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者认为农民对中国的政治发展至关重要，农民的政治参与直接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对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有重要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方式有非制度化参与和制度化参与两种：非制度化参与是指各种不符合制度的政治参与，也包括违反法律的政治参与。非制度化参与消极后果极大，将严重干扰农村基层组织工作，妨碍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制度化参与是指农民在法律规定下正式享有的参与政治的机制内的参与活动，主要参与方式有：基层民主选举，参与村民会议，与人大代表打交道及与他人合作解决问题。改善农民政治参与的途径是，对农村出现的问题不能简单压制，要尊重农民利益，提高干部素质，减少激化农民非制度参与的客观诱因，积极引导农民制度化参与，加强农村民主化进程。（唐清云，2003）
还有的学者从社会心理学稳定的视角研究农民问题，认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农业发展乏力，农村举步维艰，农民增收困难，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或停滞不前，生存和发展日益艰难，而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上升，城市发展步伐加快，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显著，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心理不平衡积聚太久太大，很有可能突然爆发，造成社会震荡，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国家要调整农业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能够生存下去并看到希望，这样社会才会太平。
一些学者重点研究社会转型期的农民流动问题。袁亚愚的《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一书揭示了当前农村人口流动的基本状况和总体特征；王春光的《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一书阐述了农村人口流动的组织化问题；杜鹰等的《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一书着重分析了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辜胜阻著的《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一书揭示农村人口流动与城镇化的关系；钟水映的《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一书概括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重点回顾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流动的历史，并对其特点进行总结性分析，对目前中国社会人口流动与农村和城镇发展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农村进入城市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趋势，是农民摆脱贫困、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党和政府应该高度重视，清除一切不利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法规和政策，尽快制定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法规和政策，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总之，进入新时期，农民问题的研究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农民的收入问题、失地农民问题、农民的就业问题、农民权益问题等问题成为理论研究的中心。如孙自铎（2003）认为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扩大就业。中国社会结构变动滞后于经济结构变动，工业化中仍保留着庞大的农民群体，农民队伍未发生分化，此乃当前中国农民问题的症结所在。为此，必须尽快创新一种推动农民身份变革以逐步减少农民的新机制；郭金丰、庄小琴（2004）认为农民工问题在本质上是农民问题，农民工在就业上的有限选择和工资收入的低水平都受到了其农民身份的影响，在民主政治权利、社会公共服务的获得上同样受限于与生俱来的农民身份。解决农民工问题就是解决农民问题。廖小军（2005）认为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大国，土地是农民生产生活的保障，是农民的命根子。而在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求部分农业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必然会使一些农民失去土地，也必然会产生失地农民。因此，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三个方面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当前的失地农民问题；罗黎平（2006）则认为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阶段，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农民集体土地迅速转化为城市开发用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失地农民不可避免；陈碧钦（2007）认为“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孙世芳（2008）认为由于土地征用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征用范围过宽、补偿价格过低、安置政策失效等现象，加之失地农民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再就业能力较差，导致失地农民问题日渐突出。赵爽（2007）认为城市化进程产生了丧失基本生产资料的失地农民，必须为失地农民就业途径提供必要的制度安排，构建有针对性的失业失地农民就业培训体系，进而建立起与城市对接的失业失地农民就业保障制度。邓彬（2008）则认为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是中国农民增收的有效方法。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
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日益引起国外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对中国乡村问题展开研究，目前，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可以说已经成为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热点。总的来看，当前国外对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领域广泛，可以说是一种多元化、全方位的研究。
首先，西方学者从不同学科出发，运用各自的理论对中国乡村问题展开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涉及中国乡村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美国学者杜赞奇从社会学的视角，通过对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进行比较深入的考察后，撰写了《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提出了乡村经纪人观念。他在书中提出了乡村基层领袖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经纪人”角色。他将“经纪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赢利型经纪”，他们代表社区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侵犯。“经纪人模型”注意到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角色，大大深化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研究。近年来，国外有的学者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点，提出以国家、地方精英和民众的三层分析方法，来解读中国乡村社会。
美国著名汉学家黄宗智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中国小农经济内卷化问题。他通过自己在华北地区农村的长期跟踪调查，写了两部书《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在1985年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黄宗智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提出“不要把商品经济的发展简单地等同于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他进一步提出“过密型商品集约化”的概念，描述了同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商品化概念。“过密化”（involution又译为内卷化）是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Geertz）在研究爪哇农业时首先提出的，指的是那种“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总产量的增长”的现象。“过密商品化”指的是由过密化相伴随或推进的商品化进程。他认为中国农村的商品化不是由于经营型农场主的获利动机驱使，而是人口过多对土地的压力推动的，以密集的劳动投入为代价，因此，并不存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小农生活长期仍旧处于糊口水平，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仍然束缚于粮食生产，这种商品化不仅难以导致小农经济解体，反而会延续小农经济。它的特征是有增长无发展，即“过密型增长”。1979年的农村改革是对这种“过密型增长的突破”，正是乡村工业化和副业发展才终于减少了堆积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人数，并扭转了长达数百年的过密化，使中国农村真正走向现代化。
第二，研究人员日益增多，研究受到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法国等一些国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建立了专门的组织研究中国乡村问题。不少国家的政府、民间组织和基金会及一些国际组织都提供资金鼓励和支持中国乡村问题研究，如美国福特基金会出资支持中国国内和国外9个单位进行中国农村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美国卢斯基金会出资支持美国一些学者进行中国村民自治问题的研究；联合国也投入大量资金加强中国乡村干部的培训，推动乡村问题的研究。此外像美国卡特中心、和平研究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英国萨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等等都展开了对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总之，当前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受到不同方面的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乡村问题的研究也不断深入，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第三，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为主，尤其是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据我们所知，当前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对中国乡村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到中国乡村进行过实地考察，有的在乡村一个社区驻住和生活相当长时间，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乡村问题进行研究，如爱德华·弗里德曼就是典型。弗里德曼从1978年5月开始对河北省五公村进行了长达10年的调查，在10年中他先后12次到中国，对这个村及有关部门进行调查，与数百名干部和村民进行了长达数千小时的访谈和讨论。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对中国建国前后20年的社会变革及其影响和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