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三言

冯梦龙（明末清初 1574—1646）

市民小说的翘楚

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一个高峰

一部反映宋明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拟话本的第一功臣，无疑是冯梦龙。冯氏兼治小说和戏曲，擅长创作又精通理论，对民歌、笑话等民间文学也颇有造诣，是明、清两代杰出的通俗文学大家。

当代学者王永健

冯梦龙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通俗文学大师，在话本小说、历史演义、民歌、笔记小品、传奇、散曲、诗歌、散文、曲谱等诸多文学领域皆有成就。如果说有人敢于大胆嘲弄“经书子史”、“诗赋文章”为“鬼话”、“淡话”，并对代表封建时期传统文化价值的文献典籍以及文学作品大胆地表示轻蔑，对虚伪的道德观念予以彻底的颠覆，那么这个人非冯梦龙莫属了。正是冯梦龙，让文学回到了市民社会中，成为普通人的精神寄托。在冯梦龙的身上，充分体现出东方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和人文主义色彩，情感自由和个性解放是他高扬的两面旗帜，他始终坚持以情为本，一生都在强调“情”字的重要意义，并以此与束缚人性的封建伦理观相对抗，具有一种不向传统妥协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主导下，他编写了著名的“三言”。

“三言”是话本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的合称，是冯梦龙创作成就的辉煌顶峰。作为中国通俗文学史上的名作，“三言”在民间风行了几个世纪，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其中的部分篇章还被人辑入《今古奇观》，跨洋渡海，成为中国第一部被介绍到欧洲的小说集而风行文坛。整个“三言”的主流思想是扬善惩恶，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方方面面，是一部反映宋明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在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上取得了双重突破。不但写尽了世态人情，更是对市井细民投以浓墨重彩的描绘，涉及了传统诗文所不屑一顾的世俗人间，刻画了诗文中很少流露出来的酒色财气等人性的弱点和野性的欲望，具有情理的真实性，也因此超越了时代、地域和阶层的局限。一部“三言”，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举世公认，也成为我国当代许多文学、影视、曲艺作品的创作源泉。

旷世杰作

KUANGSHI JIEZUO

明末通俗文学大师冯梦龙所编撰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部小说集珠联璧合、密不可分。每个短篇小说集各有40篇文章，三册共120篇，其中明代拟话本有七八十篇。一经推出，“三言”便凭借丰富而翔实的内容以及光芒不可抵挡的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成为明代通俗文学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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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娘推开公子在一边，向孙富骂道：“我与李郎备尝艰苦，不是容易到此。汝以奸淫之意，巧为谗说，一旦破人姻缘，断人恩爱，乃我之仇人。我死而有知，必当诉之神明，尚妄想枕席之欢乎！”又对李甲道：“妾风尘数年，私有所积，本为终身之计。自遇郎君，山盟海誓，白首不渝。前出都之际，假托众姊妹相赠，箱中韫藏百宝，不下万金。将润色郎君之装，归见父母，或怜妾有心，收佐中馈，得终委托，生死无憾。谁知郎君相信不深，惑于浮议，中道见弃，负妾一片真心。今日当众目之前，开箱出视，使郎君知区区千金，未为难事。妾椟中有玉，恨郎眼内无珠。命之不辰，风尘困瘁，甫得脱离，又遭弃捐。今众人各有耳目，共作证明，妾不负郎君，郎君自负妾耳！”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三言”中创作时间最早的《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说》，又称《全像古今小说》，是明代刊行的最著名的短篇白话小说集，历来被誉为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宝库。其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等等，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警世通言》是“三言”中的第二部，其中多是以婚姻为主题的篇章，有喜剧也有悲剧。这些美不胜收的作品表现出来的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无不让人耳目一新。尤其可贵的是，冯梦龙在这些作品中，塑造了一批生动鲜明的妇女形象，使人惊喜、悲叹，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中国白话短篇小说中最伟大、最成功的作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就出自这部小说集。而《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王娇鸾百年长恨》、《唐解元一笑姻缘》、《乐小舍拼生觅偶》、《金明池吴清逢爱》、《玉堂春落难逢夫》等，也都是具有广泛影响的优秀作品。

