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写《致明月》一诗时，似乎回想起了幼年时代留下的印象。在他的想象里，月亮对着直插天外的卡兹别克山唱着催眠曲，他仿佛受到月亮的强大吸引力的吸引，向它举起双臂，敞开心扉。《晨》一诗从清晨的美景写起，写玫瑰花开放了，一旁是紧紧依偎的紫罗兰。云雀在蓝天里高飞，歌声迎风飘荡。夜莺也在树丛里轻声歌唱，祝格鲁吉亚兴旺发达，勉励同学们努力学习，为祖国增光。
在1895年发表的三首无题诗中，第一首是献给格鲁吉亚诗人埃里斯塔维的（《伊维里亚报》1895年第203期）。拉法埃尔·达维多维奇·埃里斯塔维（1824～1901）富有爱国主义精神，同情农民和城市贫民，创作了不少反映他们的痛苦生活和斗争的诗篇。索索在诗里赞扬诗人与人民融为一体，说他在每个格鲁吉亚人心中为自己竖立了一块丰碑，希望他的祖国再抚育出像埃里斯塔维这样的儿女来。第二首写一位歌手（《伊维里亚报》1895年第218期），这位歌手从一家走向另一家，弹着琴用歌声宣扬真理和理想，他虽唤醒了不少人的良知，但不为故乡的人们所理解。第三首结合写景抒发诗人内心的感受（《伊维里亚报》1895年第234期），它从月夜写起，写到黑夜终于过去，重新见到阳光时心情如何激动。
最后一首无题诗（《克瓦利报》1896年第32期）写一位名叫尼尼卡的坚强的老人，年轻时他是一位劳动能手，如今年老了，已走不了道，只好一直躺着。但是只要田野里劳动的歌声一传进他的耳中，他就精神振作起来，拄着拐杖站立，霎时变得容光焕发。
从以上简略的介绍来看，这几首诗有的既写景又抒情，写得情景交融，不过也有偏重于叙事的。就思想倾向来说，作者抒发了热爱故土、热爱自己的国家、同情劳动人民的情感，是健康向上的。那么这几首诗的艺术水平如何呢？其中是否表现出了作者的诗歌才华呢？根据现在流传的俄译还很难作出判断。这是因为翻译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是译者的再创作过程，译文质量的高低，有时往往要看译者的水平。现在流行的译文究竟是谁翻译，一时还很难弄清。同时还存在由卡丘科夫和丘耶夫翻译的译文（分别载《青年近卫军》杂志1994年第10期和1997年第7期），把这些译文对照起来读，可以发现不仅在语言表达上，而且在内容上有相当大的差异。这更加说明不能只根据译文来确定原作艺术水平的高低。应该说，在这方面格鲁吉亚的诗人和评论家最有发言权。首先让我们来听听《伊维里亚报》的主编恰夫恰瓦泽是怎么说的。据说恰夫恰瓦泽看了索索的诗后对他说：“您写了很好的诗，年轻人。”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恰夫恰瓦泽欣赏索索的诗歌才华，说“这孩子要么会成为一个大诗人，要么会成为一个大革命家”。虽然恰夫恰瓦泽的这些说法没有文字材料可以证明，但是他的报纸在第一版显着位置连续刊登索索的诗这件事本身就是对这个十六岁的中学生的作品和诗才的肯定。有人甚至把恰夫恰瓦泽的做法与当年杰尔查文称赞十五岁的中学生普希金的《皇村回忆》相比拟。这里还应该提一下后来斯大林对恰夫恰瓦泽的态度，可以说他没有忘记“知遇之恩”。格鲁吉亚名导演奇阿乌列里有一次向斯大林谈起恰夫恰瓦泽的作品不受重视的情况，斯大林说：“这是不对的。情况同对待列夫·托尔斯泰相似。列宁曾说过，在这位伯爵之前谁也没有这样正确地写过农民。难道因为恰夫恰瓦泽是公爵出身我们就可以不理睬他吗？在格鲁吉亚作家当中有谁像恰夫恰瓦泽那样写出了地主与农民相互之间的封建关系？毫无疑问，这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格鲁吉亚作家中最大的人物。”
索索的诗引起了格鲁吉亚学界的重视。他献给埃里斯塔维的诗，于1899年被收入这位诗人的纪念文集。这首诗也被克连杰里泽看中，收入到了他于1907年编的《格鲁吉亚文选，或格鲁吉亚文学范文集》之中。在这之前，克连杰里泽还在他1899年编写的《附有范文分析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在收入鲁斯埃维里、恰夫恰瓦泽、策烈铁里、奥尔别尼阿尼、巴拉塔什维里、卡兹别吉等名家的作品的同时，也收入了索索的两首诗。更值得注意的是，1912年戈格巴什维里在他编的《国语课本》中选用了《晨》一诗，使得这首诗在青少年中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所有这些事实证明，索索这位中学生的诗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具有较高的水平。
