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到1952年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种增长虽然带有明显的战后恢复性质，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与“二战”后欧亚各国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的情况相比，新中国在战后经济恢复之快、增长幅度之大，是举世瞩目的。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为国家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沿着新民主主义轨道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 巩固新政权，建设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许多困难和考验。军事上，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区，大批国民党残余力量同当地恶霸势力相勾结，以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破坏人民政权。经济上，新中国继承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工农业生产萎缩，交通梗阻，物资匮乏，民生困苦，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仍然困扰着人民的经济生活。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不仅要在全新的任务面前学会全新的本领，更重要的是在执政和从事和平建设的全新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继续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被权力、地位和资产阶级的吹捧所腐蚀，这对党的队伍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面对复杂形势和困难，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确定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工作中心，领导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努力医治战争创伤，为巩固新生政权、建设新中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遵照《共同纲领》的要求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穷追猛打的磅礴气势，向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展开了最后的围歼。到1950年6月，共歼灭残存的国民党正规军128万余人，收编改造170余万起义投诚人员，使整个人民解放战争中消灭的国民党军队的总数达到807万余人，实现了除西藏、台湾、香港、澳门和少数几个海岛以外的全部中国领土的解放。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获得和平解放。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在各新解放区迅速建立起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临时的过渡性政权，接管国民党的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组织恢复生产，并组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新解放区地方人民政府一经建立，就与人民解放军一起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到1950年6月，共歼灭国民党土匪武装近百万人，初步稳定了社会秩序。
中国革命的胜利，结束了百余年来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史，使中国以独立自主的崭新面貌出现于世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制定的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原则，新中国坚定地站在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也不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而是坚持必须在同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的前提下，并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外国政府谈判从而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10月到195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与苏联等欧亚十多个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访苏，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解决了两国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并用条约的形式把两国的同盟关系固定下来。中苏结盟是新中国成立后采取的重大外交行动，对当时的国际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1950年至1951年，新中国同印度等四个亚洲民族独立国家以及瑞典、丹麦、瑞士和芬兰四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通过与这些国家建交，新中国向周边国家传达了睦邻友好的信息，向世界昭示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迈出了打破美国遏制和孤立新中国的重要一步。
在废除帝国主义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有秩序地进行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的工作。首先收回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海关管理权、驻军权和内河航行权。这三项权利对中国主权的损害最大，是中国半殖民地的象征。1949年10月，中国海关总署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和新的海关税则，并由国家管制对外贸易，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中国海关由此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1950年1月至9月，北京、天津和上海先后收回或征用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在该地的兵营。外国在华军事特权被全部取消。1950年7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发布关于统一航运管理的指示，规定外轮一般不准在内河航行，同时对在华外轮公司实行逐步接管，中国领水主权也全部恢复。对于外国政府、私人和团体在中国设立的宣传机构，在城市接管中即开始清理；随后，中国政府宣布不允许外国人继续在中国兴办报纸和杂志，停止与中国无外交关系的外国通讯社和记者的活动。对于外国人经办或接受外国津贴的文化、教育、卫生、救济等机构，暂时允许它们在遵守中国政府法令的前提下继续存在。
为使新生人民政权首先在经济上从而在政治上站住脚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制止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稳定经济形势，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秩序，形成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基本经济格局。随着对城市的接管，各地军管会采取“自上而下，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办法，共没收2400多家官僚资本银行和2858个官僚资本企业归国家所有，随之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已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基本掌握在国家手中，成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国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人民民主国家主要的经济基础，为国家调节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组织恢复生产事业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手段，并决定着社会经济的性质和发展前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新解放地区工矿企业大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给生产事业的恢复带来极大的困难。党和人民政府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动员一切社会力量为恢复生产而奋斗。国营工矿企业一经建立，就站到了恢复生产事业的第一线；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中国工人阶级，成为恢复工业生产的主力军，担负起建设新中国的重任。与此同时，党和人民政府精心领导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进城之初，人民政府即发布以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严禁金条、银圆、外币自由流通的法令，但许多投机的资本家置若罔闻，继续扰乱金融市场。