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迅猛高涨及民众大批涌入，使独角戏变成群英荟萃，学界呼声相形减弱。但群星璀璨仍然掩不住学界新星的耀眼光芒。在运动高潮阶段，学生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各地学生活动开展的广度深度，与运动范围的宽狭和持续时间的长短成正比。这以广东最为明显。述善学堂学生手持签名册，沿街向各大商铺挨户劝说，促使众多商行签名盟约。两广师范学生发布公启，呼吁学界积极行动。高等学生决心为全省表率，带头禁用，得到各校热烈响应。美国教会开办的岭南、尚贤学堂学生编唱抵约粤讴，拒用美制操靴，并表示：“美禁华工至今仍不允改，我辈又何颜在彼处求学？”《新闻报》1905年。8月1日。不约而同地退学出堂。东莞、汕头、潮、嘉、惠等地学生纷纷集会，倡议抵制，运用演讲、报刊等形式，深入城乡广泛宣传。南武、进取两校师生合办的《拒约报》，对全省运动影响甚力。学生宣传队高举上书“抵制美约”大字的旗帜，四处张贴标语，演唱自编的戏词歌谣。长乐觉民学堂学生从6月起即停用美货，每星期开会演说，“慷慨悲酸，使人无不切齿。及暑假回乡，又将此事奔走呼号，鼓动下流社会，使知中国不自强，虽在故乡居住，亦难免各国虐待”。闭塞的乡村因此“风气大开”《长乐觉民学堂之感觉力》，《岭东日报》1905年。9月5日。。他们的演讲真挚感人，听众群集。进取学堂一位13岁学生的演说令在场的500余听众大为感动。东莞、石龙等地学生演讲，每会必有农、工、商界数百人环听，“听者无不鼓掌，竟有为之泣下者”《东莞拒约之现象》，《有所谓报》1905年。9月15日。。有的药材商听完演讲，当场表示不卖花旗参，杂货店主将所存美国香烟当众焚毁，民众则相约不买继续销售美货店铺的商品。学生们还积极参加拒约会工作，被捕三君子中的夏仲文、潘信明，即以学生身份出任该会书记员。上海及全国的运动低落后，广东仍有较长时间的持续发展，与学生的努力密不可分。
其二，学生斗争性强，始终是比较激进和坚定的一翼。在三个关键时刻，表现尤为突出。运动初起，各地学界表示：“事关全局，尤宜决行，任锐不折，任坚不摧。”南京东文学生宣称：“若抵制一事尚办不到，我等惟有蹈海而死，免致将来为人奴也！”当曾铸迫于内外压力，发表《留别天下同胞书》，准备抽身而退时，各地学生纷纷致函通电，以为声援，鼓励其坚持到底，“勿为所摇”。纪王庙镇淞南小学特班学生“风闻奸商有欲不利于公（指曾铸）者，无不发卓立，誓欲得而甘心”。“有愿为公继起者，有誓为华工复仇者。虽年。方童龄，亦无不激昂慷慨，有视死如归之气象。”均见《山钟集》。上海务本女校学生也集会议决，劝说各家男女团结一致，“坚定地开展抵货活动直到胜利”《国内时事述评》，《字林西报》1905年。7月29日。。清廷压制运动的上谕发布后，各地绅商相继退出，而学生热力不减。京师大学堂学生为防止和抵制上谕对运动的阻挠破坏，特致电曾铸及各地拒约会，解释说：“朝旨只防暴动，非禁和平办法，希望坚持到底”，“以免外人益鄙夷我”《学界电请坚持拒约》，《岭东日报》1905年。9月16日；《北京学界公电》，《岭东日报》1905年。9月18日。并继续开展活动。
诚然，下层民众的直观行为有时比学生更为激烈，但没有学生对近代民族民主意识的传播，民众斗争只能重现义和团自发盲动的本能反抗。民众普遍起而参与自觉的反帝斗争，本身就显示了爱国运动质的双重飞跃。一方面，民众的自发反抗升华为自觉斗争，另一方面，少数开明进步人士的活动变成群众性运动。这正是新兴势力用新思想宣传启蒙、鼓舞发动的结果。其中学生的作用尤为重要。他们深知没有民众拥护，抵制难见成效，又清醒地看到下层民众巨大潜力与有限觉悟的矛盾，认为：在半开化国度里，“社会之阶级，其大略有三等，上中等社会人数较少而识见较易开通，下等社会人数较多而识见较易蒙蔽。而其左右一事也，则多数人之意见往往足为一事之梗，虽贤且智，亦未如何。故下等社会之势力，乃天下最庞大而最可惊者也”。由于民众长期处于蒙昧状态，“欲合此多数人以挽回之，使其舍私利而顾公益，诚非易事”。
