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老贝利[14]很熟，是不是？”一个银行老职员对跑腿的杰瑞说。
“是的，先生，”杰瑞回答说，语调中带了几分固执，“我对它的确很熟。”
“那好。你也认识洛里先生？”
“我对洛里先生比对老贝利要熟悉得多，先生，”杰瑞说，那口气有点像迫不得已要到老贝利出庭作证的证人，“作为一个诚实的生意人，我宁可熟悉洛里先生，也不愿和老贝利多打交道。”
“很好。你找到证人出入的那道门，把这张写给洛里先生的纸条给门卫看，他就会让你进去的。”
“要进法庭么，先生？”
“要进法庭。”
克朗彻的两只眼睛靠得更近些了，仿佛在互相探问：“你对此有何见解？”
“我要在法庭里等候么，先生？”他问道，这是两只眼睛骨碌碌转动交谈的结果。
“我正打算告诉你。门卫会把纸条递给洛里先生，那时你一定要向洛里先生打个手势引起他的注意，让他看到你所站的地方。然后你就原地等待，听候他的差遣。”
“就是这样么，先生？”
“就是这样。他希望身边有个人送信。这张纸条就是告知他你会在那儿。”
老职员不慌不忙地折好字条，写上收件人姓名，用吸墨纸吸干了墨迹。克朗彻先生在一旁默默地看着，这时问道：“我估摸着今儿上午要审伪造案吧？”
“叛国案！”
“那可是要大卸八块的呀，”杰瑞说，“残忍啊！”
“这是法律，”戴眼镜的老职员吃惊地转头看着他，说道，“这是法律！”
“我认为依照法律把人分尸太过分了。杀了就够严厉的，分尸太过分了，先生。”
“一点不过分，”老职员说，“对法律要多说好话。留神你的胸口和嗓子，我的好朋友，别去管法律的闲事了，我奉劝你一句。”
“我这胸口和嗓子都是叫湿气害的，先生，”杰瑞说，“我挣钱谋生要受多少湿气，随您来判断。”
“好了，好了，”老职员说，“咱们谁都要挣钱谋生，方式各有不同。有人会忍受湿气，有人就得忍受干燥。信在这儿，去吧。”
杰瑞接过信，外表毕恭毕敬，心里却不怎么服气，暗暗说道：“你也是个干瘦老头儿呢。”他鞠了一躬，顺便把去向告诉了儿子，这就出发了。
那时绞刑还在泰本执行，因此纽盖特监狱大门外的那条街还不像后来那么声名狼藉。但监狱是个邪恶之地，各种各样的堕落与恶行都会在那里出现。那里也是可怕疾病的滋生之所，它随着囚徒进入了法庭，有时甚至从被告席径直传染给了大法官阁下，把他从法官席上拉了下来。戴黑礼帽的法官宣判了囚犯死刑时，同时也宣判了自己的末日，有时甚至会死得比囚犯还早，这样的事发生了不止一次。此外，老贝利街还因为“可怕的旅店庭院”而知名。不断会有大惊失色的旅客坐在马车车厢里从那儿出发，试图冲破暴力加害的重围奔赴另一个世界：在穿过约两英里半的街区道路时，并没有几个良民会为此感到惭愧（假如还有良民的话）。它的确很有影响力，刚开始的时候这种影响力还颇合人意。这座监狱还以木枷刑具闻名，那是一种古老而聪明的制度，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它施加的惩罚造成的伤害程度。它也以鞭刑柱闻名，那也是一种可敬而古老的制度，观看行刑会让人变得仁慈而温和。它也以大量的“血腥钱”交易而知名，那是另一种祖传智慧的遗留，它会有条不紊地引发天底下最骇人听闻的雇佣犯罪。总而言之，那个年代的老贝利是“存在的便是合理的”[15]这句格言的最佳例证。这个警句倘若没有包含“过去存在的不可能不合理”这个令人烦恼的推论的话，倒可以偷懒一下作为最终的结论。
衣着脏污的人群布满了这个可怕的活动现场。送信人默声不响，以惯常的技巧穿过了人群往前走，找到了他要找的那道门，然后往一扇小活页门里递进了信件。那时人们花钱看老贝利的表演正像花钱看疯人院的表演一样，只不过前面这项娱乐活动的收费可要贵得多。因此，老贝利的门全都有人严加把守——只有罪犯进出的通道门是个例外，它的确是一直敞开着的。