上海的投机商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为此，各新解放城市首先进行了针对银圆投机的斗争，上海市军管会果断地查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武汉、广州等城市也严厉取缔所谓银圆兑换店或地下行庄，沉重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紧接着，不法投机商又大量囤积粮食、棉纱、棉布和煤炭，哄抬价格，扰乱市场。有的国民党特务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米、棉）一黑（煤），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为此，中央人民政府精心部署了“米棉之战”，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粮食、棉纱、棉布、煤炭的大规模集中调运，当物价上涨最猛的时候，全国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敞开抛售，使物价迅速下跌；同时收紧银根，使投机商因资金周转失灵而纷纷破产。由此，党和人民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取得了限制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反限制斗争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初步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
为了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稳定物价，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同时，政府还采取了紧缩编制、清理仓库、加强税收、发行公债、节约开支等措施。自3月以后，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膨胀停止，物价日趋稳定。
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财政经济战线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从此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代自全面抗战以来连续十二年使人民深受其苦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局面，也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为稳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个胜利，使国内外那些怀疑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的人们不能不表示敬佩，叹为“奇迹”，从而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是无敌的，在政治上是坚强的，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
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这也是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的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会议指出，我国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根本的好转，需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一是土地改革的完成，二是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是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毛泽东在会上还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他指出：我们目前面临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必须处理好同各阶级、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以便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而不应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的不利局面；必须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不反对我们。会议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这是不适合当时国家的情况的错误思想。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了明确的行动纲领和策略、路线。
按照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从1950年下半年起，在广大新解放区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旧中国以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导的土地制度，严重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造成国家贫困落后的主要根源，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根本障碍。为在中国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正式公布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组织了土改工作队，分批深入各地农村，发动和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同地主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一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涉及几亿人口的广大新解放区农村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为了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各地的土改运动一般在冬春的农闲时节进行。
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大体分三个阶段进行：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土地财产。最后是进行复查，动员生产。根据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中心任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这次土地改革在政策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所不同：对富农，由过去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改为保存富农经济；对地主，限制了没收其财产的范围；对小土地出租者，提高保留其土地数量的标准。实行这些政策，为的是更好地保护中农，有利于分化地主阶级，减少土地改革运动的阻力，并有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归根到底，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到1952年年底，全国大陆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基本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国家从经济上对翻身农民给予支持，宣布实行低农业税率，公粮一律按常年产量计征；组织国营贸易公司和农村供销合作社，及时收购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供应农民急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并向农民发放各种农业信用贷款。广大农民在确定地权、获得土地和生产资料后，掀起群众性的生产高潮。以农民个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小生产，“像千年古树开新花”一般在土地改革完成后的第一年就获得了丰收。如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1951年比1950年分别增长8.6%、44.8%、21.8%，1952年又比1951年分别增长14.1%、26.5%、15.8%，增长幅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历史时期。
在约有30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结构、政治状况和社会历史条件有许多不同于汉族地区的特点，土地关系中存在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中央分别不同情况，实行“坚持民主团结、慎重稳进”的方针以及更加缓和的步骤和政策，使少数民族地区陆续实现了民主改革。考虑到西藏地区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情况，中央决定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同意西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1962）仍可以不进行民主改革。后来由于1959年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中央在平叛过程中，应广大农奴和上层爱国人士的要求，才开始在西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于1960年10月基本完成，消灭了中国大陆上最后残留的封建制度。
