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之前，维经斯基于5月23日在莫斯科以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狄克和自己的名义（副主任）起草给出席中共三大代表的指示草案，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积聚力量，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和恢复工会并把他们集中起来，以便扩大革命运动的基地和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无条件地支持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工人运动”。
次日，布哈林对维经斯基起草的文件作了修改，并请季诺维也夫过目。布哈林强调“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彻底消灭中国封建制度的斗争。”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布哈林写道：“毫无疑问，领导权应该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最近的工人运动事件（大规模罢工）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极大意义。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
“最近的工人运动事件”，指二七大罢工。
对于越飞和马林所热衷的与国民党的合作，布哈林强调“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在孙逸仙军队的占领地区，必须实行有利于贫苦农民的没收土地政策，并采一系列其他革命措施。”这样，布哈林一方面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一方面强调要搞土地革命，牢牢的把握领导权。
布哈林、维经斯基等人精心起草的《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信6月18日寄出，维尔德7月18日才在上海收到，中共三大已经开过了。他不清楚，什么地方耽误了这封重要的信件。
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马林及大多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农民问题忽略了。7月1日，陈独秀在中央机关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农民问题》，一方面说，“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农民占全人口之大半数，其国民经济之真正基础，还是农业。”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农民“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
马林7月21日抵达上海，然后回莫斯科。7月26日，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共联社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会计维尔德在上海给维经斯基写信说：“陈独秀要迟十天，这月底才能到上海，其他大会代表已到上海。”说明毛泽东和“其他大会代表”一起，已先陈独秀到了上海。
中央局机关迁回上海后，办公地点设在闸北象山路公兴路口的三曾里三号，由王荷波出面租下，在中兴路和香山路交叉的小里弄。周围是手工业工厂，杂居，便于隐蔽。因为这里只有三个门牌，所以叫“三曾里”。两楼两底的，共有八九间房子。年龄大一点的向警予作户主，对外称一家人。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前厢房，蔡和森和向警予住在毛泽东隔壁。三曾里作为中央机关，对外是“报关行”，请了共青团员王熙春管事物，还请了一位三十来岁的丝绸女工魏贞秀做娘姨。
陈独秀的家离这里有一二里路，他在三曾里楼上有床铺，遇到开会晚了或者有事，就留下过夜。平常，这里不容许其他人来。回上海，陈独秀和高君曼的话也越来越少了。一次，高君曼来找陈独秀，王熙春不认识她，拦着不让她上楼。无聊时，陈独秀常逛到五马路棋盘街西首亚东图书馆坐坐。
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中央委员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建议：“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毛泽东还建议把他们“编入小组”。9月上旬，毛泽东回湖南后，罗章龙代替他做中央局的秘书工作。
沈雁冰在《我走过的道路》回忆录中说：
党组织又决定派我去向陈、邵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结果邵同意，陈却不愿。他对我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故我，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
蔡和森1926年写《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也谈到陈望道等人退党。他说：
旅莫同志回国，以为上海太消沉，多数主张积极活动，但望道非常消极，这时中央显然分两派，所以在第二次大会发生竞选问题，结果这次委员为独秀、国焘、君宇、和森、中夏等同志，因此望道对中央更加不满。在西湖会议时，马林不满意新委员完全系新分子，主张扩大加李汉俊、李大钊为委员。望道一直消极下去。汉俊、玄庐、望道等退出党，对党的影响如何呢？大部分同志认为汉俊等退出党是独秀同志专横，使汉俊等消极，直到第四次大会都对汉俊表示同情，到现在才明了。
瞿秋白到上海后，任上海大学教务主任，住在离闸北青岛路师寿坊上海大学不远的地方，因此陈独秀常来走动。瞿宅是比较西式的楼房，楼上是布置精巧的书房兼卧室，摆着写字桌和木椅，一旁立着三架摆满外文书籍的书橱。
当时，上海大学缺少教师。瞿秋白请陈独秀推荐，陈独秀给陈望道写了一个条子，纸很小，署名“知名”：“上大请你组织，你要什么同志请开出来，请你负责。”陈望接受了陈独秀的委派，到上海大学兼中文系主任。
秋天，胡适离开烟霞洞到上海，住沧州饭店。10月8日，胡适去亚东赴宴。客人还有章行严、陈独秀。三人在酒席上大谈，气氛热烈。二七惨案后，陈独秀和胡适没有见面。这次，因陈独秀不满孙中山，胡适不满刚上台的曹锟，两人谈到一快来了。
10月15日晚，胡适、徐志摩宴请郭沫若、田汉夫妇。散席后，胡适和徐志摩去亚东书局。徐志摩二十五六岁，在昏黄的灯下，脸色稍白。两人正在喝茶，听到一个人急匆匆上楼。来人身穿蜡黄西服，条子绒线背心，戴着一个帽檐下卷的帽子，像一个捕房的三等侦探。胡适站起来向徐志摩介绍，说这是仲甫，第一次见陈独秀，徐志摩大惊异。次日，徐志摩写《西湖记》说：“昨夜散席后，又与适之去亚东书局，小坐，有人上楼，穿腊黄西服，条子绒线背心，行路甚捷，帽沿下卷—颇似捕房“三等侦探”，适之起立为介绍，则仲甫也。彼坐我对面，我谛视其貌，发甚高，几在顶中，前额似斜坡，尤异者则其鼻梁之峻直，歧如眉脊，线条分明，若近代表现派仿非洲艺术所雕铜像，异相也。”
这一夜，谈到《努力》是否改为月刊时，汪孟邹、汪原放、鉴初、章希吕等都要胡适交给亚东出版发行。因为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想拿到商务出版，胡适不好马上答应他们。
隔两日，汪孟邹对胡适说：“今早实庵来，也劝我不要和商务争，免得适之为难。鉴初要求认亚东为分发行所，实庵主张保留适之文章的版权。”“实庵”即陈独秀。胡适笑了，陈独秀的这两项主张，都没有超出自己所料，自己早已预备好了。午刻时分，汪孟邹邀胡适到第一春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