树德曾经组织他们几个学生学习《共产党宣言》,肯定是共产党,但那会儿太早了,共产党组织非常隐蔽,没法确定他的身份。后来,在爸爸的不懈努力下,在有关工作人员的大力协助下,小叔叔终于恢复了烈士身份,烈士陵园陈列室内写上了小叔叔的英名。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考上大学离开了金沙,还有人写“人民来信”诬告我小叔叔是“土匪”,试图阻止我入学。得知消息后我和爸爸只相视一笑,便翻过了这一页。

爸爸有着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从不计较别人对他怎样。“文革”后期直至本世纪初,找他写证明材料的人非常多,他从来都是据实陈述,尽力而为。有一件事发生在爸爸80多岁高龄时。一天,南京家中来了一个老人,要求爸爸给他哥哥写证明材料。这人曾说过一些不利于爸爸的话,写过一些颠倒黑白的材料。爸爸不计前嫌,答应了下来。其时爸爸年老体弱,写字手抖,很容易头昏。写一阵,站起来走一走,坐下去再接着写,有时甚至要妈妈帮助他写。我劝他注意身体,不要勉强。他却说,此人的哥哥确实是抗日的,他参加工作的经过我清楚,如果我不写材料,就没有活着的人知道真相了,对他的子女影响不利。就这样,爸爸费了很大力气,坚持把材料写完,并亲自把材料送给有关党组织。

爸爸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亲爱的爸爸,好好安息吧!

2009年9月于南京

(作者是瞿树滋同志的小女儿,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