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初，陈独秀和潘兰珍回到鹤山坪石墙院。走前，陈独秀将自己的《实庵自传》手稿送给台静农，并题字云：“此稿写于1937年7月16日至25日中，时居南京第一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兹赠静农兄以为纪念。”台静农目前正在帮陈独秀出版《小学识字教本》。
回来后，陈独秀心情和体力还好，开始写《小学识字教本》，他打算在下个月完成上卷。一部分稿子，已请台静农誊抄。
5月18日，陈独秀给白沙编译馆台静农写信说：“回乡已十余日，贱恙并未见剧，识字教本已勉强续写若干，倘病不再发作，上卷大约在下月内可以完成，兄带去之稿亦望能于下月半抄好，届时建功兄倘能偕兄来江津城一游，即可将原稿带来，弟亦可将续写之稿交兄带去也。兄等如能来游江津城，务于动身前十日函告我，以便按期入城也。兄带去之稿尚遗漏一字，今附上，望加在甲介字前后。编译馆二百元已寄来，收据附上，请交该馆会计。”
“识字教本”，即陈独秀正在撰写的《小学识字教本》，设在白沙镇的国立编译馆前后预付了两万元钱。当时物价飞涨，1939年上半年，鹤山坪一斗米三元钱，到1940年10月鹤山坪一斗米三十余元，12月，江津县城一斗米要七十元，陈独秀夫妇及一仆人在鹤山坪每月要花二百元，在江津县城要花费三百元。有了这二万元，真是雪中送炭。但在书写好出版之前，陈独秀不敢花斯夫这笔钱。他曾对邓燮康说：“夫子曰，耕者，食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像我这样的人，随便写本书都不饿饭。”万不得已，自己总不会走投无路。有了这笔钱，至少起了定心丸的作用。
当时，陈独秀听说有一谣言，说他月收教育部三百元，并且在编译馆领到稿费，十分生气。5月28日，邓仲纯来鹤山坪看陈独秀，带来台静农给他的信。陈独秀当即写信给台静农说：“顷见兄于二十五日致仲纯书，愤怒异常。前有友人金君自重庆来江津看我，亦云闻之教部中人告诉他，部中月给我三百元；今编译馆中又有人云弟从部方领到稿费；想必都是部中有意放此谣言，可恨之至，请兄为我严厉辟之，是为至感！
倘陈馆长亦闻此谣言，可将此函与他一阅！又及”
“陈馆长”，即编译馆副馆长陈可忠。
陈独秀收到北大同学会的每月三百元钱，即国民政府按蒋介石的意思，通过教育部“维持”陈独秀生命的费用，教育部请请北大办理。因陈独秀性格刚直，不愿意受国民党的钱，故北大隐瞒了情况，请北大同学会出面。陈独秀知道这个“谣言”后，果然愤怒。
6月8日，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已经完成，部分稿件在台静农处誊抄。陈独秀希望台静农抓紧时间，早日出版此书。他拿了人家的钱，欠了债，心中不安。而且，出了书，他就可以花钱呢！
6月中旬，日本飞机每日光顾江津城，天天有警报，人心慌乱，邓仲纯几乎天天跑警报，不在家。陈独秀本来打算月底赴江津和台静农聚会，不得不延期了。《小学识字教本》完成后，编译馆提出陈独秀在一个多月内，增加一部分内容。陈独秀为了写这部分新增稿子，每日写五六小时，十分疲倦，以致左边耳轰之外，又加以右边脑子时作阵痛。写信长了，脑子也受不了。他考虑不得不休息若干时日。
6月15日，陈独秀给台静农写信说：“下卷略成，虽非完璧，好在字根半字根已写竟，总算告一大段落。法币如此不值钱，即止此不再写给编译馆，前收稿费亦受之无愧也。”次日，陈独秀请火房姓焦的师傅将全部稿件五册送给台静农，他写信给台静农说：
收到望即交馆中速抄速印，希望能于秋季开课前出版。如此时局，此稿一天不出版，皆有散失之可能。香港印刷固佳，但随时皆有被日本占领之可能，倘川中能刻篆文，弟极端赞成兄在川雕板之提议，成都太远，校对不易得人。欧阳先生在江津城所刻诸书，均可用，词品用小字刻颇精美，毛诗石印，稍次之，均附上一阅。馆中如同意，兄可函仲纯兄向欧阳一调查刻印处在何所及刻价纸价若干也。弟意好的毛边纸亦比洋纸价贱，最好馆中自己买纸，雇工到白沙开雕。
焦师傅是白沙乡下人，回家看看，顺便给陈独秀捎信。陈独秀请他明后日回白沙场时，再到台静农处取回信。欧阳先生，即住在江津县城内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
6月17日，陈独秀担心稿件遗失，写了一张明信片给台静农，建议将编译馆到黑石山聚奎中学借屋一二间，存储要件，包括陈独秀刚送去的稿件。万一稿件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毁了，自己哪里有精力重新写一遍啊？
陈独秀的书因为经费，没有按时出版。7月10日，陈独秀给台静农写信说：“编译馆书而归商务出版；其预算中想无印刷费，特别筹款刻弟书恐怕是一句搪塞的话，倘陈馆长真拟刻弟书而又筹款不得，不妨将续寄之稿费五千元全部分或一部分收回应用，最近寄来之三千元，弟尚未付收据，收回手续尤为简单也。可否以此意告之陈馆长，请兄酌之。弟日来头痛大致已好，惟耳轰头昏重仍如旧。”
虽然编译馆的二万元预支钱没有来要，但因书没有印，这两万元暂时是不能动了。
夏天，周恩来从西安到重庆，经成都时会见了地方实力派和一些民主人士。住在蓉城的杨鹏升听说周恩来来了，写信告诉了住在鹤山坪的陈独秀。陈独秀是一石击起千层浪，情绪波动很大。去年上半年，朱蕴山来看他，还劝他去延安。6月12日，陈独秀给杨鹏升写回信，说：“示函云：‘恩来昨来蓉’，不知是否周恩来，兄曾与彼接谈否？此人比其他妄人稍通情理，然亦为群小挟持，不能自拔也，彼等对弟造谣污蔑，无所不至，真无理取闹。”
周恩来和儿子陈延年友谊深厚，在王明、康生污蔑自己时，还托人带信，劝自己不讲话。所以，陈独秀说：“稍通情理。”陈独秀不知道，1938年苏联处决米夫后，王明已失势。
夏天，邓燮康托人转来连根（王文元）来信，信上讲：托派临委作出决议，认为陈独秀致濮德治（西流）的信，视托派为极左派，仍坚持机会主义路钱，所以无法接近，无法合作。几天后（7月31日），陈独秀给连根回信，认为托派错误的根由，是不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真实含义，从列宁到托洛茨基都不懂，把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全部否定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无产阶级民主只是实施范围狭广不同，内容上都一样。
陈独秀的信发出不久，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人暗杀了。
这次陈独秀到鹤山坪，大姊原打算一起到鹤山坪小住，临行又犹豫了。不料，这是陈独秀和大姊最后一面。6月，大姊因脑溢血，死于江津上游四十余里地的油溪镇，年六十九岁。这是继祖母谢氏去世后，家中第二位亲人死在江津。陈独秀十分痛苦，写了一诗，纪念大姐，其中说：“送我西廊外，木立无言辞。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
次年，大姐的遗骨自油溪运至江津城安葬，先定在10月20日，后改在10月22日，陈独秀为了给大姐送葬，提前自鹤山坪进城，住了二三日，为大姐安排了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