门后的人发了通牢骚，耽误了一会儿，很不情愿地把门开了一条缝，让杰瑞·克朗彻挤进了法庭。
“情况如何？”他悄声问身边的人。
“还没开始呢。”
“要审什么案？”
“叛国案。”
“那是要分尸的，对吧？”
“啊！”那人颇有兴致地回答，“先要在栏架上绞个半死，再放下来让他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一刀刀地割，然后会掏出他的内脏，当着他的面烧掉。最后才砍掉头，把他卸作四块。这种刑罚就是这样。”
“你是说，倘若认定他有罪的话？”杰瑞说道，加上了“附带条件”。
“啊！他们肯定会定他的罪的，”对方说，“这一点不用担心。”
这时，克朗彻先生的注意力转向了门卫。他看见门卫手里拿着纸条朝洛里先生走去。洛里先生和戴假发的先生们一起坐在桌前，距离囚犯的辩护律师并不远。那辩护律师也戴着假发，面前摆了一大摞的文件。差不多在他们正对面还坐着另一个戴假发的先生，双手插在口袋里，克朗彻先生看向他，发现此人的注意力似乎一直都集中在法庭的天花板上。杰瑞大声干咳了几下，揉了揉下巴，又做了个手势，吸引了洛里先生的注意——洛里先生已站起身在找他，看见他后默默地点点头便又坐下了。
“他跟这案子有什么关系？”刚才和他说话的人问道。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杰瑞说。
“倘若有人查问起来，你跟这案子又有什么关系？”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杰瑞说。
法官的进场引发了一阵很大的骚动，然后法庭里又安静了下来，他俩的对话也就中断了。眼下被告席成了众人兴趣的中心点。一直站在那儿的两个狱吏走了出去，他们将囚犯带了进来，送入了被告席。
除了那位戴假发、望天花板的先生，在场每个人的眼睛都注视着被告。法庭内所有人的呼吸，如海涛、如一阵风、如火焰，都一齐涌向了他。挤在柱子后和墙角里的人急切探出身子，都想要看到他。后排的观众站起了身，连他的一根头发都不肯错过；站着的人手搭着前面人的肩头往前看，不管是否影响了别人，只想看一眼他——有的踮起了脚尖，有的爬上了窗台，有的踩在旁边根本踩不稳的东西上，都想把那个囚徒看个仔细。在后排站立的人群中，杰瑞很是显眼，仿佛成了纽盖特监狱铁蒺藜围墙的一个活动部件，他冲着囚犯喷着有啤酒味儿的鼻息（来法庭的路上他顺便喝了一杯开胃酒），他排出的气味跟别人的气味——啤酒味、杜松子酒味、茶味、咖啡味等等——混合成了气味的浪潮，变作一团污浊的雨雾向他涌来，涌向了他身后的那排大窗户。
所有这些注视与喧嚷的目标是一个大约二十五岁的青年男子，他体格匀称，容貌英俊，有一张被阳光晒成棕色的面孔和一双黑色的眼睛，正是一个年轻绅士该有的身姿。他穿着朴素的黑色或深灰色的衣服，脖子后面的深色长发用缎带扎了个马尾，主要是为了免去麻烦而不是为了装饰。心里的情绪总是会透过身体征象表露出来，此刻他晒成棕色的面颊透出了目前处境所产生的苍白，显示出灵魂比阳光更为强有力的一面。他表现得非常镇静，向法官鞠躬行礼后，便默不作声地站立着。
人们观看和评说这个年轻人时所表现出的兴趣里面，可没包含什么高尚的人性。倘若他面临的判决没有那么恐怖，倘若那刑罚的残酷的细节有可能免除一部分，他的吸引力相应也会减少很多。众目睽睽之下，他注定要被不体面地一刀刀地劈砍；一个活生生的人被如此屠杀，被切成几个肉块，轰动效应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各色不同的观众尽管可以使出巧言令色的自欺本领来为这种兴趣作辩解，可归根结底它就是丑恶残暴的。
