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好比说，现在我们有很好的音乐，但是如果想让它在收音机里播放，我们还需要很多帮助。我的朋友鲍比·史瑞佛建议我去敲优秀教授的门，接着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杰弗里·萨克斯不但让我进了他的办公室，还让我认识他的朋友，分享他的想法，带我进入他的生活。所以，某种意义上，是他让我进入了你们哈佛人的生活。
接着萨克斯和我，还有我朋友鲍比·史瑞佛一起，踏上了我们这段类似于超现实的征程。一个摇滚明星，一个肯尼迪和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像服用了精神药物的帕特里奇家庭一样交错于地球。教皇是我们的代理，带着来自不同的拉比、福音传播者们、母亲们、工会、贸易联盟和家长教师协会的祝福。
对我来说这是“非时髦派”的新层次，但真的很酷。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可以与杰弗里·萨克斯同睡了。为了到达某地我俩坐在经济舱各自的椅子上，如同一对极度疲劳的醉汉昏睡过去。
下面的情形会让每个人都很困惑--我抬起头只睁开一只眼睛就看到了你们的英雄--他胡须凌乱……他的领带更像是一条头巾。空姐还问他是不是“感恩而死”（美国著名摇滚乐队）的成员。
我非常敬佩杰弗里·萨克斯，但他们说得确实很对：“学生不应该和他们的教授一起睡觉……”
我在泄露这些商业机密的时候，还想说的是你们未来的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每张美元上都有他的签名，他其实是个疯子、怪人。
看吧，U2在波士顿出名了，而不是纽约或者洛杉矶。所以我觉得，如果谁知道我们的存在，那他一定是哈佛大学（还有麻省理工学院）的财政部长专业。哎呀，不！我说我是U2主唱的时候，1962年的古巴回忆开始在他头脑中闪现。
我怎么说好呢？不要责备他--正如前总统克林顿上周在都柏林向我证实的那样，萨默斯先生正在经历文化上的挑战。
但当我要求他查找“数字”看看我们正在谈论什么的时候，他做的不止如此，他做了一件对于经济学家来讲最最困难的事情--他看透了这些数字背后的东西。
如果我很难把劳伦斯·萨默斯拉入我们的慈善行动的话，那么试想让劳伦斯·萨默斯发动其他华盛顿人投资该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切实地改变第三世界的人们每天有不到一美元的生活费的生活境况。他不仅尽了最大的努力，而且还富有激情。他去过他对手的办公室，和我去过餐馆解答他的共和党同僚们所关心的问题。在华盛顿有一家很豪华的餐厅不会再让我们进去了。因为他的激情演讲使得餐厅一片狼藉。
如果你被哈佛的新校长叫到面前，并且他还白了你一眼，手指不停地在桌子上敲，表现得大公无私，这说不定就是危险来临的前奏。
我在鲁登斯汀校长让位之前被邀请到此，是件好事。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不得不问--如果你们的家人都没告诉过你们这些--为什么我要告诉你们这些故事呢？当然不是为把我自己树立成榜样。
我告诉你们这些故事，是因为我与杰弗里·萨克斯和劳伦斯·萨默斯相处过程中的这些趣事，实际上是为了做一些相当严肃的事。当世上的人们听到债务负担使极度贫穷的国家崩溃的时候，当他们听到我们给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资助的每一个10美元，其中有9美元作为服务费用又返还回来时，当他们听到所有这些事的时候，人们愤怒了。
毋庸置疑，他们把禁止种族歧视运动以来最大的游行示威带到了街上。我们都知道，政治一般来说是种可能性的艺术，也是更有意思的事。这也正成为一种不可能的艺术，有牧师去讲坛、流行歌手去国会，教皇戴了我的太阳眼镜。
宗教权利开始变得像学生抗议，最终，经历了众议院的一番斗争后，我们拿到了钱--四亿三千五百万。这四亿三千五百万将变成更大一笔钱，它将会影响其他富国损献更多的钱。
那么，这些钱去哪儿了呢？目前为止，有23个国家，有时为了降低债务支付而不得不去设法满足一些过于苛刻的条件，并把节省下来的钱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在乌干达比原来多两倍的孩子现在可以读书了，这是好事。在莫桑比克，债务支付下降了42%，因此卫生补助增长了1400万美元，这也是好事。这1400万美元足够使莫桑比克发生很大变化。
我还想跟你们说一个很了不起的人，那就是乌干达农村的凯碧拉博士。1999年，麻疹--一种在美国几乎没有听过的疾病，夺去了凯碧拉博士所住地区的几百个孩子的生命。现在，感谢债务的免除，他从国家拿到了额外的6000美金，足够他雇两个新的护士、买两辆自行车了，这样往来于这片区域给孩子们接种疫苗就方便多了。去年，麻疹是杀手。今年，凯碧拉博士说因麻疹死掉的孩子不到10例。
我只想你们能够知道，我们在哈佛的帮助下--在像杰弗里·萨克斯这样的人的帮助下，完成了什么事。
但我绝对不是在这儿自夸、居功或者独享。那我干吗在这儿呢？哦，我只想再次说句：“谢谢！”但我还想说，我来这儿是想寻求你们的帮助。减免债务是个大问题，我们需要一些聪明人的帮助，我认为这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决定性的时刻。当史书（你们其中的某些人会写）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有两件事将在这一刻被永远记住：网络和非洲的每日浩劫。到2010年止，有2500万艾滋病患者将丢下40万艾滋孤儿，这是自带走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的黑死病以来最大的健康威胁。
对非洲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问题。除非我们把这块大陆密封起来，泯灭我们的良知。对世界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可持续的问题，但也很难把它作为一项流行的事业，因为很难让它变得流行，你们明白吗？我猜，正是我尝试想做的。流行通常是政治赖以生存的氧气。
约翰和罗伯特·肯尼迪没有来过哈佛吗？难道平等就那么难以实现吗？在地球村的范围内“爱你的邻居”有这么不便吗？上帝为我们写下这些话语，我们不得不歌唱它们。把它们放在排行榜的最上方，但电台里所播放的不是它们，是吗？我知道不是。
但我们应该贯彻我们的理想，否则就违背了我们内心那些最本质的东西。在这些门外面，即使在里面，理想主义的文化也正被物质主义和自我陶醉以及所有其他的冷漠主义所围困。他们的防卫机制--心照不宣、假笑、玩笑。更糟的是，这是一个营销工具，他们正打着马丁·路德·金的旗号卖电话，你们看见了吗？
美国和欧洲的公民权利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公民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争取活得像个人类。可这些想法却很昂贵--它们需要我们付出代价。我们是否准备好付出了呢？美国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是否依然有崇高的想法呢？
