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二十年代末，苏联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恢复时期已经结束，新经济政策不再实行，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1928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年开展了农业集体化。新经济政策时期曾一度活跃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受到了致命打击。社会主义深入人心，整个社会的情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群众的政治热情普遍高涨。在这总的形势下，文学界也相应地出现一些新的动向。首先被称为“同路人”的作家思想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不少人开始接受社会主义，进一步向苏维埃政权靠拢。“红色伯爵”阿·托尔斯泰开始承认他作为艺术家的一切都是十月革命给予的。曾是“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的费定后来在回忆录里谈到如何逐渐感觉到和最后承认“我们的目标是共同的”，这就是“创作战争和革命时代的新文学”。许多人认识到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必须加强团结。在这方面着名诗人、“列夫”的首领马雅可夫斯基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主动提出加入拉普，并建议“列夫”的其他成员也这样做。不同派别的作家曾经做过一些实现联合的尝试。由于作家们思想发生了变化，一些文学团体开始不再坚持他们提出的纲领，派别活动也有所减少。应该说，当时的形势对加强作家队伍的团结是有利的。
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作家队伍进一步壮大，到二十年代末，总人数达到四千来人。早已成为最大的文学团体的拉普，影响也愈来愈大。应该说，这个组织曾在团结年轻作家和组织文学生活方面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的领导人可以说有一种天生的“左”派幼稚病，“唯我独革”，妄自尊大，排挤和打击思想观点不同的人，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而在组织上实行小团体主义和关门主义，把一切与他们思想和志趣不合的人拒之门外。在创作上，则根据他们的庸俗社会学观点，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口号。上面提到过，俄共（布）十三大的决议以及伏龙芝的讲话曾对拉普的这些表现提出过批评。但是几年过去了，拉普领导人仍我行我素，在某些方面甚至变本加厉。他们无视“同路人”当中发生的变化，继续采取一律排挤和打击的政策，甚至提出了“没有同路人，只有同盟者或者敌人”的口号，公开认为在新形势下，许多“同路人”作家已经不能再“同路”了，他们已变成敌人了。他们对作家当中要求团结的呼声置若罔闻。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他们没有对马雅可夫斯基提出加入拉普的要求表示由衷欢迎的态度，在接纳他时对他进行教训，提出一大堆要求，要求他“必须同过去决裂”，同“习惯的重负”和对诗歌的“错误见解”决裂等等。就是对已参加拉普的作家，他们也进行无端的挑剔，例如对肖洛霍夫就是如此，认为他还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拉普内部也派别斗争不断。到二三十年代之交，出现了拉普领导人与以别泽缅斯基、维什涅夫斯基、罗多夫等人为首的“文学阵线派”之间的论战，发生了与以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戏剧派”之间的争执，争执的双方甚至直接向斯大林“告状”，寻求他的支持。更为严重的是，在领导班子内部老成员阿维尔巴赫、利别进斯基、基尔顺、谢利瓦诺夫斯基、叶尔米洛夫和法捷耶夫与新成员潘菲洛夫、伊利延科夫、斯塔夫斯基等人之间出现了分歧并发展成为公开的冲突。而在创作方面，拉普领导人继续提出各种口号，例如“诗歌杰米扬化”、“撕下一切假面具”、“为伟大的布尔什维主义艺术而斗争”等，并且如同在上面讲斯大林的文学思想时已经分析过的那样，把艺术方法和哲学方法混为一谈，无视艺术认识世界和反映世界的特殊性，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作为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在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思想混乱。总之，文学界尽管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是还处于人心涣散，争吵不休的状态之中。
二
上面提到过，斯大林在担任总书记的一定时间内，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具体抓文学工作，不过他对文学是关心的，对文学界的情况是了解的。到二十年代末，他本人的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首先，他先后战胜了托洛茨基派以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新反对派，随后又粉碎了托季联盟，接着又击败了布哈林集团，在党内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巩固了自己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政治威望大大提高。在他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已全面开展起来。也许可以说，到这时他已有余力具体抓他一向关心的文学。他大概是从1929年开始这样做的。这一年他先后写了三封有关文学的信（《答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答拉普的共产党员作家们》和《致费里克斯·康同志》），与一批乌克兰作家座谈，发表了与文学创作有关的文章《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他看到了文学界发生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便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自然，制订与新的形势相适应的方针政策问题处于他注意的中心。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加强作家队伍的团结问题。在他的领导下，联共（布）中央有关部门开始酝酿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新决议，从1930年3月起，着手做这项工作。从1931年1月由当时的中央宣传鼓动部长斯捷茨基负责起草的决议草案来看，文学政策尚未作重大的改变，对拉普的工作基本上还是肯定的，说它“在党的领导下基本上贯彻了正确的路线，成为团结所有共产主义力量的中心和文学政策的支撑点”，根本没有提出解散它的问题。可是一年多后，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通过的《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正式决议却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决定成立单一的苏联作家协会。这决议大概是主要根据斯大林的意见重新起草的，斯大林曾亲笔对草稿作了增删。其中是这样说的：“几年前，当文学中还存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头几年特别活跃起来的异己分子的相当大的影响，而无产阶级文学的干部还很薄弱的时候，党曾用一切办法帮助成立和巩固文学艺术方面的独特的无产阶级组织，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作家和艺术家的阵地。
