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奠基时期。在那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急剧变化中,涌现出了大批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他们满怀激情,以一种不可遏止的精神状态拥上历史的舞台。他们犹如灿烂的群星,朝着各自的目标,选择各自的道路抒发各自的情怀,书写着各自的历史,使这个时期成为我国最具有活力的黄金时代。庄周和惠施,就是在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涌现出来的不容忽视的两股清流。他俩在争鸣中建立起来的友谊,也别具特色。
庄子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做过蒙地的漆园吏。他家境贫寒,住在狭小的巷子里靠编草鞋度日,饿得面黄肌瘦,有时不得不向人家借米救急。他虽然贫穷,却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也不愿谋求富贵。惠施,宋国人。他是一个活跃的政治人物,是当时“合纵政策”的组织者,在魏国的政治地位很高。
庄子和惠施学问都很渊博,但各自的追求不同,对事物认识的差别也大,生活境遇更是悬殊,每每相见,两人总是争论不休,却又能彼此尊重,被视为“谈友”。
有一天,他俩站在濠水的桥上,观看水中的游鱼。一会儿,庄子高兴地说:“你看,鱼儿出水从容,它们是多么的快乐啊!”
惠施回答:“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呢?”
庄子回答:“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快乐呢?”
惠施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你也不是鱼,你不知道鱼的快乐,不是明摆着的事。”
庄子接着回答:“请回到原来的话题。你说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来问我。我告诉你,我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的。”
这两个好朋友一见面总喜欢唇枪舌剑地争辩。有一次,他俩争论“大而无用”的问题。惠施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诸如树木、果实,当然是越大越好。但在特殊情况下,大的东西,超过一定限度,会成为累赘,反而没有用。庄子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大的东西失去了这种用处,却产生了另一种用处,“无用”本身就是“有用”,讥笑惠施拥大而不会用,是心如茅塞的表现。这个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一种思想和学说的意义与价值的争论。惠施偏重于一种实用社会尺度来衡量,即一种学说应该为社会所理解、所接受才有用。庄子则偏重于一种绝对的、个人的尺度来衡量,“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他以一种脱离现实的语言,表述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精神境界。这充分反映出两人不同的人生追求。
庄子不愿意做官,生活过得十分艰苦,有人就横加揣测,挑拨他俩的关系。有一次,庄子去梁国会见惠施,有人乘机对惠施说:“这次庄子来梁国,就是想取代你的相位。”惠施信以为真,十分恐慌,便派人在国内搜查了三天三夜。庄子却亲自来见他,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南方有鸟,真名雏(像凤凰一样的鸟),子知之乎?夫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现在你也拿梁国来‘吓’我吗?”在庄周看来,梁国的相位不过是一只死老鼠,惠施却像猫头鹰一样死死地守住它,生怕被高洁的雏抢了去,这是多么可笑可悲的事。惠施听罢感到十分惭愧,从此也就不再担心庄子会夺走他的这只金饭碗了。
庄子的妻子死了,惠施去吊丧,只见庄子两腿叉开直伸着,正在敲着瓦盆唱歌。惠施责备庄子道:“你和妻子生活在一起,她为你生儿育女,现在老而身死,你不伤心哭泣也就够了,还敲着盆子唱歌,实在是太过分了。”
庄子回答:“当她刚死的时候,我怎能不难过呢?可是探究她的开始,本来就没有生命;不仅没有生命,而且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没有气息。混杂在恍恍惚惚之中,变化而产生了气,气变而成形,形变而成生命,现在又变而为死。这样生来死往的变化,好像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样。现在她安静地躺在天地之间的大房子里休息,所以我才不哭。”从一种世俗的、人伦的观点来看,庄子的表现是一种令人难以理解、难以接受的违背情理的行为,丧失了一个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人所应有的温暖和美好的感情。惠施正是从这个角度批评他的。庄子的回答,显然是一种超脱世俗的感情,从一种冷峻的理智的立场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观念来思考问题的。他认为“死”既然是谁也不可逾越的规律,倒不如把它看成是一种享受和超脱。庄子对于自己的死,也看得十分淡薄。
庄子和惠施在人生观和学术上分歧很大,但彼此友谊深厚。学会宽容吧,宽容是友谊中不可缺少的润滑剂。它和诚实、勤奋、乐观等价值指标一样,是衡量一个人气质涵养、道德水准的尺度。宽容对方,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一种接受、一种爱心,更是一种力量,一种沟通,一种美德。庄周与惠施由于彼此能容纳对方,他们才能成为千古共度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