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革命即将失败，1927年7月7日，武约维奇、季洛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于于莫斯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写信说：
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表明，指望武汉政府成为“有组织的革命中心”的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在武汉政府的地区反革命势力自由地组织起来了，而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却遭到了镇压。无论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也无论对于苏联来说，局势是极其严重的，因为中国革命的失败大大增加了军事危险。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立即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与在莫斯科的执委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一起来讨论形势并纠正共产国际在中国所执行的而且经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一次全会同意的错误方针。
“有组织的革命中心”的政策，指斯大林的观点。这段话明确斯大林等人的政策，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应的此负责任。武约维奇，В，Д，（1897-1936），1921-1927年为青年共产国际书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委员，1927年被开除出联共（布），1930年恢复党籍。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7月9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写信，反驳了反对派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与自己的观点。他生气地说：“你们两个真见鬼：你们征询对（关于中国）新指示的意见，又不提供具体的新材料，着使我感到有点儿难堪……我不认为，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就可以改善共产党的处境和“使他们站稳脚跟”。相反，退出只会便于屠杀共产党人，造成新的分歧，可能还会造成某种分裂，但是，没有别的路可走，反正最终我们还得走上这条道路。这个时期需要经过，而且必须经过……有的人（有的人！）对此解释说，这里的过错是同国民党合作，这种合作束缚了中共的手脚，使它不能独立自主。这也是不正确的。”
斯大林抱怨莫洛托夫和布哈林没有给他看真实的材料，导致他说了不少过头的话；“没有别的路可走”，斯大林仍然强调他在中国的政策是唯一的政策。“有的人”，即指武约维奇、季洛维也夫和托洛茨基。
那么，谁来负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呢？在这封信里，斯大林把失败的责任归于中国共产党。他写道：
很遗憾，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如果抛开那些能够充当很好的战斗材料但完全不懂政治的普通共产党员，那么现在的中共中央能提供什么呢？除了“一整套”从各处收集来的、与任何路线和任何指导思想毫无联系的一般词句外，不能提供任何东西。我不想苛求中共中央。我知道，不能对中共中央要求过高。但是，有一个简单的要求，那就是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是否执行了这些指示呢？没有，没有，因为它不理解这些指示，或者是不想执行这些指示并欺骗共产国际执委会，或者是不善于执行这些指示。这是事实。罗易为此怪罪鲍罗廷，这是愚蠢的。鲍罗廷不可能在中共那里或者在中共中央那里享有比共产国际更高的威望。罗易自己曾说，鲍罗廷没有出席中共的代表大会，因为他不得不躲藏起来……中共中央不理解新革命阶段的涵义。中央没有一个能理解所发生的事件的内情（社会内情）的马克思主义头脑。中共中央不善于利用这个与国民党合作的宝贵时期，去大力开展工作：公开地组织革命、组织无产阶级、组织农民和革命军队，实现军队革命化，促使士兵与将军相对立……中共中央喜欢在与国民党领导人和将领的幕后交谈中消磨时光。中共中央有时也奢谈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是，在这种奢谈中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即它对领导权一窍不通（真正意义上的一窍不通），扼杀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瓦解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并把中国的阶级斗争归结为高谈阔论“封建资产阶级”（现在彻底弄清了，这一术语的创造者原来是罗易）……怎样医治在我们这里被错误地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大杂烩？召来陈独秀或谭平山也无济于事，当然，我并不反对把他们召来，教给他们一点东西……其次，我们对中国军队建立顾问制度的操心太多（而这些顾问在政治上并不称职，因为他们从来不善于及时地向我们预告自己“上司”的过急行为）。现在到了着手在中共中央、中央各部、每个省的地区组织、地区组织各部、共青团、中央农民部、中央军事部、中央机关、中国总工会认真建立党务顾问制度的时候了。应该把鲍罗廷、罗易，以及在中国妨碍工作的所有反对派分子清除出中国……鉴于现时的中央软弱、混乱，政治上不定型和业务不精通，这些“保姆”在现阶段还是需要的……随着革命和党的发展，对“保姆”的需要将会消失。
斯大林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没有“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罗易为此怪罪鲍罗廷，这是愚蠢的”；“召来陈独秀或谭平山也无济于事，当然，我并不反对把他们召来，教给他们一点东西”；“应该把鲍罗廷、罗易，以及在中国妨碍工作的所有反对派分子清除出中国”。
这封信，确定了谁来承担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
就在这天，拉斯科尔尼科夫给联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写信，仍然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加速与武汉政府的决裂，同时要放弃反对它的运动。”头一天蔡和森发表《国家统—与革命势力的联合》，也认为“维持与巩固革命势力的联合战线”，“这是倒蒋的真正武器”。
为了不给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抓住把柄，7月11日，感到“难堪”的斯大林在索契继续给莫洛托夫写信，强调说：“有人对我们的中国政策怀有忏悔的心情。如果这是真的，那是可悲的。”“有人”，仍然指武约维奇、季洛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斯大林在信中说：“回来后，我将努力证明，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信我们对中国和对中国土地革命的政策的正确性。”“回来后”，指鲍罗廷、维经斯基、罗易等共产国际代表们。
7月28日，斯大林写《时事问题简评》，公开强调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没有错：
当时我们直截了当地说，要把武汉国民党变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至少须有两个条件：国民党的彻底民主化和国民党对土地革命的直接赞助。假使共产党人放弃实行这种转变的企图，那就太愚蠢了……诚然，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诚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但是以为中国共产党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一下子就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那就可笑了……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的领导也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