“现在，当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干部已经成长起来，新的作家和艺术家已经从工厂和集体农庄中涌现，现有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组织（伏阿普、拉普、拉姆普等）的框架已显得狭窄，并且有碍于艺术创作的重大发展。这种情况造成这样一种危险，可能使这些组织从一种最能动员苏联作家和艺术家参与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手段变成培植封闭的小圈子的手段，脱离当前的政治任务和大批同情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和艺术家。
“因此必须相应地改组文艺团体并扩大其工作基础。”
根据以上所说的原因，联共（布）中央决定解散伏阿普和拉普，成立单一的苏联作家协会。
决议以简明的语言讲了文学界的形势已发生了显着变化，原有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组织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反而会对艺术创作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因而决定解散拉普等团体，成立单一的苏联作家协会。这是斯大林果断地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关于斯大林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决心解散拉普，曾有过各种各样的推测。例如有人认为拉普成员大多年轻好胜，桀骜不驯，狂妄自大，有时甚至目无中央，斯大林并不喜欢他们，不过在二十年代上半期新文学的力量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不得不借重他们，而等到情况发生变化，就把他们抛开。又如有人根据拉普的一些领导人曾在尖锐复杂的党内斗争中一度站在托洛茨基一边这一点，就认为斯大林不信任他们，一直伺机搞掉他们等等。这些说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因此需要说一说斯大林与拉普之间的关系。
拉普成员除了少数老一代革命作家外，大多是一些年轻人。他们是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参加到文学战线来的一支文学新军。其中有的人是放下枪杆拿起笔杆的，有的人则是离开车床和犁杖进入文学创作队伍的。法捷耶夫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我们一浪接一浪涌进文学界，我们人数很多。我们带来了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己的个性。”这些人政治热情高，他们坚持文学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和颓废的文学观点，同时有一定的生活积累，并且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给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和新的题材，创作出了一批有分量的作品。斯大林对这样一支新文学的队伍自然是欢迎、支持和依靠的，并寄予厚望。这支文学新军很快建立了自己的作家组织，这就是上面提到过的作为瓦普核心的拉普。拉普的成立，恐怕与斯大林不无关系。它是1925年1月召开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后正式成立的。1月10日斯大林曾就召开代表会议一事给瓦普写信，接着于2月2日与出席会议的代表谈无产阶级文学问题。在这期间，他还多次会见当时拉普的主要领导人瓦尔金。可惜至今未见斯大林的信件的原件和他的谈话记录，不然可以了解具体情况。
拉普的领导人虽然自视甚高，有时甚至显得比较狂妄，俨然以文学界的领导者自居，但是他们对党的领导还是尊重的，曾一再作这样的表示。有人认为这是他们吸取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教训。当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曾坚持自治的组织原则，遭到了列宁的严厉批评，随即进行了改组，成为教育人民委员会的一个部分。拉普领导人曾经不止一次地宣布要服从党的领导，严格实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虽然有时与党的有关职能部门有过龃龉，但是对中央是顺从和忠诚的，对斯大林尤其是如此。1929年12月，在斯大林五十岁生日时，拉普的二十位着名活动家，其中包括阿维尔巴赫、阿菲诺盖诺夫、叶尔米洛夫、马特·扎尔卡、基尔顺、利别进斯基、绥拉菲莫维奇、法捷耶夫等，给“亲爱的斯大林同志”写信表示祝贺（此信刊登于《在文学岗上》第12期）。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他们对斯大林的忠诚。1931年6月斯大林在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的讲话，拉普领导人立即作出反应，通过了一个关于斯大林的讲话和拉普的任务的决议，强调讲话中提出的全部问题也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学为列宁主义创作方法而斗争的问题等等，当然这是牵强附会的和可笑的，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拉普领导人对斯大林的一片忠心。由此可见，斯大林不可能因为拉普的领导人“不听话”而把这个组织解散。
拉普的一些领导人和活跃分子，例如早期的瓦尔金和列列维奇以及后来的阿维尔巴赫等人，确实曾支持过托洛茨基，但是很难说这影响了斯大林对拉普的态度，以至于要把它解散。应该说，拉普的这些人物都很有政治头脑，例如阿维尔巴赫早在1925年见到托洛茨基失势后，就在公开场合当众宣布与托洛茨基主义断绝关系，而且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曾与接受托洛茨基观点的“山隘派”首领沃隆斯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斯大林对他们还是比较信任的，先支持瓦尔金，后又支持阿维尔巴赫担任拉普的主要领导人，尤其是阿维尔巴赫担任总书记的时间较长，一直到解散拉普。至于到三十年代下半期大清洗时这些人遭到惩治，主要是因为在那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中相当普遍地出现了扩大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