全国范围内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消灭了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和地主阶级，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等生产资料，摆脱了千百年来封建宗法的人身束缚，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迅速走向恢复和发展。土地改革作为亿万人民群众争取民主的伟大运动，为新中国逐渐走向进步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一个历史性界碑。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党和人民政府还在全社会范围内领导开展了包括社会生活许多方面的民主改革。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党留在大陆的一大批反革命分子还在进行各种颠覆活动，他们破坏工厂、铁路，烧毁仓库，抢劫粮食、财物，甚至组织骚乱，残杀革命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另外，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黑社会组织，如“一贯道”“九宫道”等反动会道门，也大肆活动，散布谣言，离间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些猖獗的反革命活动，给社会安定和生产恢复带来极大的危害。
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镇压反革命的工作。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坚决镇压。从12月开始，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运动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在党委领导下，实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使公安、司法机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并且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处理实际问题中，强调要调查研究，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反对草率行事，反对逼供信。1953年秋，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部完成，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猖獗一时的匪祸，包括旧中国历代都未能肃清的湘西、广西土匪，以及许多城市的黑社会势力，基本被肃清。镇压反革命的胜利，使我国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原来直接骑在人民头上的“东霸天”“西霸天”被彻底扫除，有力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参加土地改革和生产建设的积极性。
随着国营企业陆续建立起党、团、工会组织，从1950年起，国营工矿交通企业逐步开展民主改革。各厂矿废除了工人群众深恶痛绝的封建把头制和侮辱工人的搜身制等，清除了隐藏在企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加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并吸收工人参加工厂管理，逐步实行企业管理民主化。通过民主改革，广大职工群众“搬掉了头上的石头”，真正翻身做了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大大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此外，涉及全社会的一项民主改革，是改革旧的婚姻制度。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保障男女婚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公布，全国城乡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封建包办婚姻和压迫摧残妇女的现象受到法律的制约和全社会的谴责。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家庭生活的伟大变革，也是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在一个方面的深入，有效地推进了占我国人口一半的妇女的解放。
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丑恶现象，当时也带有民主改革的性质。经过两三年的努力，这类旧中国的不治之症、在西方国家也屡禁不绝的社会祸害，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基本上被禁绝。新中国匡正社会风气、净化社会环境的有力举措和显著成绩，获得社会各界的拥护和称赞，称之为“古来稀事”，许多国外人士也深表赞佩。经过民主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工厂、学校到社会各界、各阶层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反映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深刻社会变革，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社会环境。
二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正当中国人民努力为恢复国民经济而奋斗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借此机会侵占中国领土台湾。未满周岁的新中国，面临着外部侵略的严重威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军和苏军在朝鲜半岛分别对日军受降的北纬38度线为界，1948年8月，朝鲜南方成立大韩民国，9月，北方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半岛出现南北分裂局面。苏美军队先后撤出朝鲜半岛后，南北朝鲜都加紧准备以武力实现国家统一，终于爆发内战。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即作出强硬反应，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并派遣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中国台湾海峡。1950年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组成由美国指挥的“联合国军”武装干涉朝鲜的决议。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曾被迫割让给日本。1945年日本投降后，台湾和澎湖等岛屿毫无疑义恢复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49年国民党集团从大陆逃往台湾，海峡两岸关系虽然陷于复杂化，但纯属中国内部事务。美国借朝鲜战争之机派遣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即构成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1950年6月28日，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台湾的侵略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他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不管美帝国主义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中国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鉴于美国执意扩大侵朝战争，严重威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在中朝边界的鸭绿江一线整训待命，并做好应付突发事变的各项必要准备。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截断南进的朝鲜人民军的后路，并准备越过三八线，吞并全朝鲜。9月30日，周恩来发出“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的严正警告，并通过印度驻华大使转告美国政府：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如果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中国决不能“坐视不顾”。但是，美国政府无视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令美军继南朝鲜军之后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方大举进犯，把战火燃向中国东北边境。在战争形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向中国党和政府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至此，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场武装较量已不可避免。