成书最晚的《醒世恒言》是一部和先前的同类作品相比，在写作技巧方面有显著提高的小说集，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表现出多方面成熟的艺术风格。全书所收录的多是成熟的话本小说，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准。对商人这个新兴群体进行了精心刻画，表现他们的善良心地和美好品质，集中展示商人身上所闪耀的人性光辉是这部作品集的显著特点。其中的代表作品有《卖油郎独占花魁》、《吕洞宾飞剑斩黄龙》、《苏小妹三难新郎》、《灌园叟晚逢仙女》等等，均显现出冯梦龙所处的商业时代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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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女得聪明婿，大登科后小登科。

其夜月明如昼。少游在前厅筵宴已毕，方欲进房，只见房门紧闭，庭中摆着小小一张桌儿，桌上排列纸墨笔砚，三个封儿，三个盏儿，一个是玉盏，一个是银盏，一个是瓦盏。青衣小鬟守立旁边。少游道：“相烦传语小姐，新郎已到，何不开门？”丫鬟道：“奉小姐之命，有三个题目在此，三试俱中式，方准进房。这三个纸封儿便是题目在内。”少游指着三个盏道：“这又是甚的意思？”丫鬟道：“那玉盏是盛酒的，那银盏是盛茶的，那瓦盏是盛寡水的。三试俱中，玉盏内美酒三杯，请进香房。两试中了，一试不中，银盏内清茶解渴，直待来宵再试。一试中了，两试不中，瓦盏内呷口淡水，罚在外厢读书三个月。”

（《苏小妹三难新郎》）

“三言”的基本倾向，就是承认市井小民也是有性格、有良知、有喜怒哀乐的人，值得人们去关心、同情和表现，也值得人们去赞美和效仿。作为一部通俗、平易的小说集，“三言”较多地涉及了市民阶层的经济活动，赞美了小生产者之间的友谊，使商人第一次作为歌颂的对象而进入了文学世界。而另一方面，“三言”中展示恋爱婚姻百态的内容也占了很大比例，这就表现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社会风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艺术追求和质量上，“三言”则比宋元时期的话本文学前进了一大步，不但具有情节曲折的特点，而且篇幅更长，主题思想更加集中，人情世态的描绘更丰富，内心刻画上也更为细腻。可以说，话本小说的规范性文体正是由“三言”确立的，文人从事话本小说的创作方式也是由“三言”确定的，它们是话本小说文体的奠基之作。在时光的淘洗中，这部优秀的小说集已然成为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唯一”。

经典导读

JINGDIAN DAODU

人情伦理皆文章

作为反映社会现象万花筒式的文学作品《三言》，以全景式的写真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要把人世交道这样重要的内容摄入镜头。在《三言》中，我们看到各色人类的复杂思想，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晚期人心剧烈变化的时代，更是如此。

首先，是知音知心的情感沟通和艺术鉴赏趣味的趋同而产生的共鸣，它首推《警世通言》卷一《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故事开头是一首诗：“浪说曾分鲍叔金，谁人辨得伯牙琴？于今交道奸如鬼，湖海空悬一片心。”作者明确地指出“交道奸如鬼”的冷峻现实，然后援古证今，剖析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几种情形：“恩德相结合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声气相求者，谓之知音；总来叫做相知。”

这种爱好相同，艺术情趣一致，建立在思想深处的交融的友情确实可以不受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的限制，而达到真正的内心契合。相知相亲的，也不是以物质利益和相互利用关系所能比拟的。身居高位，养尊处优的俞伯牙，人生所追求的重要内容，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是已经尽善尽美，完备无缺了。他初识子期纯属偶然，可他打老远的地方再寻子期，以功利的观点来看，似乎毫无必要了。然而他不仅如期践约与一个山野樵夫晤面，而且在知悉子期物故后竟是如此黯然神伤，沉痛至深，甚至摔琴绝弹，把他的唯一爱好也抛弃了，这样超越功利、超越地位和物质利益的交情，无论如何也是人世罕见的吉光片羽，值得后人效法。知音一词也就因此而积淀为一种高层次的友谊的象征了。冯梦龙不遗余力地予以奖掖赞扬，在“交道奸如鬼”的现实中，这样的感情是高于一切的。

《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骇目，而曲终奏雅，归于厚俗。

——《今古奇观·序》

明事十五篇则所写皆近闻，世态物情，不待虚构，故较高谈汉唐之作为佳。

——鲁迅

作为一名对民间认识至深的艺术家，冯梦龙真正彻底地站在民间立场，探索着爱情能使“死者生之，生者死之，情之能使人一至于此”的底蕴。他是吴地俗文学特别是情歌的集大成者，他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对吴地俗文学的广罗收集和独特的民间写作，更表现为他开辟、引领了吴地俗文学发展的路向。

