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15日，上海发生了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事件。5月30日下午，在陈独秀、李立三、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等人领导下，上海举行有组织的罢工游行。当两千多名示威群众行进到南京路时，遭到英巡捕开枪射击，打死十一人，重伤十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深夜，党中央在闸北横浜桥附近宝兴里的一幢旧式的两开间楼房开紧急会议。瞿秋白住宝山路顺泰里一一二号，离这里近，他和杨之华来到这个秘密机关时，任弼时已坐在后厢房会议室中等候。原团中央总书记张太雷去广州做鲍罗廷翻译后，任弼时任代理团中央书记。过了一会儿，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罗亦农也来了，张国焘、刘少奇刚从广州回沪，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举行上海的罢市、罢工、罢课的反帝斗争，并出版《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郑超麟、沈泽民、何味辛等人组成编辑委员会。
6月3日傍晚，瞿秋白从香山路总部回到闸北华兴路五十六号一间客堂。明天是《热血日报》创刊日，瞿秋白将陈独秀写的《发刊辞》给郑超麟，说：“明天，报纸刊出后，老头子的朋友一定会看出这篇《发刊辞》是老头子写的。”郑超麟问：“他们怎么会看出是老头子写的？”“老头子惯用的字眼，有一些同我们现在惯用的不同。”瞿秋白解释说。如“阶级斗争”，陈独秀喜欢写成“阶级争斗”。
这年，陈独秀四十七岁，多年的忙碌使他明显的衰老了。因为在中央局年龄最大，所以大家背地称陈独秀“老头子”。老头子除了年龄大，还包含有当家的意思。
弄堂里还有一栋二楼二底的房子，是中央工农部的机关。陈独秀几乎每天要来这里办公。《热血日报》在短短的几天里销数达三万份，每天有近百篇来稿。6月下旬，《热血日报》正办得红火时，大资产阶级首先动摇，停止了罢市斗争，《热血日报》出版二十四期后，即被查禁。国民党右派借机攻击共产党是在发动非共产党的战争。
为了支持五卅运动，彼得罗夫在8月5-7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上建议，由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为中国罢工拨款十万卢布。
就在这时，由于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支持了广东区委领导的省港大罢工，敌人将刺杀的枪口瞄准了他。
8月20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一辆轿车疾驰而来、嘎然而止。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及夫人何香凝缓缓下车，就在这时，六七个凶徒枪声大作，一阵枪烟弹雨之后，身中四弹的廖仲恺倒在血泊中，眨眼间暴徒无影无踪……
在国民政府四大支柱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中，廖仲恺是国民党左派领袖，早已是右派的眼中钉。孙中山临死前对身边的汪精卫、廖仲恺等人说：“我死之后，我们政治的敌人，定要设法软化你们。你们如今不受软化还要继续革命，他们一定要杀害你们。”没有想到，孙中山的谶语在廖仲恺身上得到应验。在此之前，汪精卫已得到敌人要刺杀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消息，自己带上了保镖，并提醒廖仲恺也带上警卫，但廖仲恺不带警卫，表示不怕他们暗杀。
廖仲凯被刺杀与夏天戴季陶抛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有关。戴季陶是国民党头号理论家，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小册子出笼后，流传很广。8月30日，陈独秀写《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反驳戴季陶的观点，在《向导》发表。
廖仲恺被杀后，陈延年和中共广东区委发动广州市五万多人举行示威大游行，要求国民政府肃清内奸，镇压反革命。中共广东区委内部，一部分党员因廖仲恺被刺事件，产生了畏惧情绪。在白色恐怖笼罩下，陈延年也想到了自己的生死问题，他在召开区委党员大会时，教育大家说：“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员。”廖仲凯不是共产党员，都不怕死，何况自己还是共产党员呢！他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廖仲凯的死，对国民党左派也发生了重大影响。陈延年一年后在广东区委会议上向维经斯基等远东局成员汇报工作时，曾说：“只是在12月27日至29日间，在廖仲凯去世以后左派第一次动摇了。这是发生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
秋天，陈延年到上海汇报廖案，晚上住在郑超麟家，和老同学睡一床。陈延年向中央汇报工作，从不自己动手写报告。他在法国编杂志，与各种思想作斗争，很会写文章，但回国担任区委书记后，因为工作忙，一般文字工作，请秘书和其他同志去做。特别重要的书面报告，也经常是别人写，他自己口述，然后修改。这样的写作方法，逐渐地成了他的习惯。
郑超麟问他：“你不是很能写文章吗？”陈延年说：“要我写文章，我宁愿挑大粪。”后来，郑超麟看到陈独秀早年在《甲寅》杂志上的文章，才知道这是他父亲说过的话。
这会，秘书不在身边，陈延年便口头讲，请郑超麟做记录。在郑超麟住的亭子间里，陈延年抱着茶杯，边走边说有关廖仲恺被暗杀的情况，郑超麟迅速地把他的话一句一句地记下来。郑超麟不太清楚廖仲恺的被杀情况，陈延年的口述，让他知道了一些内幕。陈延年口述完了，接过郑超麟的记录，仔细看了一遍，稍稍修改后说：“就这样。”郑超麟重新看了一遍，居然是一篇很好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