法庭里已肃静无声！查尔斯·达尼昨天已对公诉作出了无罪申辩。那公诉状里充斥了数不尽的铿锵刺耳的言辞，谴责他是一个使奸作伪的叛徒，出卖了我们的沉静的、卓越的、杰出的、如此等等的国王，因为他在不同的场合时机，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方法，帮助法国国王路易对抗了我们上述的沉静的、卓越的、杰出的、如此等等的国王。也即是说，他在我们上述的沉静的、卓越的、杰出的、如此等等的国王的国土和上述的法国国王路易的领土上穿梭往来，居心叵测地、使奸作伪地、大逆不道地、诸如此类地向上述的法国国王路易透露了我们上述的沉静的、卓越的、杰出的、如此等等的国王准备派遣到加拿大和北美洲的兵力。这些法律术语让杰瑞脑袋上铁蒺藜般的头发一根根竖直了起来，也让他经过种种迂回曲折获得了很大的满足，终于认识到上述那个被反复提及的查尔斯·达尼此时正站在他面前受审，陪审团正在宣誓，而检察长先生已准备好了发言。
被告此时已被在场的每一个人在想象中绞了个半死、砍掉了脑袋、卸成了几块。这一点被告也明白，而处在这种境况下，他既没有表现出畏惧，也没有摆出任何戏剧性的姿态。他静默而专注，带着严肃的兴趣观看着诉讼的进行，一双手搁在了面前的木挡板上：那挡板上铺了很多药草，他的手安然自若，连一片叶子也不曾去翻动（为预防传染监狱里的斑疹伤寒，法庭里已摆满了草药，洒满了醋）。
囚犯的头顶上有一面镜子，那是用来向他投射光线的。许许多多邪恶的人和不幸的人曾映现在这面镜子里，然后又从镜面和地球表面彻底地消失。倘若这面镜子能像海洋某一天升浮起溺死者那样让过往的影像重现，这可恶的场所一定会鬼影憧憧，变得极其可怖。这面镜子容纳了如此多的恶行和耻辱，囚犯的心里或许曾掠过这样的念头吧，于是他挪了一下位置，却发觉一道光线正好投在了脸上，便抬头去看；当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涨红了脸，他的右手动了一动，碰掉了挡板上的草药。
这个动作使得他把头转向了他左手边的法庭。在法官席的角落里坐着两个人，位置大致与他的目光齐平，他的目光立即落到了他俩身上。他的样态的变化，使得原先投向他的目光全都转向了那两个人。
观众们看到的这两个人，一位是年纪刚过二十的小姐，另一位显然是她的父亲。后者因为满头的白发显得十分引人注目，他的脸上带有一种难以描述的紧张表情：并非活跃激动造成的紧张，而是沉思的自我多虑的紧张。当他脸上出现这种表情时，他便显得很苍老，可是，当那表情发生变化、继而消失后——现在它就暂时消失了，因为他正跟女儿说话——他就变成了一个英俊的男子，还保留了壮年的精神气。
他女儿坐在他身边，一只手挽着他的胳膊，另一只手也按在上面。她因为害怕这场面，也因为怜悯那囚犯，身子靠得他很近。只因专注于被告面临的危险处境，她的额头鲜明地表现出了恐惧与同情。这种表情如此地明显，如此地强烈，流露得如此自然，以致那些对囚犯毫无怜悯心的看客也不禁受到了感染。众人纷纷耳语起来：“这两人是谁呀？”
送信人杰瑞以自己的方式作了一番观察，一边吮吸着手上的铁锈，一边伸长了脖子打听那两人是谁。他身边的人彼此靠近了耳语着，然后向距离最近的出庭人传递了询问；答案又更加缓慢地传递了回来，最后传到了杰瑞的耳朵里。
“是证人。”
“哪一边的？”
“反方的。”
“指证哪一方的？”
“指证被告一方的。”
法官收回了适才散漫随意的目光，往椅背上一靠，眼睛盯视着被告——此刻那年轻人的性命就握在他的手心里。而检察长先生站起身来，绞紧了绳索，磨起了斧头，已把钉子钉进了断头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