——当代学者徐国源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庶民百姓之间的往来和市民阶层的生意交道，这些内容在传统的文学家眼里只不过是市井细民的生活琐事，很难受到作家的注意。而冯梦龙在他的《三言》中更多地把自己的审视眼光和艺术情感倾注于这些凡人小事上，去发掘其价值。《警世通言》卷五《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就是一则描写普通小市民吕玉诚信待人，拾金不昧，物归原主，并且他的善行不仅帮助别人渡过了难关，而且也为自己找回了失散多年的骨肉的曲折故事。吕大郎偶然拾得白银二百两，他不仅不把银子据为己有，还通过仔细寻访，把失得的银子归还给了失主。这则故事既揭示了当时的社会人心险恶、交道恐怖的一面，像吕宝这样亲兄弟之间的诡计阴谋就是显例；而又有吕玉、陈朝奉之间的相互帮助、诚恳相待的一面，真是天使般的心灵与魔鬼的奸计交缠在一起，这是对日益繁荣的市民社会复杂生动情景的真实展示。作者客观地表现了市民社会的善良与丑恶，揄扬了市民之间相互关心、彼此帮助的新道德，也谴责了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肮脏行径，体现了冯梦龙对人世交道的完整而清醒的认识。

人间的真情总是美好的、良善的，在那时虽然还不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与交恶相比更显得不常见，但毕竟是人际交往的目标和心中的憧憬。人类社会正是有这份真情存在才显得美好、光明。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仅看到了广大市民阶层中互相帮助、相互尊重的情谊，也注意到这种风气在下层官吏及知识分子中的存在。《醒世恒言》卷一《两县令竞义婚孤女》和卷二的《三孝廉让产立高名》即为明证。前者说的是两个知县争着抚养一个清廉县官的遗孤，后者描绘三个孝廉友爱相亲的故事。这类事迹显示了人间的相爱与奉献的精神，受到作者深情赞美，倍加颂扬，说明社会是多么需要人们友好相处、相亲相爱的友情啊！（王定璋）

事有真赝，情理皆真

从宏观角度考察，“三言”中的小说，既有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相当客观的叙写，也有纯属虚构的古人古事的摹写；既有人物心理活动的忠实反映，也有为了表现主题的需要而作的人物心灵世界的扭曲的描绘。可靠信实和荒唐无稽杂糅，传真写照和虚形假象并存。但不论什么样的题材以及怎样描叙，都以合乎生活的情理为尺度。真人真事的题材自不待言，即便写花仙虫怪、人鬼狐妖，也都赋予它们普通人的性情习惯和事理观念。白蛇艳羡人间生活，幻化成人去追求真挚的情爱，虽历经劫难而矢志不渝；红兔贪恋男女风情，千方百计，不顾利害，追求于飞之乐。其行动举止，悉合人意；其言谈话语，曲尽人情。其他如写义虎、蜘蛛精等，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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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题四句诗，藏着四个古人，猜得一个也不差，方为中式。到第三题，就容易了，只要做个七字对儿，对得好便得饮美酒进香房了。”少游道：“请第一题。”丫鬟取第一个纸封拆开，请新郎自看。少游看时，封着花笺一幅，写诗四句道：铜铁投洪冶，蝼蚁上粉墙。阴阳无二义，天地我中央。

少游想道：“这个题目，别人做定猜不着。则我曾假扮做云游道人，在岳庙化缘，去相那苏小姐。此四句乃含着‘化缘道人’四字，明明嘲我。”遂于月下取笔写诗一首于题后云：

化工何意把春催？缘到名园花自开。道是东风原有主，人人不敢上花台。

（《苏小妹三难新郎》）

“三言”中写鬼的篇目很多，全是人世间各色人等的影子，都有浓厚的人情事理气息。写神仙的篇章也不少。吕洞宾因妒忌而要杀人，却因法力不及反甘拜对方下风，作者借此告诉读者：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赵升经受住了七种的考验，终成正果，让读者明白，要成就任何一种事业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张古老娶文女”看似荒唐，实则启示人们：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杜子春三入长安》则揭示了一个真理：人世间还有比金钱更珍贵的东西。这些实际上是借神仙讲说人世的公理真谛，表现普通的人伦情理，有一定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对“三言”小说的情理真实性作宏观研究虽易于获得较为全面的、概括的理性认识，却不易产生具体的、真切的感受。其实真正能表现“三言”小说情理真实性的还是具体的叙写和细节的描绘。总之，在小说故事的每个阶段，都是以合乎情理为准则的；在情节的每个转折衔接之处也都是以合乎情理为轴心的，甚至每个细节也都蕴涵着情理的因素。这也许就是上举两篇小说和“三言”中绝大部分小说流传至今仍能脍炙人口的主要原因之一。

