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的整个晚上和翌日早晨，我都在一种郁郁寡欢的麻木状态中度过。我记得我尝试着用用功，抓起凯达诺夫的课本——但就算排版又大又稀，这本著名教科书上的一行行一页页还是徒劳从我眼前溜过。接连十遍我读着这一句：“尤利乌斯·恺撒[13]以作战骁勇而著称”——还是什么也没明白，于是丢开书。快吃午饭时，我又梳洗打扮一番，穿上礼服，打好领结。
“你这是要干吗？”母亲问我，“你还不是大学生，上帝才知道你能否通过升学考试。你的短外套才新做没多久吧？不能扔掉它不穿啊！”
“有客人要来。”我小声嘀咕，几乎带着绝望的语气。
“简直胡说！这算哪门子客人！”
那我只好服从了。我脱了礼服换上短外套，但领结没摘。午餐前半小时公爵夫人跟她女儿如约而至，老太太在我先前见过的绿色连衣裙外面加了一条黄色的披肩，戴一顶有火红缎带、过时的包发帽。她马上就说起她的那些“传票”，叹着气，诉穷，“几乎苦苦恳求”，但一点儿也没把自己当外人，还是那样动静很大地闻鼻烟壶，还是那样放肆地扭来转去，在椅子上一点都坐不安稳。她似乎从来都不曾想过，她是一位公爵夫人。幸好吉娜伊达跟她母亲完全相反，她举止庄重，几近傲慢，像位真正的公爵小姐。她的脸上一派寒气逼人的端庄和尊崇，以至于我认不得她的人、她的眼神、她的微笑了，虽然我觉得她现在这个样子让她显得也很漂亮。她身穿一件带淡蓝色云纹的轻薄巴勒施连衣裙，她长长的卷发顺着脸颊垂下来，发式是英式的，这个发式很衬她脸上寒气逼人的表情。午餐的时候，我的父亲坐在她的旁边，用他特有的优雅和娴熟自如的殷勤取悦他的邻座。他偶尔望望她，她偶尔也望望他，以奇怪的、几乎有敌意的目光。他们之间用法语交谈。我还记得，吉娜伊达的纯正发音令我吃惊。公爵夫人席间跟先前一样毫无顾忌，很能吃，直夸厨艺好。母亲显而易见被她烦透了，用一种阴郁的轻慢态度应付她；父亲时而微微蹙紧眉头。母亲也没喜欢上吉娜伊达。
“好一个傲气十足的妞儿，”母亲第二天说道，“也不想一想，骄傲个啥——avec sa mine de grisette [14]！”
“你，也许，没见过轻佻的女人。”父亲跟她说。
“那真谢天谢地了！”
“当然，上帝保佑……只不过你怎么能给她们下结论呢？”
吉娜伊达就没特别理过我。午饭后没多久公爵夫人就起身告辞。
“希望得到你们的关照，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彼得·瓦西里伊奇，”她拉长声调对母亲和父亲说道。“有什么法子！有过好时光，但都过去了。现在虽说有爵号，”她尴尬地笑着补充，“可爵号有什么用，假如没吃没喝的话。”
父亲很尊敬地向她鞠躬行礼，并送至前厅。我穿着自己那件剪了尾巴的短外套杵在那里，望着地板，仿佛被判了死刑。
吉娜伊达对我的态度彻底击垮了我。可让我意外惊喜的是，当经过我跟前时，她带着先前那种温柔的眼神附在我耳边快速跟我说：
“晚八点到我们家来，记住，一定来……”
我刚把手伸过去，只见她把白色纱巾往头上一披，已走得老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