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高速发展、物质文明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中，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却成为一个难题： 少年辍学、网络成瘾、抑郁焦虑、御宅隐蔽、物质滥用、失业啃老等。这不禁令人深思： 现在的孩子到底怎么了？青少年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
人的发展问题是社会变迁及文明化进程的伴生物。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来自于自然界又超越了自然，人的心理及行为也超越动物的原始本能，具有后天习得性、创造性和社会性，并与生存于其中的社会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人类文明经历了几千年漫长的积累，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制度、规范习俗、价值体系与心理结构。然而工业革命打破了过去几千年的传统，形成了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工业社会、知识社会，人类不得不告别以往相对稳定的、常规化的社会，步入一个急剧变化着的、看似自由却备受牵制的现代社会。然而人类文化生活改变的步伐远远赶不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科技的剧变衍生出各种冲突与危机。从某种角度来说，青少年（或青年）群体是社会结构的社会建构和历史产物，是发生在特定社会中的一种社会现象，青少年问题亦是社会急剧变迁和社会建构的结果。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青少年问题既表现出共同性，也呈现出差异性。
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电子技术、生物技术、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物质生活水平与民主法制水平不断提高，却出现了诸多青年发展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在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几乎同时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青年运动与激进的文化思潮（如嬉皮士、物资滥用等）。青年们似乎在向全世界呐喊，以独特而偏激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声音，青年从此真正站上世界的舞台，获得了全世界的关注。到了80年代，互联网这张看不见的能量之网逐渐控制整个世界，出现全球化趋势。全球化是一种互相关联、彼此依赖的状态，全球化使得青年文化呈现出融合的现象，青年问题逐渐成为一种跨越国界的挑战。
青少年危机与发展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1995年联合国通过了纲领性国际文献《到2000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行动纲领》制定了到2000年及其以后的世界青年政策，以参与、发展、和平为总主题，深刻地指出了世界范围内青年问题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及症结所在，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许多国家积极回应，把青少年政策作为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纳入国家政府工作范畴与各项行政实践之中，各国政府相继制定青年政策，为青年健康发展提供社会支持。法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都已经设立了专门执行青少年政策的部门，专责处理有关青年问题各方面政策的协调与监督执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讨论青年政策的有关问题，虽没有特设的青少年机构，却也在政府相关社会福利政策中系统地针对青少年福利及服务设立各项具体政策。显然，如何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与发展的青少年事务已经成为一项全球性的、国家性的事务。然而目前我国青少年社会管理和社会政策的制定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面临着挑战。我国并没有独立的青少年政策体系，而是零散的、不系统的，从决策制定、规划实施到具体执行、评估监控的整个过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部门来负责，缺乏一套将这些过程有机地联系和整合起来的机制。同时，青少年政策分散由各个部门制定，难以确保“积极、福利”理念的全面贯彻落实。这种情况不仅影响到政策的效果，而且对青少年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也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从青少年社会政策制定的理念上，还未完全实现从“国家利益主导型”向“青少年主体需要决定型”的合理转变，很多政策仍是政府由上至下制定与推行的，而不是以青少年自身的需要为出发点，因此这些政策目前并不能真正满足青少年健康发展的需要。从国际社会来看，青少年政策的趋势应当从青少年的需要出发，制定以人为本，以积极、福利服务理念为基础的社会政策。当前各种青少年政策迫切需要系统化和深化，增强统一性、权威性，同时需要建立一整套统一协调、整合的工作机制来负责青少年政策的决策制定、规划实施、具体执行以及评估监控，以确保青少年政策得到落实。
中国青少年成长问题在20世纪逐渐显现。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踏上了改革之路，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结构转型不仅是生产方式、经济制度的变迁，还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结构、社会空间等多方面的革命性变革。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从宏观的制度性环境到微观的人际关系、生活空间，青少年赖以成长的社会环境都发生了急剧变化，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正在动摇传统的发展路径，将青少年与整个社会一起推向一个饱含机遇也充满竞争和不确定性的时代。1980年，斯梅尔瑟（Smelser）在《美国社会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个体生命历程转折点”的文章，文中列举了三组影响现代青年变化过程的因素： （1） 经济的变化，包括贫穷或富裕，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变化；（2） 家庭的变化，即以文化、传统和地域为基础的种族关系或血缘关系逐渐演变为由父母和直系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3） 制度的变化，包括作为社会设置之一的学校，在很大程度上把儿童和青年群体与社会分离开来。（JeanCharles Lagree， 2007： 3）可以说，当今中国都市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在经济、家庭、制度三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上海，正以较快的速度迈入信息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实施30多年，当前的青少年一代基本都是独生子女，核心家庭占据主导地位。学校极端偏重学业成绩而忽略道德人格的培养。这些变化令青少年的生活空间与以往产生很大差异，20世纪80年代后在西方国家出现的一些青少年发展问题，在21世纪的中国都市亦逐渐出现。不仅如此，还因中国特色的社会设置和社会政策，表现出中国特色的青少年问题。
当人们在质疑青少年偏差行为，发出“我们的孩子怎么了”这样的惊呼时，难道不应当反思“我们的社会怎么了”、“我们的学校怎么了”、“我们的家长怎么了”？人们更应当思考： 青少年在成长中真切的需要是什么？危机的产生与哪些因素有关？社会与政府须承担起怎样的角色与责任？如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通过哪些途径给予青少年成长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青少年心理与行为是在生理—心理—社会三股力量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青少年发展问题是一种社会建构，因此对青少年成长危机的探讨和研究不能忽视社会设置的影响。以往诸多研究比较侧重青少年特殊的青春期生理和心理特点，主要从家庭、学校、亚文化等方面来阐释问题产生的原因。笔者把青少年成长及其危机置于中国社会转型、制度变革及全球化背景下，注重从社会政策层面分析宏观社会制度设置以及社会空间变化给青少年健康成长带来的风险和影响，通过对相关社会政策的历史沿革的梳理、社会福利与政策理念的回顾与分析，阐释当前都市青少年成长的风险与危机，探讨政府与社会的责任，寻求当前青少年社会管理的路径和策略，以期能够对青少年健康成长、青少年社会工作实践及青少年事务管理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