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战七捷是弥足珍贵的经典战役。它的神奇，不只在于以三万对十二万连战皆捷，还因为是粟裕在内部不断争论、干扰的情况下取得的。
1945年11月，毛泽东“蒋介石磨刀我磨刀”，在原新四军主要属地组建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之后，还早先一步将新四军主力调往山东，接替原罗荣桓的山东八路军主力远赴东北后留下的空当，并重组山东军区与山东野战军（山东军区与华中军区平级，但华中野战军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指挥）。
山东军区和山东野战军司令员这一副担子，则都交给从延安乘坐美军飞机赶赴山东前线的陈毅。
1946年6月内战爆发之际，按毛泽东部署的南线作战计划，陈毅平生首次统率大兵团部队——山东野战军五万余人外线出击，南下鲁南、两淮（淮阴、淮安）。
此后，一直到1946年10月这段时间，陈毅与粟裕及其所在的华中军区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三次决定华东战区历史走向的重大争论，分别是：一、先内线作战与立即外线作战之争。二、两淮保卫战之争。三、战略出击方向和出击时机之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这往往是一条要求别人做到容易，要求自己照着做就有些为难的标准，但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了。
对当时的战争而言，这一标准便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结果表明，无论战略还是战役，粟裕为代表的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均要高出一筹。
这场鲜为人知的罕见争论，最终以毛泽东两军合并后，“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的命令结束，从而奠定了华东战局胜利的基础。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中共的人马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是一天吃成的胖子，将领们自然也都有一个从稚嫩到成熟的过程。
早在抗战之初的1938年，毛泽东就说：“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起初会指挥小兵团，后来又会指挥大兵团，这对于他来说是进步了，发展了。”
他还认为，因为敌我双方的技术、战术、战略的发展，一个战争中各阶段的情形也不相同。在低级阶段会指挥的，到了高级阶段也会指挥，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更是进步和发展了。“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叫做没有进步和发展。”
历史轨迹清晰地说明，从独立指挥一个五百人的挺进师坚持浙南游击战，到统率三万人的大兵团也能取得七战七捷，成为“苏皖（华中）军民胜利旗帜”的粟裕，正是这样一个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指挥员。
这一期间，对粟裕的战略构想与战役指挥，华中军区其他几位巨头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等人给予了相当的信任与支持，在陈粟第三次争论期间态度尤为鲜明。
1946年9月，随着华中战局的变化，经粟裕等人提议与毛泽东首肯，分属山东军区的山东野战军与华中军区的华中野战军准备合并，集中起来打大仗。
陈毅也欣然同意这一建议，还提出两个指挥部干脆合二为一。
但由于战场敌情变化以及陈粟之间继续存在争论，合兵计划并没有马上得到实行。
10月上旬的时候，为自己的精锐部队不断缩水而苦恼的蒋介石，终于“吃一堑，长一智”，采取了避实击虚的策略，一面经两淮进攻涟水，威胁粟裕的后方，一面由鲁南进占山东的峄县、枣庄，威胁中共的山东军区首府临沂。
在此情形下，粟裕提出集中山野与华野两部，先歼灭涟水方面的国军，然后转兵北上。
他深思熟虑后，与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委邓子恢在10月7日连发三电给陈毅，提出“盼军长（陈毅）来此间统一指挥”。电报中建议：“我们始终认为，统一指挥是今后取胜的基本条件，因此建议山野、华野司政机关必须合并，不要仍存两套司、政。”
“为确保指挥统一、指挥协同计，建议陈粟会合在一起。”
“今后华中、山东长远相依，合则俱存，分则俱亡。因此，我们认为，华野、山野必须合并，陈粟必须一起行动。”
然而，尽管陈毅曾“主张两个野指合成一个”，并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所嘉许，但这时候却忽然改变了主意，提出要么华中野战军随其一起退入山东，要么两个野战军各自分开，分别在南北两面作战。
不久，他明确决定将山东野战军带回山东，也就是不准备与华中野战军合兵了。
他在10月7日和8日电复粟裕以及张鼎丞、邓子恢等人，说：“目前趋势是分布南北作战，你们南下负责打南面，我在北面照顾。”“如鲁南紧张，则应考虑山野回固根本。”“我便不能南来你处，只好分任南北。”
第二天，陈毅北返的态度更加坚决，他致电毛泽东并告华中和自己山东方面的其他负责人，说“我意山野必须迅速回鲁，华野应迅速北上或派队巩固淮海区”，“或竟不顾淮海糜烂，让山野北上打仗之后再南下”。
显然，陈毅认为此时山东才是关键，淮海“糜烂”无关整个华东战略区的大局（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曾电示两淮关系全局）。