当时，新中国经济恢复刚刚开始，长期战争的创伤尚待养息，财政状况困难，人民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无论经济实力或武器装备都远不能同美国相比。但是，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根本原则出发，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慎重讨论，反复权衡，一致得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结论。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待命出动。同日，周恩来赶赴苏联，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通报中国党讨论朝鲜战争问题的情况，并同苏方就武器供给和空中掩护等问题进行磋商。18日晚，毛泽东向志愿军下达入朝作战的正式命令。
1950年10月19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隐蔽跨过鸭绿江。在入朝之初，志愿军即果断捕捉战机，给长驱直入的敌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将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取得第一次战役的胜利。11月，“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发动所谓“圣诞节结束战争”的攻势，继续大规模北犯。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联合反击，包围歼灭和重创大批敌军，再战告捷。12月，中朝军队收复平壤及三八线以北敌占区，并进至三八线以南部分地区，扭转了朝鲜战局。此后，敌我双方又进行了互有进退攻守的三次大的战役：1951年初，中朝军队发起全线进攻，突破“联合国军”在三八线的设防，一度解放汉城，将敌驱逐至三十七度线附近，但第三次战役未能大量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已经显露出来。“联合国军”旋即发动反扑，重新进占汉城。中朝军队举行第四次战役，以坚守防御、战役反击和运动防御多种作战形式，将敌阻止于三八线。接着，中朝军队又举行第五次反击战役，至1951年6月上旬，敌我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均转入防御。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五次战役中共歼敌23万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经过入朝后五次战役的作战实践，根据国际关系和战场形势发生的复杂变化，中共中央、毛泽东确定了“边打边谈”的基本方针，即“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结束战争”。这标志着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指导上，由过去务求全歼敌人赢得战争全面胜利，向基本达到保卫祖国安全和有关国际协定的目标的国际局部战争的思想转变。为此，中央适时地指示志愿军，采取以和谈的政治手段、结合军事打击、争取在一定条件下结束战争的正确方针，从1951年7月起，朝鲜战争即进入边打边谈阶段。对于这一特殊的斗争样式，毛泽东把它概括为“能战然后言和”。他在人民政协常委会议上分析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美国从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出发，不愿长期陷于朝鲜半岛的战争泥潭，终将接受和谈结束这场战争。基于这种形势估量，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严正声明：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战争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直战斗下去，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这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大无畏气概。
美国虽然自恃其军事、经济力量“世界无敌”，但终究受到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及国际政治斗争中种种复杂因素的制约。经过两年边谈边打的复杂斗争，战争双方终于就停战问题达成协议。1953年7月，在三八线以南新校正的军事分界线上的板门店，中朝一方和美国一方正式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在中朝人民同仇敌忾的坚决斗争下，美国自开国近200年来第一次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历时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美帝国主义企图霸占朝鲜全境的野心遭到破产而告结束。正如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所总结的：战争的结果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同时，国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各阶层人民提高了对抗美援朝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极大激发了爱国主义热忱，在一部分人中扫除了心理上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确立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立场，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同时，加紧肃清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和影响。在全国掀起的参军参战热潮中，毛泽东将他的儿子毛岸英送到朝鲜前线；大批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和各种军事学校。祖国的优秀儿女源源不断奔赴朝鲜前线，成千上万的农民、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志愿到朝鲜担负战地勤务和运输工作。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下，全国男女老少、各阶层人民普遍订立爱国公约，进行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至1952年5月底，捐款达人民币5.565亿元，折合飞机3710架。广大工人、农民通过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爱国丰产运动，保证以充足的物资支援朝鲜前线。中国人民组织各种慰问团深入到朝鲜战场前后方，慰问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大大鼓舞了中朝军队的战斗意志和保卫世界和平、共同胜利的信念。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人民支援朝鲜前线的各种作战物资达560余万吨，为夺取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性胜利，使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包括美、苏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感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分量。以此为契机，中央人民政府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为在国内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和平条件。
三 厘定国家大政方针
在进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各项民主改革的条件下，党和政府领导开展了包括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各方面的建设，都紧紧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中心工作进行，实际上是对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全面实施。
旧中国经济本来就极其落后，多年的战争更使它遭受严重破坏。1949年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粮食减产约25%，棉花减产约48%。这种状况使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紧迫。抗美援朝战争的发生，不能不影响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中央确定“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第一是服从战争需要，第二是稳定国内市场，第三是进行必要的经济文化建设。同时，党和政府并没有因为朝鲜战争而忽略中长期的发展规划。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战略思想，向全党、全国明确了当前所进行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即将实行的国家工业化直接做准备，在时间要求上增强了做好各项工作的急迫感。
根据“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中央把扩大城乡交流放在财经工作的第一位，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公营、私营、合作社商业一起上，通力开辟流通渠道，打开农村土特产品的销路，拓展工业品在农村的市场。1951年，中央推广了华北地区举行土产交流大会的经验，全国各种形式的物资交流大会此起彼应，盛极一时。在绥远一向不值钱的烂皮废骨，运到上海便成了适用的工业原料；两广的片糖、砂糖行销内蒙古；东北的土碱、黄烟畅销于关内；江西的瓷器、湖北的土布重新销往西北；更有猪鬃、茶叶、桐油、松香等许多土特产品远销到苏联和东欧国家，换回恢复经济所急需的机械设备。扩大农副土产品的收购，使农民手里有了钱，大大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各地展销会上的新式农具，天津的暖水瓶、上海的自行车等日用工业品，深受农民的欢迎。“土产一动，百业俱兴”。正如陈云当时所说：“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销，不仅是农村问题，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8]
