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政治轻经济、重说教轻实践、以“官本位”而不是以人为本位的那种社会过来的中国人，对世界的变动、或者说是世界的正常比例常常很不习惯。一些毋须大惊小怪的事就会搞得我们一惊一乍，议论个没完。譬如所谓的“作家下海经商”，眼下似乎就令许多人不安。有的反对，有的赞成；有的跃跃欲试，有的投以白眼……翻翻报纸，即使是中性的议论也忧心忡忡，仿佛弱不禁风的中国文学从此就要衰落，优秀的艺术即将成为绝响；中国作家协会还为此发表了一个非正式的辩解性声明，说作家经商在中国并未形成潮流，即使有多少多少作家“下海”也不过占会员总数中微不足道的百分之零点几。粗略浏览一下，不管持哪种意见，但对坚持创作，坚守书房“，宁可穷死也不放弃追求”的作家艺术家都有十分敬仰，认为这样的作家艺术家才是当今物欲横流的世界中的清净莲花。当然，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不是每一个文学艺术家都有意向和有本事“下海”，对这些人我虽然并不以为全是高标逸韵的君子，但也给予相当的尊重，和尊重“下海”的作家艺术家相同。我只是对这些纷纷的议论、对居然会有议论的社会现象感到纳闷：过去上级领导老要我们这些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深入现实”（每到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尤为热闹），甚至还发过红头文件为作家艺术家“兼职”提供方便，大会小会动员组织，当作任务分派：某某某到农村去当副乡长，某某某到工厂去当副厂长，弄得好的还能捞个副县长、副市长当。我自己作为文联主席就干过这种事情，人家不愿去还硬要把人从书房里拖出来。
那时，我从未听到认为作家艺术家不能兼差当官的议论。有议论也是一边倒：鼓掌赞扬。更有人把文学艺术也当成终南捷径。作协、文联还要统计个数目出来向上邀功：我省我市有多少多少作家艺术家到实际生活去锻炼了。到农村去当官的说走的是“赵树理、柳青道路”，到工厂和县、市机关去当官是什么“道路”不知有没有一种固定的说法，但有“苏联”和延安时期的先例可循，所以也成为作家艺术家参与革命的一种传统方式。
于是，我不禁要问：既然作家能兼职当官，作家当了官不仅不会影响创作而且是促进文学创作的一种手段，那么作家艺术家当了经理或董事长为什么就一定会和创作脱离？如果说铜臭气会毒害心灵，难道官僚气倒能提高文学艺术的品质？说实话，当今不少中老年作家艺术家身上的官气熏人，长期担任着什么主席副主席、什么副市长副书记以及各级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让他为民请命却不知所云，叫他办事又没有行政才能，而创作倒已有枯竭的危险。“官本位”不但毒害了作家也败坏了中国的当代文学艺术！
其实，人是应该全面发展的。我们好像已经忘记了共产主义或任何一种严肃认真的信仰的最终目的之一就是要使人能得到全面的发展。社会的分工是社会进步的必须，没有分工我们现在还处在蛮荒时代。现代社会的分工固然有种种荒谬之处，据我看最荒谬的莫过于把作家作为一种职业固定下来。这是我们50年代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本文不打算探讨这种制度的弊病（实际上弊病已显而易见），我只想说，市场经济建设既然已经给改革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提供了机会，我们就何不听任作家们中的一部分摆脱分工的羁绊，在书房之外稍稍伸展一下手脚，多练几套花拳绣腿，至少在国家不再养活我们的时候能摆个小摊呢。
有许多作家文人仍然看不起商人。可是从我开始经营实业到今天的短短8个月中，深深体会到从事商业活动远比写小说困难。最根本的一点是；艺术创作可由我发挥，我只受我艺术天分和生活积累的限制，而从事实业建设不但要受我个人能力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时时处处都受到外在各方面条件的制约。我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关心社会现实，甚至“反右”和“文革”时也没有如此密切地关注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我想我现在才真正做到了我们过去口头常说的“深入生活”“深入现实”吧。
也许有朋友会笑话我，放着职业作家的舒服日子不过，又不缺钱花，何必去自讨苦吃，费力费神更费钱（我是掏自己的钱购买“下海”的游泳票的）。可是我却毫不懊悔，我感到50多年来也没有今天活得这么充实。且不说成就感，就说失败吧：采访别人失败总不如自己失败感受得真切；采访别人上当受骗总不如自己上当受骗有割肤之痛。仅仅8个月，我勘破了多少过去从未勘破的人情，品味了多少过去从未咕舌味过的世态。以后，不管是修道或是作文，我想我一定会比呆在书房里苦思冥想悟到的东西多得多。我告诉你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秘密：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你的确能在市场上交换到你想得到的一切--包括人生的真谛和人的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