毛泽东早在9月22日、23日两天就明确指示粟裕、陈毅两部应当集中行动，而陈毅这时却有违这一决定，继续让山野、华野两军分开，南线的华中分局及华中军区负责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虽然不直接分管军事，却也看出十分不妥。因此，他们不同意这一行动方案。
接到陈毅的电报后，他们当天就向中央军委与毛泽东发了一份密电，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恳切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因为危机四伏，战事吃紧，心情极为焦虑，一切往日的客套矫情也就全免了，他们的电报开门见山，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陈（毅）佳（10月9日）电悉。我们对陈（毅）此部署决不同意，对陈（毅）这几个月在华中指挥亦深表不满。
接着，他们详细地回顾了陈毅从6月份率山东野战军南下鲁南、两淮以来，四个多月时间里的重大决策与指挥，并逐条分析，罕见尖锐地表示“不满”。
最后，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主张：
一、山野仍应在原地担任后防，候华野10日后北来，再配合作战。
二、陈（毅）、粟（裕）、谭（震林）应会合一起，不宜分开，使粟（裕）能助陈（毅）下决心，并便统一山野指挥。
三、为了兼顾山东起见，以八师回鲁南，由叶（飞）去指挥。并要山东补充叶（飞）纵五千人（闻叶纵人数很少）。
四、如陈（毅）定要北返，至少应以二纵留下，山野无论如何，要在一、六师北返前确保六塘河与沐阳城，否则前途极坏。
此我们三个人几个月以来观察所识，本知无不言之义，直告中央。是否妥当，请中央决定，但望勿告陈（毅）。
张鼎丞、邓子恢、曾山三人，虽然都是中共早期武装斗争史上的风云人物，前两人是闽西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曾山则曾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陈毅时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省军区司令员），资历上并不输于陈毅多少；但从个人感情上来说，他们与陈毅并无任何过节，新四军时期，还曾是相濡以沫、亲密无间、共同抗击日寇两年多的上下级战友。
他们三人之所以如此尖锐地指出一位上级的失误，正是共产党人一直主张的襟怀坦荡、实事求是的表现。这自然需要相当的勇气，也需要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见识。
战争年代，中共之所以由小到大，越战越强，最终定鼎天下，一统四方，这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而非“你好我好大家好”的“骨鲠之臣”屡见不鲜，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从中共的组织原则来说，他们向中央和中央主席报告自己的意见，陈述正当的建议，也是十分正常，无可厚非的。中共的党章早就明确规定，任何党员都有权“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
他们三人向毛泽东提意见的时候，因涟水前线紧张，粟裕正在那边指挥作战，尽管英雄所见略同，却并未参与其事，更未在电报中署名，但十二年后的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不仅把这份电报指责为“反陈毅”，而且硬说粟裕在电报上签了名。
于是，这份电报成为粟裕“得罪半个元帅”和“阴”的主要根源之一，也成为他挨整的一大“罪证”；造成了粟裕被无情批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战功也被转移、淡化、磨灭的严重后果。
收到张鼎丞等人密电的时候，千里之外的毛泽东也正翘首南望，十分焦急。
对陈粟之间反复的争论，如果不及时正确解决，对华东战区乃至全国的战事均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因此，毛泽东在10月14日致电陈毅，指出：“现在因感渡运（河）向西作战困难，而主张全军入鲁，假如入鲁后仍感作战困难，打不好仗，而苏北各城尽失，那时结果将如何？”
他不无担忧地说：“且渡运作战是你自己曾经同意之方案。此次你与张（鼎丞）、邓（子恢）、曾（山）会商，亦以渡运作战列为方案之一。何以元亥电又不相同？如按元亥电实行，你与张、邓、粟、谭（震林）诸同志间关系是否将生影响？请对各方利害分析再告。”
最终，陈毅同意取消自己的计划，暂缓去鲁南，准备与华中野战军合并后，先在南线的淮海地区打几个好仗。
毛泽东当然欣慰，但还不是很放心，做出了一个各战区罕见的人事安排。他在10月15日这天指令陈毅等人：“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也就是将两军合并后的全军战役指挥之责明确交给了粟裕。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而这一“将”一旦得之于茫茫人海，便会有刘备一般的感慨：“孤之得孔明，犹如鱼之得水。”
华东战区粟裕的发现，对于毛泽东来说，大概正是如此。
两个月后，粟裕这匹千里马，就给了伯乐毛泽东又一个惊喜：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后的华东野战军，在粟裕的战役指挥下首战告捷。
这一最终在淮海地区取胜的宿北大捷，全歼蒋介石的整编六十九师共两万一千余人，成为继七战七捷后又一漂亮干脆的歼灭战。
此战自然也有力地佐证了张鼎丞、邓子恢、曾山三人密电之举的睿智与远见，成为华东战局全新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