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7月的一天，中央红军里那位赫赫有名的高鼻子德国人李德，郑重其事地接见了四个人：寻淮洲、乐少华、粟裕、刘英。
前者的身份是共产国际委派给苏维埃中国的“军事顾问，后面四人神机军师”——则分别是红七军团军团长、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接见是在一种沉重、郁闷的气氛中进行的。
自从博古以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身份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后，依靠这位洋高参指挥打仗，中央苏区已是江河日下，版图不断缩水，毛泽东、朱德当初开创的红火局面已是明日黄花，风光不再。第五次反“围剿”苦战一年，却最终失利。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博古等人很想得开，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向西南方向大突围。
李德交给红七军团四巨头一项重任：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立即向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出动，最终目标为皖南。
这四巨头大概没有一个人敢发问：侵入中国的日本人都在遥远的北方，红七军团为何向东边行动，目的地又何以止于皖南？
多年后的1973年12月，朱德才一语道破“天机”，说出个中原委：“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
军令如山。
红七军团这颗博古、李德的“棋盘”上被牺牲、放弃的“棋子”，在一个有星光的夜晚，慷慨悲壮地从瑞金出发，历尽艰辛，长驱三千二百余华里，于1934年10月进入赣东北，与“土生土长”的方志敏红十军会合。
博古等人很快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电示：两支部队合编为红十军团，辖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军团政委。
红十九师由原红七军团缩编而成，红军少年名将、军团长寻淮洲，因屡与“手持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瞎指挥的书生政委乐少华意见不合，被“组织”降为师长。
粟裕也因相同的原因被调离主力部队，担任闽浙赣军区参谋长。不过，对粟裕军事才干早有耳闻的方志敏，不久即提议将他要了回来，做了红十军团参谋长。
这回，乐少华大概不敢和老资格的方志敏叫劲，又是在人家的“地盘”上，也就同意了。
现在，红十军团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因为蒋介石和博古都不会答应他们躺在赣东北的土地上，舒舒服服、安安稳稳睡大觉。
中革军委原本只令寻淮洲率红十九师外线出击，到浙皖赣边发展新苏区，其余两个师和军团部则留在闽浙赣保卫老苏区。
但蒋介石很快集中二十万人封锁、“围剿”闽浙赣苏区，迫使方志敏和军团部立脚不住，率红二十、二十一师也转到外线，于12月10日进至安徽黄山东南的汤口，和先期到达的寻淮洲红十九师会合。
将方志敏、刘畴西赶出了“老窝”，蒋介石当然觉得是一大胜利。穷追猛打、斩草除根的道理他也懂，因此严令所部“宜将剩勇追穷寇”，继续围追堵截，以全未竟之功。
“叫花子”对“龙王”，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会合后尚未喘口气的红十军团，被迫于12月13日沿屯溪至青阳的公路向北转移，经乌泥关抵达黄山东麓的谭家桥。
在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偏僻小地方，还没有战役指挥权的粟裕，与他的上级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一起，写下了人生悲壮的一页。
这时，蒋介石的浙江保安纵队、七师二十一旅、四十九师、补充一旅等部，正快马加鞭分三路扑来，预备美美吃一顿上好的“饺子”：合围红十军团。
刘畴西根据侦察获取的情报，得悉补充一旅轻骑而来，孤立突出，尾随红十军团已进抵汤口；其余各路追敌却相距尚远，补充一旅与其中央纵队主力四十九师至少有八小时路程。
兔子急了还要反咬一口，补充一旅欺人太甚，是该打一仗了！刘畴西和军团部的头头脑脑们早就憋了一口气。
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打赢这一仗：
一、红十军团兵力与补充一旅相差无几，只武器装备不如人家。
二、补充一旅第二团曾被红十九师（红七军团）击溃过，红军攻打手下败将，心理上占有优势。
三、预定战场地形十分有利。从乌泥关到谭家桥，两侧都是连绵起伏的山地，丛林密集，古木参天，便于部队埋伏隐蔽。