影响我国经济恢复和建设的另一个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新中国成立后，在实行对外贸易统制和保护民族工业的贸易政策下，首先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和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同时也积极寻求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950年，新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11.35亿美元，超过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任何一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美国对中国实施全面的封锁禁运，颁布有关管制对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战略物资输出等法令，宣布冻结中国政府在美的资产、中国人民在美的银行存款及其他财产，同时，操纵联合国通过提案，拉拢英、法、联邦德国、日本、菲律宾、加拿大等36个国家参加了对中国的封锁禁运行动。
封锁禁运给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带来很大困难。但中国人民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积极展开反封锁禁运的斗争，尽力弥补损失。一方面挖掘内部潜力，扩大国内交流，使一些物资不再依赖从西方国家进口；另一方面，将西方所禁运的各种战略物资，转为大部分从苏联等国进口。同时，充分利用香港、澳门进行转口贸易的特殊地位，把开展内地同港澳地区的贸易，作为反封锁禁运的一条重要战线。此外，积极发展已同我国正式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继续保持与英、法、日等国的民间贸易往来，努力克服帝国主义封锁造成的种种困难。在西方“禁运”最猖獗的195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19.55亿美元，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最高年份1928年的15.53亿美元，并继续呈增长势头，逐渐将旧中国的长期入超转变为进出口大体平衡的局面。
农业的恢复，是国民经济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党和人民政府在土地改革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农民个体经济和劳动互助两方面的生产积极性，还采取减轻税赋、动员群众兴修水利等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在财政仍很困难的情况下，拨出大笔资金用于水利建设。著名的根治淮河工程、官厅水库工程、荆江分洪工程，都是这一时期开始动工和加紧兴建的。195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3278.4亿斤，比历史上最高年产的1936年增长9.3%；棉花总产量从1949年的888.8万担，增加到1952年的2607.7万担，增长193.4%，为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153.6%。
工业生产的恢复，是在艰难境况中起步的。中国共产党强调：一要依靠工人阶级；二要依靠国营经济。首先重点恢复国计民生所急需的矿山、钢铁、动力、机器制造和主要化学工业，同时恢复和增加纺织及其他轻工业生产。国家除重点恢复和改造东北等地原有企业以外，还有计划地新建了一批急需的工业企业，如阜新海州露天煤矿，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和大型轧钢厂，山西重型机械厂，武汉、郑州、西安、新疆的纺织厂，哈尔滨亚麻厂等。这批新建厂后来都成为我国工业战线上的骨干企业。
交通运输业是经济恢复的重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年中，国家用于交通运输建设的投资占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26.7%。1949年年底，我国基本恢复了原有的铁路网，东西大干线陇海路全线通车，中断多年的京汉线和粤汉线也恢复运营。1950年6月，穿越巴蜀的成（成都）渝（重庆）铁路开始动工修筑，1952年6月即告完工。这条铁路是清朝末年就酝酿兴建的川汉铁路的一段，拖了近半个世纪未铺上一根钢轨，而新中国成立后仅用两年时间就建成通车。这一时期，通往“世界屋脊”拉萨的康藏、青藏公路也开始兴修。
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如何对待私营工商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私营经济有两面性，人民政府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又必须限制其消极的一面。1950年初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后，私营工商业一度出现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职工失业等情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从1950年6月起，全国各大中城市全面调整工商业。调整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重点是调整政府和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调整的主要措施：一是加强对私营工厂的加工订货；二是增加货币投放，收购农副土产品，扩大城乡交流，活跃国内市场。调整工作到1950年年底完成。经过半年的调整，私营工商业不仅渡过了难关，还得到很大发展。资本家为工商业调整所带来的丰厚利润深感振奋。武汉有资本家用一副对联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挂红旗五星（心）已定，扭秧歌稳步前进”；上海资本家称1951年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但是，资本家中的一些不法分子并不满足于用正常的方式获得的利润，而是试图用向国家干部行贿等非法手段获取高额利润。由于出现资本家腐蚀党政干部的严重情况，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1月，决定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通称“五毒”）的“五反”运动。
“三反”斗争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展开了，首先抓重大典型案件，对当事人严肃处理。如中共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在任书记张子善堕落为大贪污犯，尽管他们在革命战争中有过功劳，但党和政府决不姑息，经人民法院审判后判处他们死刑，执行枪决。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的条件下为保持廉洁向腐败打响的第一枪。“三反”运动历时半年多，清除了一批吞噬共和国大厦基石的蛀虫，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树立了廉洁朴素、厉行节约、爱护国家财产的新的社会风气。
城市工商业界开展“五反”运动之初，发现“五毒”行为在资本家中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少数资本家“五毒”之严重更是触目惊心，如用废烂棉花制造急救包，用变质牛肉、臭鸡蛋制造食品罐头等，这些东西送到朝鲜前线，使不少志愿军战士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因使用或食用后方送来的药品、食品而致残致死。这些情况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成为全国上下强烈的呼声。全国范围的“五反”运动历时半年结束，有力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民主改革的步伐，使党和国家在对资产阶级进行限制和资产阶级反限制的斗争中，取得又一回合的胜利。
贯彻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加强民主建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社会秩序、群众基础等各方面条件还不成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为此，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创造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一过渡形式，以之作为政府领导机关征询意见、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听取和讨论政府的工作报告，提出批评和建议。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规定凡具备条件的地方应抓紧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促使其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产生各该级的人民政府。党中央强调：我们国家的民主化，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及国家的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9]到1952年年底，人民代表会议已经形成一项经常的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通过这一组织形式，原来缺乏民主训练的人民群众，开始逐步学会如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各级人民政府也在实施民主建政的过程中，逐步提高了行政效率和组织管理能力。
