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书友周报》编辑赵明寰小姐寄来报纸，方知离我千里之遥还有一份正经地讨论读书的小小园地。16期上，有评论《我的菩提树》的专版。《我》这本小说发表后，虽有些评论文章，但没有像《书友》这样布成阵势，因而这份陌生的报纸和陌生的人们使我油然产生了亲切感，并有一种要与友人聊天的冲动，很想就专版上的文章谈一点感想。
很多年来，当人们由我的作品谈到我本人的时候，我私下里都会想起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一句很沉痛的话--”刑余之人不可比数“。司马迁其实说的是自己：“刑余之人不可言勇”。有不少评论家如王志刚先生那样，说我“显示出了一个负有责任心的高扬人文精神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强烈忧患意识”，但我心底实在很惭愧，我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我深知自己不过是个“刑余之人”。据说司马迁受宫刑后掉光了胡子，成了个太监式的废人，而举凡受过刑罚的人无不留下内外伤，被吓破胆更是常见，还怎能谈到“强烈的责任心”呢？
诚然，司马迁在那篇书信中总结了文王孔子孙子屈原等等，正是在“刑余”后的困境中才发愤做出大成就的，与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句话的意思一脉相承。但不能要求一个民族的十亿人在经历了那么深重的灾害之后都能承担起天降之“大任”。要知道我们这个民族曾经几乎每人都多多少少地受过刑罚或刑罚的牵连，你怎能要求人人具有胆识和勇气？现在我们不断提倡“更新观念”“换脑筋”而人们总是“心有余悸”“，悸”的心理障碍也就在这里。中华民族在长达二十多年极左路线的统治下所受的灾难和犹太民族在二战中所受的灾害不一样，犹太人受的迫害来自外部恶势力，本身却一直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尊重文化、重视多学科教育的传统及优良的民族精神。而我们自己内部不仅被人挑动得分崩离析相互争斗并旦良好的传统也被拦腰砍断，多年来施行蒙昧主义和奴隶主义的教育，一直到整个民族的精神失去了依据致使发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孔祥伟先生慧眼识破了《我》一书的主题，即“：整个中华民族的品质都大大地降低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一立国就受到几个阿拉伯国家的围攻却越战越勇，在很短的时间里变成世界科技强国，而我们在改革开放后十几年中虽取得极大成绩，但问题倒好像暴露得越来越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这十几年来一直对过去所受的灾难性影响估计不足，尤其是对在精神上的恶劣影响估计不足，对过去的所谓“思想”的余毒清除不力，我们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到今天的困难并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而是我们还没有完全从恶梦中苏醒过来。1994年我到荷兰，莱顿大学一位人类学家对我说“：人类在60年代正是发展到高度文明的时代，我总想不通你们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大国为什么在那时有五年没有一名大学毕业生，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我才大吃一惊，因为我们仿佛自小就失去了一根手指，到大了也不觉得不方便而并不以为我们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当然，也可能如洪强先生所说我们会“从一个藩篱跳到另一个藩篱之中”，但一个人首先要跳出已经证明是害人的藩篱才能寻求新的天地，不是吗？总不能因为害怕又落入新的圈套而永远呆在牢房里吧。
我的“不聪明”也许是因为我受的灾难比一般作家深或对痛苦比一般作家敏感，也可以换成周苇风先生的话说我直到现在还带有浓重的狗性。周先生说的对，躲在潜艇里的水兵们比我更有资格得到“彻悟”，他们是“为了对生命，对自由的热爱”。他们才会有“人”的“彻悟”，如果他们有这样追求的话。但要说明的是，他们要求的东西对我来说是太侈奢了，我不过要求重新做个人罢了，哪怕是躲在潜艇里。即使我原本就是条狗，但如禅宗六祖说的“；狗子也有佛性”，难道我就没有资格也“彻悟”一下么？我生来本是人，为什么会变成狗？并且在“史无前例”过去很多年后狗尾巴还一直拖在屁股后头？从周先生的行文看他年龄不大，他没有痛切地感到沦为“狗”的悲哀，所以他会以“人”的角度看问题。这就更证明了我忧虑的有道理，现在一般年轻人已经全然忘却了整个一代人曾经被人当狗式的对待，而后天获得性的东西会通过基因传给下一代的。我的“彻悟”并非要生命和自由，不过是想还原为“人”。因为我又觉得有不少人还不以为自己尚有条狗尾巴，并不比我像人样却洋洋自得，所以我写了《我》。《我》一书可以说全是在为挣扎成为人的嚎叫。
感谢魏耀军先生注意到了《我》一书的艺术特色。其实这也是一种挣扎。从我写小说开始直到今天，我总是在不断地寻求多种形式来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人”意义上的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