四、歼灭了补充一旅，不但可以补充急需的物资装备，还能打击国军嚣张气焰，便于红十军团在皖南真正立足生根，完成中央交付的使命。
根据军团首长的这个决心，参谋长粟裕立即拟定了初步作战方案。但在如何使用主攻部队上，他和军团长刘畴西产生了分歧。
红十九师的前身是红七军团，粟裕认为其千里转战，作风顽强，野战经验十分丰富，应该负责主攻；红二十师则是闽浙赣军区刚升级不久的地方部队，担任主攻不大合适。
原为闽浙赣军区司令员的刘畴西看法却正好相反。他相当自信，认为自己的老部队红二十师素来英勇，毫无问题。
他的自信其实不只来自红二十师，还有更深厚的个人资本。刘畴西1922年就加入中共，那时候，可还没有几个党员；做过孙中山的警卫，也没几个高级将领有这份荣耀；1924年考进黄埔军校第一期，在关乎党军成败的棉湖战役中奋勇争先，失掉左臂，受到校长蒋介石的瞩目；以叶挺二十四师参谋身份参加南昌起义；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过；第一次反“围剿”中，指挥的红八师获红军总部“追如猛虎，守如泰山”的通令表彰；还有一道格外“牛气”的光环：中革军委曾授予他二等红星奖章。
国共早期的“龙争虎斗”的历史，刘畴西处处留下了很深的足印。因此，他不仅处处领先自己的参谋长粟裕一步，也遥遥领先当面对手补充一旅的旅长王耀武一步。
王耀武，这位后来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的七十四军军长，粟裕也不得不称道他的干才，此时在刘畴西眼里，王耀武或许就是黄埔三期的小字辈而已。
因为军团长不容置疑的坚持，粟裕只好按照他的决心更改部署，让红二十师担任主攻，红十九师主力则换为打穿插，预备断敌后路。
同时，他还让一些侦察员装成老百姓，像往常一样砍柴、种地，甚至装作外出的行人，在路上自由来往，几乎可与诸葛亮当年在西城大摆空城计之举媲美。
红十军团各部遵令埋伏就绪后，王耀武于12月14日率部抵达乌泥关。他命令部队仔细搜索两边山林，一步一个脚印谨慎前进，因红军纪律严明，隐蔽较好，王耀武未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细节决定成败。不久，一个钉子亡了一个国家的故事在这里重演。
大概没有经过这等大场面，红二十师有个士兵因紧张不安，突然走火，而且一连就是三枪，暴露了全军的意图和目标。
王耀武也是个不省油的人精，立即知道大事不好，下令部队火速散开，抢占路边高地，占据有利地形。
一场似乎完美的伏击战，瞬间成为最不划算的攻坚战。
主攻的红二十师只好一跃而起，以血肉之躯展开硬拼。开始攻击还算猛烈，使王耀武有些被动，但他们不擅野战的缺陷，很快就带来了不良后果。
王耀武的部队不愧是蒋介石的嫡系，训练有素，战术纯熟，迅速遏制了红军的攻击势头，扭转了战场的主动权。红二十师虽作战英勇，期间几度白刃格斗，但最终无法抗衡，四散溃败。
红二十师打响后，埋伏在另一处的寻淮洲，立即率红十九师出动，准备穿插断敌后路。还没通过前方高地，却听说红二十师已经溃不成军。
刘畴西支撑不住的时候，只好令红十九师火速回援自保。
寻淮洲曾和粟裕一起提议红十九师担任主攻，一直有“保留意见”，现在战局弄得如此不可收拾，正应了自己当初的担心。“旧怨新愁”一时上来，才二十二岁的他，到底有些年轻气盛，未理睬刘畴西的这一命令，甚至“方志敏写信去调，又没调来”。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单打独斗的红十九师，也很快陷入危急境地，被王耀武的火力压制在山崖下，匍匐于地，寸步难行。
寻淮洲急怒之下，亲自带队冲锋，最终也无济于事，他本人还负了重伤，随即因流血过多而含恨瞑目密林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一代名将被部下们草草埋葬在战场。
刘畴西只有“走为上”一条计策了，被迫下令剩余部队迅速撤退。关系到红十军团生死存亡的谭家桥战役，在一轮血红的残照下，凄惨地见出了分晓。
不久，因刘畴西越来越优柔寡断，没有听从粟裕连夜行动，突破国军尚未巩固的封锁线建议，红十军团余部除粟裕带八百余人冲出重围外，其余在怀玉山全军覆没，方志第八章“常胜将军”的败仗敏、刘畴西被捕，被蒋介石当做重大战果“展览”后先后枪杀。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如果历史再给刘畴西一个机会，他一定会为自己和方志敏，也为谭家桥漫山遍野的部下们的尸体而重新审定粟裕与寻淮洲的价值吧。
四十余年后的1978年5月，古稀之年、白发如银的粟裕特意专程重返谭家桥。遥望四周有过惨烈战斗的崇山峻岭，似乎还能看见当年那悲壮的一幕，他不禁潸然泪下。
他对陪同的人说：“我一生基本上打的都是胜仗，就是在这里打了败仗！”
尽管不是决策人，也尽管1948年9月，自己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的身份指挥济南战役，活捉了当年的补充一旅旅长王耀武，威风八面地为那些长眠地下的战友们报了一箭之仇，但作为红十军团的参谋长，粟裕依然在沉痛地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