在民主建政的同时，中央要求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积极争取知识分子、工商业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吸引他们参加包括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在内的人民革命斗争和适当工作；加强政权机关和协商机关中党与非党人士之间的合作，做到使非党人士有职有权。在各级党政部门的努力工作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经受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考验，获得了巩固和壮大，充分动员和团结了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为完成民主改革和经济恢复的任务而共同奋斗。
根据《共同纲领》关于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人民政府为加强民族团结互助进行了大量工作，协调解决民族间和民族内部存在的纠纷，并抽出必要的财力、物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事业，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公布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内的、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的区域自治。根据“纲要”对民族自治机关、自治权利、自治区内的民族关系、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原则等问题所作具体规定，到1953年3月，已在包括约10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起一批县级和县级以上的民族自治区和相当数量的民族自治乡。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民族区域自治已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国策和基本制度，它对祖国统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一是要适应和推进政治变革，二是要适应和推进经济建设。新中国成立以后，首先有步骤地对私营报纸、刊物、广播等事业进行改造，把作为舆论宣传、大众传播重要工具的这些文化事业，完全置于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之下，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一切工作中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同时，谨慎地对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进行改革。教育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实行国家对学校的领导，废除原来的反动政治教育，建立和加强革命的政治教育；使教育向广大人民群众敞开大门；在全国范围进行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大幅度扩大招生，以适应有计划建设和工业化发展对人才的急迫需要。在科学工作方面，成立中国科学院和调整科学研究机构，培养与合理地分配科学人才，提出科学研究应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学术研究应与实际需要密切配合的方针。在文艺工作方面，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还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在医药卫生工作方面，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方针。在这些方针的指导下，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都取得显著成绩。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广大知识分子爱国热情很高，学习热情也很高。他们希望深入了解革命，了解共产党，了解新社会，以适应形势的巨大变化和发展。1951年9月，北京大学十二位教授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由此推广到北京、天津各高等学校，教师中开展了一场比较集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向京津两市高校教师学习会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此后，学习运动逐渐扩展到整个知识界，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到1952年秋基本结束。这次学习运动，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而进行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主要解决了分清革命与反革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等问题，对帮助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起了促进作用。但由于对复杂的思想问题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工作中出现不少简单粗暴的做法，伤害了一部分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的感情，造成一些不良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在全国执政条件下党组织自身的建设。1950年，针对党内一部分人在革命胜利的形势下滋长了居功自傲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全党进行了一次历时半年的整风学习。1951年下半年起，又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次整党运动，主要是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对党员进行关于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的教育。据1953年6月底统计，在总数为630余万的党员中，90%以上是合于或基本合于共产党员标准的；同时，有32.8万人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退党。通过整风整党，纯洁了党的队伍，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作风和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更好地发挥了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顺利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提供了组织和领导上的保证。
经过三年的努力，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6%，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3%。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1%；钢产量达到134.9万吨，比1949年增加7.54倍，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46.3%；生铁产量比1949年增加6.72倍，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7.2%；原油、水泥、电力、原煤等都超过历史最高产量。棉纱、棉布、食糖等主要轻工业产品也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52年，我国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8.4%；粮、棉、大牲畜、生猪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均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按可比价格计算，1952年的国民收入比1949年增长69.8%。国家财政收入有了成倍增加，1952年比1950年增长181.7%，并且收大于支，连年结余。在财政总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逐年上升，社会文化事业支出不断增长。城乡人民收入逐年增长，生活普遍得到改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来国民经济的增长，虽然带有明显的战后恢复性质，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亚各国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的情况相比，新中国战后经济恢复之快、增长幅度之大，是举世瞩目的。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为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沿着新民主主义轨道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