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一些学者的统计，在5000年人类文明史中，人类从未有过什么真正的和平。但是，与20世纪人类死亡的规模比较起来，以前人类的灭亡规模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可以说，到20世纪，是人类全面走向自杀和灭亡的历史“新纪元”。两次世界大战仅仅相隔25年，分别持续了4年和6年，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84个国家的20亿人被卷入战争之中，军人和平民伤亡人数超过1亿。
据布热津斯基调查，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30余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中，共有8700万人命归黄泉。“20世纪的战争中死亡的人数里，大约有3300万人是年轻人，大都在18岁到30岁之间。他们都是为了所谓民族主义或意识形态，或为两者而为国捐躯的。两次世界大战算来至少死了850万名和1900万名军人，对几个主要的欧洲国家中的天才、能人和基因遗传造成了大规模的生物性的灭绝。平民伤亡——真正作为敌对行动的副产品（而不是作为蓄意的种族灭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共约1300万名妇女、儿童和老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约2000万名妇女、儿童和老人。另外，还必须加上爆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中日战争中大约1500万名中国老百姓的死亡人数”。
布热津斯基就血腥的20世纪写下如此论述，与其前景看好的情况相反，这个世纪成了人类流血最多和怨恨最深的世纪，成了一个幻觉妄想的政治和骇人听闻的屠杀的世纪。司空见惯的残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杀人是用大规模生产手段有组织地进行的。美好的科学潜力和实际已发生的政治罪恶之间的对照令人震惊。像这样全球性的无处不在的屠杀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死了这么多人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出于这般狂妄的非理性的目的，持续不断地集中精力从事肉体消灭，更是旷古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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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其他的盛行暴力的时期。在中世纪，世界人口极少，蒙古的铁蹄席卷中欧并入侵中东，按相对的尺度来衡量，它或许造成了更高的死亡率。不过，这类和其他类似的爆发的暴力行为基本上是突发性的——紧张、猛烈、嗜血，但很少是持久的。屠杀，特别是对非战斗人员的屠杀，是与亲身的搏斗和征服直接关联的；经过系统性的预谋，将屠杀当作长期政策则是罕见的。正是后者特别集中体现了20世纪的政治历史所投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阴影。
布热津斯基断言，人类世界都笼罩在未日的阴影下，未来的世界秩序的特点将是强权政治、民族对抗和种族关系紧张。即在某个时候，在世界地缘政治的激烈动荡的漩涡中，可能会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全球不平等现象势必成为21世纪重大问题。这种不平等不但存在于国际范围内，而且存在于各国内部。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强烈地抵制这种不平等现象。这种抵制可能仅处于开始阶段，更多地表现为愤恨而不是有组织的行动。令人更加忧虑的是，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现象更为显著。2025年世界人口将达85亿。更加危险的是，这些人口大约有2/3集中在欠发达国家的贫民窟中，年轻人极容易接受激进的政治鼓动。
对于世界新秩序，布热津斯基指出，2015年左右，美国或将失去世界霸权地位，未来，或者可能在一个时期面临解体，甚至可能出现此伏彼起的“城市游击战”。美国将逐渐从一个“世界警察”的角色转变为一个具有主导作用的领导者。美国不会就此放弃对全球的领导，而是希望通过调整，加强对全球的控制力，布热津斯基认为今天的世界需要美国的领导，但是不但“美国的权力已不足以支持美国的立场”，而且“如何把它的权力转成拥有道德的合法性的领导”也已成问题。
布热津斯基开出了一个清单，列举美国面临的20个问题：债务，贸易赤字，低储蓄率和投资率，缺乏工业竞争力，生产率增长速度低，不合格的医疗保健制度，低质量的中等教育，日益恶化的基础设施和普遍的城市衰败现象，贪婪的富有阶级，爱打官司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日益加深的种族和贫困问题，广泛的犯罪和暴力行为，大规模毒品文化的流行，社会上绝望情绪的滋生，过度的性自由，通过视觉媒体大规模地传播道德败坏的世风，公民意识下降，潜在的制造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抬头，政治制度已不能沟通上下，精神空虚感日益弥漫等。
布热津斯基一再指出美国社会有“解体的危险”甚至推测这已经是许许多多人表示的共识。除了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面临的价值观念的混乱的问题而外，还有一个种族构成发生变化的问题。到2050年，美国人口中，欧洲裔的比重将从60%下降到40%。这时的美国将与不久前的基本上是欧洲血统的美国迥然不同，它更可能反映出业已使世界分裂的文化的和哲学的分歧。
布热津斯基心目中的未来世界的图景已经现出相当清晰的轮廓了：越来越多的人口挤在一个越来越小的地球上。唯一有资格领导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实际上已丧失领导能力，不但因为它物质力量不足，也因为它在精神上失去了像18世纪法国能以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对世界所起的“催化作用”。美国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一方面引起其他国家的羡慕与追求，使它们腐化堕落，一方面又引起后者的嫉妒与憎恨。当大多数人力求要过平等生活的愿望得不到满足时，新的政治上的荒谬事件又可能一阵阵爆发，可能会出现新的“准法西斯主义”。