中国历史上不乏尽忠守节的文臣武将和杀敌卫国的民族英雄，也涌现了大批抵御外侮的无名勇士，但爱国往往是少数人的自觉意识，而且只能通过忠义观以扭曲的形式体现。在士大夫心中，国与君不可分离，无君则无国。如果说对内还有君臣社稷的权衡，那么在对外关系中，君便成了国的当然化身。这一致命弱点，使士大夫依附于专制君主，而远离了国家实体，不免陷于一己工具的悲剧结局。许多人在君与国相悖离的矛盾中陷入两难的极度痛苦之中。而民众从未被视为国家的主体，也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很少将个人与国家相联系。普通百姓只是从保家卫里的爱乡行动中间接体现出爱国情怀。在他们看来，天高皇帝远，忠君并无吸引力，与此相连的国当然也遥不可及。这使中国传统的爱国精神与活动，处于一种社会分离状态。对于士大夫和百姓，政治含义的“国”与地域含义的“国”不相吻合。因而在观念和实践上，无法形成完整统一的爱国主义。学生们崭新的爱国观揭示了国民与国家关系的真实内涵。正如京师大学堂学生所说：“国家者，国民之所有物也。凡天下之物，苟为我之所有，当其安全则思巩固之。其或不然，则必保持之。而所以巩固而保持之者，则人人对于此物而各负其责成者也。”《大公报》1905年。7月11、12日。将国家与帝王分离而与国民联系，恢复民众的主人地位，这是传统爱国观发生质变的关键，由此开辟了使爱国日益成为多数人自觉活动的精神源泉，奠定了与专制卖国政府相离异相反对的群众性爱国运动赖以形成的思想基础。
近代国民思想的发明宣传，首功并不在学生，学生的作用在于，通过他们在实际运动中的言传身教，把这一思想传导给了广大民众，使其主体性不仅是客观存在，而且实现主观上的普遍觉醒，群众性爱国运动因而由可能变为现实。这样，中国“所恃以振兴而补救”的学生，成为“负向导国民之责任，而社会视为准的者也”。而学生对民众的启迪发动，则是爱国大业成败兴衰的关键。学生们意识到所负责任的重大，充满自豪而又有几分忐忑地说：“其人为一时所推崇所期望，则其荷此责成也，益艰且大，而不得以寻常人比例而自诿者也。”他们特别注意对下层群众的宣传发动，采取各种通俗易懂、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除演说、传单、标语、报刊外，还“拟刊送图画，编就俚语，发贴通衢，或饬瞽者歌唱（俗名唱新闻），或嘱讲书之人演说（俗名讲武书），俾中国妇孺亦知此耻”《山钟集·毓才学堂全体学生》。。当广大民众成为传播对象时，便产生了变革文体文字的巨大社会冲动。不仅小说、鼓词、戏曲、唱本、歌谣等民间通俗文学形式大量流行，还出现了不少白话报刊，或在原有刊物上开辟白话专栏，用浅白文字报道新闻，展开评论。这是中国民众第一次受到大规模的新型爱国主义普及教育，突破忠君爱国的臣民立场和狭隘封闭的乡土观念，接受近代国民民族意识，由此促成中国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群众性民主爱国运动。它既非戊戌维新的上层路线和绅权迂回战略，亦非义和团的原始热忱，盲目排外，即使余波未平的拒俄运动，规模及民众参与程度也难与匹敌。
诚然，学生们把自己摆在蒙师的位置，以民众“向导”、社会“准的”自命，但在民主革命时代，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确实存在教学师生关系，启蒙深浅与革命成败息息相关。革命党人郑贯公在民众群情激昂之际，不无欣慰地说：“倡议抵制，始于京师之译学馆，非教育时代，何有文明之学界，非文明之学界，何有义愤之举动？夫以美虐华工，非始于今日，而抵制偏待于今日，足见教育时代之益矣。”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教育普及，则将由教育时代而进为改革时代。”他建议广泛举办“冯夏威学堂”，以为培养“国家主人翁，国民好资格”的“制造所”贯公：《劝各处建设冯夏威学堂议》，《有所谓报》1905年。11月3、7日。。
1909年。日本强修安（东）奉（天）铁路，社会上哄传其欲瓜分中国，各地学界闻警而动。直隶、湖北、江西、福建、江宁等省学生“群起反对，不上日本教员之讲堂”《即此可以抵制瓜分乎？》，《大公报》1909年。11月28日。并散发传单，号召抵制日货。天津学生发布告同胞书和公启，呼吁各界“虽一纸一墨，一丝一粟，一器一械之微，皆不得购之于彼。自一人始，至亿万人止，同心金断，集腋裘成”。主张学界禁用日器，工商界禁贩日货，旅客不乘日轮，《为日本对安奉铁路事泣告同胞公启》，《中国萃报》1909年。9月16日。并要求谘议局和商务总会排斥日货。以后又成立北洋抵制日货联合会。绅商应邀聆听学生演讲后，当场表示参加抵制。在学生的督促下，“各州县商人来津贩货者，多因日货不能畅销，不与购办”《中国萃报》1909年。10月4日。。日本卷烟公司的云龙烟由原来月销140—150箱暴跌一半，“日商大为寒心，已联络同类减价出售，仍无人过问”《中国萃报》1909年。10月1日。。横滨正金银行危机四起，“持票赴该银行取洋者络绎不绝”《中国萃报》1909年。10月2日。。甚至日本人在南市戏园开演电影，也遭到学生的联合抵拒。同时，学生们还乘机提倡各界筹集资本，“广设工厂、公司，以图实行抵制而期永久”《中国萃报》1909年。