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严时期对于演艺工作人员采取证照限制，很多歌星当时都是演唱了禁歌，就被取消证照，这下不能在台湾表演了，只好转往香港或东南亚一带发展。比如说文夏、洪一峰、姚苏蓉，还有“性感之神”欧阳菲菲，也是禁歌的大户，她最广为人知的禁歌就是《热情的沙漠》。
我的热情 啊！ 好像一把火 燃烧了整个沙漠
太阳见了我 也会躲着我 它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
被禁唱的理由竟然是歌曲中的“啊”太淫秽，容易让人产生性幻想，这首歌简直就是把“三俗”的境界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后来欧阳菲菲只好远走日本。
还有《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这首歌最早也是禁歌。
送你送到小村外 有句话儿要交代
虽然已经是百花开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台湾怎么可能有野花？台湾当然没有野花，台湾没有鸡，台湾都是良家妇女，明显违背善良风俗。
照这种标准，现在《那一夜》《爱情买卖》之类的歌如果在当时的台湾，肯定会被以“意境淫秽，妨害善良风俗”或“曲词狂荡，危害社教”之类的理由查禁。
当年，控制台湾文化事业的机构有两个，一个是“行政院新闻局”，一个是国民党文工会，在那个以党领政的时代，文工会当然是新闻局的老大，而文工会又是两蒋的传声筒（当然不排除有假传圣旨的时候）。照理说是新闻局执行，文工会推行，可是这文工会又常按捺不住，想要过一过权力瘾，所以也常有捞过界的情况发生，反正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20世纪70年代之后，当时国语流行歌坛有越来越多专家们认为流俗低劣的歌曲，引发这些专家纷纷拍砖，说这是伤风败俗，靡靡之音。再加上当时台湾“风雨飘摇”，所以，这些文工单位一方面查禁，一方面又要大力推广具有“歌德派”、战斗、净化意识的歌功颂德歌曲，规定电台跟电视节目一定要唱一定比例的“净化歌曲”，并且限播闽南语歌曲。
那时候歌唱演员必须要有证照，叫“演唱登记证”。以台北市来说，主管的是市教育局，歌星要领证，需具备唱指定20支净化歌曲的能力，包括《中国一定强》《美丽的宝岛》《高山青》《满江红》《热血》之类的歌曲，申请之后，还要由教育局的督学来“面试”，通过后才能领证。其实当时有很多歌星反对这个政策，但如果不配合演唱净化歌曲的歌星，“政府”就不发给证照，只能到“国外”演唱了，也真的有很多歌星就这样去外面唱了一圈。
当局要打压歌曲很简单，最快的方法就是吊销演员证，后来电台普及，就直接从电台下手，这招狠，斩草除根。唱片需要靠电台播放才能畅销，电台不能播放禁歌，唱片就卖不出去，唱片公司与歌手就只能回家，这种手段让不少唱片公司破产倒闭。
那如何在一张已经录好的唱片上查禁某些歌呢？以前黑胶唱盘中的每首歌都有不同的音轨，假设一张唱盘的第二首歌被禁，如果负责执行的警总人员不太敬业的话，就是直接用粗笔把禁播的歌名与歌词划掉，这样还是听得到。认真一点的人，就会在被禁歌曲的唱片音轨上贴上黏性很强的小胶片，让唱针在播放时撞到胶片而跳针甚至毁坏，或是故意用刀片割坏划掉。
最强硬的方法是，由于黑胶唱盘有软硬两种材质，硬的可以直接用双手折毁，软质的因有弹性而不易折破，就拿喷枪在唱片上烧洞。
当年这些好听的歌曲，都被国民党以千奇百怪的理由禁唱，台湾人不知道也不敢去问被禁的理由是什么，可是强权能打压通俗文化，却无法压制人心的骚动。20世纪60年代，美国热门音乐传入台湾，这种活泼自由的音乐借着美军在电台的播放，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收听，比如猫王、披头士等。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年轻人又长大了，一方面对靡靡之音的国语流行歌曲不满，又反抗那种如嗑了药般亢奋的战斗歌曲，于是他们高呼：“唱自己的歌！”民歌运动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