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如何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陈独秀说：“我们面前有两条路：右的道路与左的道路。右的道路意味着放弃一切，左的道路意味着采取激进行动。在这两条道路上等待我们的都是灭亡。此外还有一条中间道路，即继续目前的局面，这也是不可能的。怎么办？也许我们寻找第四条道路？”
鲍罗廷说：“先应同莫斯科取得一致。我们不同意这些电报的方针，因此给莫斯科发了电报。莫斯科非常明确地回答说，它坚持自己的指示。任务是寻求新的、与莫斯科一致的行动纲领……”
陈独秀说：“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莫斯科根本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鲍罗廷所说的土地革命（不没收土地），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的。莫斯科要求没收土地，我们不能这样做。因此，鲍罗廷的整个纲领是无稽之谈。”这天，陈延年被逮捕。陈独秀的说话有一种无名的烦躁。
谭平山说：“我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我认为，应当接受鲍罗廷的这5点。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再次致电莫斯科。不应退出政府。”
张国焘说：“我也认为，莫斯科的指示是不能接受的。应当加以拒绝并通知莫斯科。”
周恩来说：“在上海我们收到了莫斯科关于建立民主政府的指示。后来当我们这样做了时，他们却对我们说，这是不对的。莫斯科经常这样做。应当弄清楚，莫斯科到底想怎么办。”
张太雷说：“从罗易来时起，我们这里就经常出分歧，一切都始于北伐。这种情况不能容忍，还是应该取得一致。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进行过争论。当我们问，他想提出什么建议时，他希望在星期日举行游行，在星期三举行罢工，我们不能这样做。这是无法执行的建议。”
任弼时（布林斯基）说：“我完全不同意鲍罗廷的意见……怎么能反对没收土地呢？应当完全彻底地接受莫斯科的指示。”
陈独秀说：“布林斯基的意见不值得考虑。我们同意鲍罗廷的意见……现在我们讨论来讨论两个问题：（1）控制群众；（2）政权。”
6月27日夜，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谭平山、张太雷、周恩来、罗易到西门子鲍宅开会。李立三、苏兆征因劳动大会未出席，瞿秋白也未到。当时蔡和森生病，住在武昌毛泽东家养病。中共“五大”后，周恩来任秘书长，未到前由蔡和森暂代。因蔡和森从外国刚回来，事情不熟悉，得罪不少人。前几天，政治局正式决定由邓中夏为秘书长，邓因出席劳动大会，未到前由张国焘以常委资格兼代秘书长。今天下午，蔡和森回中央秘书厅办公室，碰上了这次会议。
“中央军部得到紧急情报，说何键今日就动手了。我们和湖北省委已经决定，下午把总工会纠察队调进武昌，编入张发奎军队。张发奎同意我们加入，但不能穿纠察队制服，不能带枪”。周恩来、鄂省委书记张太雷相继报告时，已是翌日清晨。
蔡和森说：“这实际是解散纠察队了，何不率性公开公布，以消灭何键暴动之借口。”罗易、陈独秀表示赞同。武汉工人纠察队有五千人，拥有三千支枪，最后同意解散工人纠察队，枪械交还给公安局长。
张国焘提议中央机关立即移于武昌，说“整军经武，准备后事”。陈独秀犹豫说：“过河往返，与国民党接头太不方便。”谭平山、蔡和森赞成搬迁，既然何键动手，机关搬武昌安全，那里有叶挺的部队。最后，决定中央机关立移武昌。
天亮后，蔡和森过河准备去了。这天，汉口《民国日报》刊出“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纠察队”布告。
“中原会师”后，冯玉祥向右转。6月10日，他出席了汪精卫主持的郑州会议；6月20日，冯玉祥在徐州与蒋介石举行了分共会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不清楚，为什么苏联给了许多援助的冯玉祥会叛变革命？
6月27日，在索契的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写信说：“关于冯的报道是符合实际的。我担心，武汉会胆怯，屈从于南京。”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次日致函鲍罗廷、加伦和陈独秀说：“我们认为有必要：（1）向冯声明，鉴于他采取了反对工农革命运动的立场并同蒋介石签订协议，共产国际中止同他的关系；（2）建议武汉从冯的军队中召回顾问。”
与蒋介石不同的是，冯玉祥没有对工农运动进行残酷的镇压，也没有凶狠地追捕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