9月16日。。把抵制外货与发展民族工业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真正掌握经济主权。风潮使日本政府感到震动，其驻华各领事纷纷向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后者遂以“免碍邦交”《民吁日报》1909年。10月4日。、“或启暴动之端”《禁止抵制日货》，《大公报》1909年。12月17日。为口实，严加镇压。1910年。山东学生还曾组织团体，鼓动拒用德货。由于商界和一般民众的消沉，上述斗争未能在全国形成声势。然而，普遍反应的呆滞更衬托出学生的敏感和激进，显示其爱国救亡的先锋桥梁作用。这些活动引起人们对后起诸强咄咄逼人的攻势的高度警觉，并反映出一个普遍定律，世界化程度越深的群体，民族意识也往往越强，他们对外来侵略反应的敏感强烈和要求民族独立振兴的迫切，为其他群体望尘莫及。
“文明抵制”的功过是非
在抵制外货风潮中，学生坚持了“文明抵制”方针。
“文明抵制”的口号信条，曾作为知识分子软弱动摇天性的表现，受到较多论者的批评。而抵制美货风潮是其滥觞。当时学生对此信奉有加，宣传尤力，视为成败的关键。京师大学堂学生提出的两条“向导之法”，其中之一就是“宜将抵制之手段示以和平办法，勿失之激烈，致牵动全局也”《大公报》1905年。7月11、12日。。“文明抵制”的具体内容，就学生论述所及，不外有三：1.旨在禁用美货，“所有美国商人及美国教士，仍当以礼相待。其余各国之人于此事无干，万不可节外生枝”《保定学界刊布传单》，《大公报》1905年。8月11日。。2.坚持和平办法，“万不可有卷胳膊露腿粗脖子红脸的情形”，避免过激言行导致“野蛮暴动”《敬告今天会议抵制美约的诸君》，《大公报》1905年。6月18日。。3．“不涉国际，无碍政府，不涉宗教，弗生责言。”由此可见，“文明抵制”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斗争目标限定为反对美国政府的苛约与歧视虐待华工，与其他各国无关，也不涉及一般中美人士的交流往来和宗教文化活动，以证明“彼自损名誉，我则力求文明”《山钟集·北京五城中学堂学生》。。既向国际社会展示崭新的民族形象，又避免引起列强干涉，扩大事端。第二，活动范围限于民间，尽力防止清政府借口插手干预，造成官民摩擦，使矛盾复杂化。第三，行动方式限于和平抵制。欲达禁用目的，必须激发民气，但下层社会民气蒸腾，容易导致暴烈行为，因此要开通民智，防止民众自发的“野蛮暴动”。这是学生们为保障运动顺利进行，达到主要目的而实行的总体策略方针。
一定的社会观念与行为，由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所造成。“文明抵制”作为具有战略意义的策略口号提出并刻意强调，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5年。前，正义与蒙昧交织成一场反抗中夹带着排外倾向的义和团运动。在戊戌政变后守旧势力极尽倒行逆施之能事的社会氛围影响作用下，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乘机利用，使之在抵御外侮的同时，排斥变革进化的洋新事物。这场传统社会对外来冲击的最后一次强烈反应，以巨大的牺牲打击了列强的瓜分野心，但并未减轻亡国灭种危机的压力。这引起知识阶层广泛而深刻的反思。学生们卧薪尝胆般熟读的一部世界近世史表明，非洲的部族、印度的村社、美洲的土著，尽管英勇无比，骁勇善战，最终却难逃厄运。不开启新的方向，中华民族何以高出一筹？新的社会运动，应当展示新的精神风貌，树立新的民族形象，以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近代任何从事变革的新兴势力，都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抹杀民众自发反抗的正义性固然错误，而不加分析地认为自发斗争优越于知识阶层和绅商领导的民主爱国运动，以直观行为的暴烈程度作为评判革命性的依据，混淆坚定性与蒙昧野性，近代政治意识与软弱性的概念界限，势必导致对自发性的盲目歌颂。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由新兴势力引导和体现，自发反抗的激烈不能构成对“文明抵制”进步意义的否定或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