布热津斯基把行将过去的20世纪称做“大死亡”的世纪。20世纪“最大的政治流派”是民族仇恨和贫富间的阶级斗争。在他看来，造成这种杀戮的原因是起源于19世纪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巨大力量：识字的普及；工业革命；城市化。总的说来，在大部分已知的历史中，人类一直是相对地顺从其周围的世界，承认本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生存的严峻要求都被认为是“自然的”而恭顺地承受了下来。而工业革命促使人类向自然界统治生命的挑战能力有了量的飞跃。现实主义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到尘世生存的中心地位，提高人类的凡胎肉身而贬低人类的精神领域。结果，20世纪成了空前地致力于建立全面的社会控制的第一个世纪，出现空前的大悲剧。在进入21世纪以后，在严酷的人为控制消失以后，又彻底转向相对主义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出现了全面失去控制的局面。几乎所有的既定价值标准，特别是在世界先进地区大规模地瓦解了。世界因此已陷入了“全面的精神危机”。
布热津斯基认定，电视对人类精神危机所起的破坏作用巨大。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价值观念完全可以称之为道德败坏和文化堕落，而电视尤其是罪魁祸首。电视在内容上遵守“恶币驱逐良币”的“来欣定律”，为了吸引观众而日趋下流，在效果上则遵守“供给决定消费”的“萨伊定律”，引导社会腐败颓废。
当下，科学技术已发展到另一个不可测度的方面——遗传工程或者基因工程，遗传工程已开始使人们步入窘境。它可能分裂人类，矛盾的尖锐甚至超过以前将人分为特权者和贫困者。也许在今后大约十五年内，改变人的遗传基因将成为可能，防止疾病的工作还必然要应用到人类本身。结果对人的生命来说可能是具有革命性的，其影响之大在人类史上是空前的。在没有任何道德准则制约的情况下就有听任遗传工程的动力自行其是的危险。从遗传上改进智能和体能属性首先将用于世界上那些有特权的人，从而在遗传上改进的人和其他人之间就可能形成新的分裂，这会令人不寒而栗地想起希特勒种族净化的狂想。
布热津斯基分析，当今世界已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弧形地带”——这一次是在欧亚大陆的巨大辽阔地带。世界上有一半国家渴望近期成为拥有核武器国家，而且可能会成功的正是位于上述地理参数范围内的国家，东亚是另一个有这种危险的区域。
这一弧形地带从亚得里亚海自西往东延伸，毗连巴尔干，抵达阿富汗，它从南往北围绕波斯湾转了一大圈（圈内包括近东一部分，南边的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整个中东），沿着北部的俄罗斯——哈萨克边境延伸，再往前，还包括俄罗斯——乌克兰边境。除了前苏联的南部领土，这条“弧形”还包括东南欧、近东和波斯湾区域这些地区的部分领土。在这“弧形”带内有近30个国家，其中大部分国家尚处在建立自己政权的初期阶段。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当前面临着确定自己的政治态度问题。在他们的领土上居住着近4亿人，其中恐怕没有一个国家是单一民族的国家。
布热津斯基认为，另一个可能会给全球安全带来重要地缘政治威胁的地区是东北亚。他认为，如不适当处理朝核问题，将给本地区带来巨大影响和严重后果，甚至导致地区力量之间的重新分配。倘若在此问题上美国被认为无能为力，中国被认为不情愿参与解决，那么在本地区产生的反应将是一个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日本。这就是为何美国同中国在此问题上的合作非常重要。
3. 正义之战不正义，“海权”“陆权”争霸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60多年，在核阴云的笼罩之下，世界总体处于平衡时期。不过，美国著名的战略智库STARTFOR负责人乔治·弗里德曼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会保持太久。乔治·弗里德曼认为由于美国一直不希望出现一个可以与其抗衡的国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支持欧盟东扩以遏制俄罗斯，支持土耳其以稳定中东，支持日本以制衡中国，“但是，迟早会有一天冲突会爆发”。
前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欧亚大陆上的地区强国发起，并且主战场也都是在欧亚大陆，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会例外。因为欧亚大陆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是世界最大最重要的大陆版块，这里集中了最多的国家、最多的人口、最多的财富、最多的资源，同时也集中了最多的矛盾。除美国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集中在这里。而人类历史上90%以上的战争都发生在这块大陆。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既有大陆国家之间的战争和结盟，也有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的结盟。之前没有一个地缘政治学家预见到，二战中英国和美国的海上力量同俄国的陆上力量联合起来的情形。真实的战争远比地理学家们的想象要复杂，地缘战略因素往往只是发动战争的借口。人类历史上对和平的期待远多于对战争渴求，地缘战略理论一定要导向大国的争斗？在这个日益紧密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为何不发展一种营造共赢的新的地缘战略理论呢？
世界是由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组成的，如果能化“海陆争斗”为“海陆和合”，历史将会呈现一种怎样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几乎在所有文明发源地，早期的人们都相信世界是平的，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往外的延伸是无限的，即使最睿智的哲人也无法想象世界的边缘。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让人们知道人类居地不过是一个球体的表面，原来是有限的。地理大发现促进了大国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地理因素也不断成为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压力、动力、阻力或者助力。抢占最有利的位置，争夺更广阔的空间，成为人类最基本的传统思维和行为方式之一。
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中，大国的这种追求往往都是独占和排他的，是以限制和压缩其他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为代价的。回溯过去的一个世纪，我们可以挑出三个最近的标本——日本、俄罗斯、美国，看看它们在崛起过程中曾面临的地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