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到上海后，为了生活，撰写《新体英文教科书》。逼仄的房间窗棂和床架之间的绳子上，挂满了刚刚晾上去的尿片。当年和高君曼在西湖畔的愉悦，已经荡然无存。现在，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陈独秀，不仅要糊自己的嘴，还要养活妻子和女儿子美、儿子鹤年。
不得已，陈独秀去亚东图书馆坐坐。家中已是揭不开锅，但他是条硬汉，轻易不张口借线。汪孟邹见陈独秀坐了很久，知道他家又断炊了，说：“要拿一些钱吧？”陈独秀点点头。汪孟邹便拿一点钱，陈接了汪孟邹递过来的一元两元钱，再坐一会，回去了。后来，汪孟邹和侄子汪原放谈起陈独秀这段困难时期，总是说：“仲叔是一条硬汉。”
早知今日，还是不结婚的好啊！这个时期的贫穷潦倒的生活，促使陈独秀羡慕独身主义了。1916年11月1日，他给《新青年》的一位读者写信说：“以吾国今日经济状态，宜盛行独身主义。”
1914年的春天的一日，汪孟邹告诉陈独秀，章士钊在日本办《甲寅》杂志，请王先生在上海搞发行。陈独秀立即给章行严写信，看看可否去日本和他一起办杂志。信中，陈独秀悲观地写道：“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不料章士钊回信说，计划旅行欧洲，而且，《甲寅》能否办下去，尚属天命。本来一线希望，又破灭了。
7月，万般无奈的陈独秀到了日本，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当时，章士钊住东京小石川林町七十番地，出入章士钊《甲寅》编辑部的有高一涵、易白沙和李大钊等人。河北乐亭人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生，这年二十四岁，去年残冬来日本，春天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读书，住在下户冢的基督教青年会内。
11月10日，《甲寅》一卷四号发表《〈双杆记〉叙》（署名“独秀山民”）和《爱国心与自觉心》（署名“独秀”）。《双杆记》是章士钊写的，陈独秀秋天在江户写《叙》，发内心之忧愤：“今以予不详之人，叙此不详之书，献于不详之社会。书中人不详之痛苦，予可痛哭而道之。作者及社会不详之痛苦，予不获尽情痛哭道之者也。呜呼！”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里，陈独秀得出“国不必国”的不要国家的结论。他写道：“国家国家，示行下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骂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延年、乔年后来一度走上无政府主义道路，与乃父此念异曲同工。
陈独秀的文章发表后，在留日学生中引起轩然大波。一个读者给主编章士钊写信说：“何物狂徒，放为是论”？但章士钊认为，陈独秀的文章是唤醒沉睡的国人，所谓汝南晨鸡先登坛唤。从此，“陈独秀”的名字风行天下。
已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李大钊，总觉得仲甫的话，于国于民都无可为，过于灰心丧气了。他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劝陈独秀“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不要自迫于消极之宿命论”。
李大钊这篇文章还没有发表，陈独秀已找到一条自救的道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