小说是社会生活的集中反映，必然受着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其情理真实性也必然突出地体现出这种社会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从而具备了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和平民性特色。

“三言”中的一部分小说有的产生于唐、五代或宋、元时期，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朝代屡屡更迭，国情频繁变迁，风俗日见移易，反映在小说里，便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就小说的情理真实性来说，在这个时代里习闻惯见的事物，到了那个时代便可能逆情背理。

因为人们处于同一国度里，情理观念也不会因地域不同而有本质的区别，只能因生活方式的差异而带有地方色彩，这会给不同地域的欣赏者带来新奇感，产生特殊的魅力，使小说成为整个民族或全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所以鲁迅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三言”小说在历史上虽屡遭毁禁，仍然没有湮灭，仍在民间广泛流传，甚至传到世界上很多国家就是证明。（周广秀）

大师传奇

DASHI CHUANQI

冯梦龙（1574—1646）

冯梦龙这位明清王朝更替之际的文学家，字犹龙，又字耳犹，别号墨憨子、龙子犹、姑苏民奴、顾曲散人、墨憨斋主人、茂苑野史民等，1574年出生于江苏长洲（今吴县），年少时就表现出不凡的才气，曾与兄弟冯梦桂、冯梦熊被称为“吴下三冯”，声名远扬。只是那时，这位才子的行为是放荡不羁的，曾经放纵性情，“游戏烟花里”。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冯梦龙也曾醉心于功名利禄，但始终怀才不遇，一生的科举之路都郁郁不得志，直到57岁才补中了一名贡生。

也正因为这些曲折的经历，冯梦龙身上体现出了一种人格的复杂性：他一方面游戏人生，崇尚及时行乐，另一方面则忧国忧民，具有一定的进步思想。作为爱国志士，在清兵南下的时候，他一路积极奔走，进行着反清复明的宣传活动，而终于在清顺治三年（1646）春清兵入关时忧愤而死。

年轻气盛时，冯梦龙还参加标榜风雅的文社，恣情诗酒，与文震孟、姚希孟、钱谦益等江南文士争妍竞畅，最终成为一位在通俗文学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作家。在文学事业上，他体现出了性格中严肃负责的一面。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发愤著书，将主要精力都贡献给了搜集、整理通俗文学的事业上。因为受到流行的市民意识的影响，冯梦龙十分重视小说、戏曲和通俗文学的创作与刊行，面向社会底层普及文学作品，其人其作品均深得当时广大市民的拥戴和喜爱。在小说创作方面，他除了编选“三言”，还增补了长篇小说《平妖传》，改作了《新列国志》，编纂了散曲集《太霞新奏》、《墨憨斋定本传奇》，鉴定了《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在民歌方面刊行了民间歌曲《挂枝儿》、《山歌》等。此外，他还改编了《精忠旗》、《酒家佣》等戏曲，辑录过《古今谭概》、《情史》等笔记故事，创作了《双雄记》和《万事足》两部剧本，为中国近、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开了先河，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民间文学资料。在冯梦龙以上的一些文学活动中，以编选“三言”的影响为最大。“三言”不仅对话本小说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直接推动了拟话本的创作——冯梦龙不是一个平凡的文学匠人，而是个心底有生活的独具慧眼的艺术家，“三言”几乎把当时广泛流行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悉数网罗，成为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宝库。

在个体思想上，冯梦龙则深受明代著名进步思想家、文学家李卓吾的影响，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崇祯年间，他还加入“复社”，品评时政，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被文友称作“同社长兄”。他在文学创作中强调真挚的情感，反对虚伪的礼教，使得作品富有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特质。他重视通俗文学所蕴涵的真挚情感及其教化作用，其见解在当时引起了文坛上的大波澜，对那些鄙视通俗文学的保守论调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第12章 三言

第12章三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