在都柏林，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看见美国把一个人放到了月亮上，顿时产生了敬畏之心，我想，哇！太不可思议了！在美国，一切皆有可能！美国，在这里可以做任何事情！只要遵循人性，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它被遵循，因为它就是导航。
这依然是真的吗？告诉我是真的，是真的，是吗？如果不是，你们所有人让它再成真吧！
演讲人简介：
RichardL.Trumka（理查德·特拉姆卡）理查德是美国最大的劳工组织--产业组织劳工联盟（AFL-CIO）的主席理查德是美国劳工联合会常务秘书长
第六章Why Working People Are Angry and Why Politicians Should Listen为什么劳动人民的愤怒，政治家应该倾听
Good evening. Thank you， John. I will never be able to express how much I owe you and how much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owes you.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s is fortunate to have you as a fellow this semester. And let me add my thanks to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Bill Purcell for inviting me to be here with you tonight.
I am going to talk tonight about anger-and specifically the anger of working people. I want to explain why working people are right to be mad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to our economy and our country， and then I want to talk about why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anger and hatred. There are forces in our country that are working hard to convert justifiable anger aboutan economy that only seems to work for a few of us into racist and homophobic hate and violence directed at our President and heroes like Congressman John Lewis. Most of all， those forces of hate seek to divide working people to turn our anger against each other.
So I also want to talk to you tonight about what I believe is the only way to fight the forces of hatred-with a strong progressive tradition that includes working people in action， organizing unions and organizing to elect public officials committed to bold action to address economic suffering.
I am here tonight at the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to say that if you care about defending our country against the apostles of hate， you need to be part of the fight to rebuild a sustainable， high wage economy built on good jobs the kind of economy that can only exist when working men and women have a real voice on the job.
Our republic must offer working people something other than the dead- end choice between the failed agenda of greed and the voices of hate and division and violence. Public intellectuals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offer a better way.
The stakes could not be higher. Mass unemployment and growing inequality threaten our democracy. We need to act-and act boldly-to strike at the roots of working people‘s anger and shut down the forces of hatred and racism.
We have to begin the conversation by talking about jobs-the 11 million missing jobs behind our unemployment rate of 9.7 percent.
Now， you may think to yourself， that is so retro. Jobs are so twentieth century. Sweat is for gyms， not workplaces.
For a generation， our intellectual culture has suggested that in the new global age， work is something someone else does. Someone we never met far away in an export processing zone will make our clothes， immigrants with norights in our political process or workplaces will cook our food and clean our clothes.
And for the lucky top 10 percent of our society， that has been the reality of globalization-everything got cheaper and eas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