那么这些诗为什么过去鲜为人知呢？这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本人不同意出版和为其作宣传。据说1939年斯大林六十寿辰时，有人曾向他提出译成俄语出版的问题，他表示反对，幽默地说：“格鲁吉亚的经典作家本来就够多的了，就让它少一个吧。”1949年在斯大林七十岁寿辰时，贝利亚又作了一次翻译出版的尝试，他暗地里约请一些诗人和翻译家来做这件事。为了保密，不让他们知道诗的作者是谁。被请来参加翻译的人大加赞赏，说它们能得斯大林奖金。不久这件事又让斯大林知道了。根据被邀参加翻译的诗人和翻译家塔尔科夫斯基说，当时宣传鼓动部把他叫去，对他说：“塔尔科夫斯基同志！我们不得不让您不高兴……斯大林同志审阅了我们的庆祝活动计划，以他特有的谦虚不赞成出版他的诗集……”书没有出成，不过《消息报》的专刊上发表了塔尔科夫斯基和另一位诗人安托科利斯基翻译的这些诗。关于斯大林为什么不同意翻译出版他的诗，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猜测。也许是他对自己的作品并不十分满意，有某种“悔其少作”的意思；或故作谦逊，表示这些作品不值得宣传。也许是已成为大人物的他不愿意人们把他早年的事拿出来宣扬，这种愿望已在他不同意上演布尔加科夫写他年轻时代的革命活动的剧本《巴统》，不同意儿童读物出版社出版《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等事情上表现出来。也许当时他一听腻了颂扬，不想再听人们对他的几首诗大唱赞歌。由于斯大林不同意翻译出版，他的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鲜为人知。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传播开来。
斯大林从事诗歌创作只有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很快他就投身于革命活动之中，不再写诗了。这个有才华的年轻学生没有打算当一个专业的诗人而走上了革命斗争的道路，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不仅是由他的出身和社会地位决定的，而且还由于在正教中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革命才能改变劳动人民的地位，成为国家的主人。而正教中学的那一套不尊重学生人格，限制学生自由，进行紧密监视，动不动就进行处罚的制度，对他走上革命道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几十年后斯大林谈起当时的情况时仍愤愤不平。他在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谈话时说：“为了抗议正教中学里所实行的侮辱人的教规和耶稣会士的办法，我决心要成为并且真的已经成为革命者，成为真正革命学说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了。”接着他具体谈了学校里侮辱人的制度和具体做法，说道：“他们的基本方法是监视、间谍活动、刺探情况和侮辱人，这里能有什么是好的呢？例如在宿舍中的监视：九点钟铃响喝茶，我们都到食堂去，而当我们回到自己房间里的时候，发觉我们所有装东西的箱子在这段时间内都已经搜查过、翻过了……这里能有什么是好的呢？”上面提到过，他曾因到廉价图书馆借书而关过禁闭，1899年校方借口他因“不明原因”未参加考试将他开除学籍。这就使他义无反顾地投入了革命活动之中。但是不当诗人而当一个职业革命家，并不一定不再写诗。在这方面毛泽东就与他不同。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也表现出杰出的诗歌才华，写过诗。从事革命活动后，仍然继续写诗。无论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写了不少反映革命斗争和历史变迁以及抒发个人感受的杰出诗篇，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传诵。他自己曾说，有六首词是他在1929～1931年“在马背上哼成的”。建国后，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也像斯大林那样日理万机，但仍不忘写诗。由此可见，当一个政治家和从事政治活动，与写诗并不矛盾。斯大林为什么后来没有再写过诗，原因何在，也只好进行猜测了。
二
索索离开正教中学后，全身心地投入了革命活动。他已不再是一名中学生了，而成为一位名符其实的革命者。他用过不少化名，其中比较常用的化名之一，是上面提到过的柯巴。柯巴深入工人群众，向他们进行革命宣传，发动他们起来进行反对沙皇专治统治的斗争，组织示威、游行、罢工等活动。另一方面柯巴创办和参加创办了《斗争报》《无产阶级斗争报》《高加索工人小报》《新生活报》《新时代报》《火炬报》《我们的生活报》《时报》《巴库无产者报》《汽笛报》《梯弗利斯无产者报》等大大小小的报纸，起草各种传单并进行散发，不断发表文章，大力宣传革命思想，深刻揭露统治者的残暴，批判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柯巴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历尽了苦难，曾六次（一说七次）被捕，一而再地被关押和流放，五次从流放地逃走。这没有摧毁他的革命意志，反而使他变得更加坚强。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柯巴在监狱和流放地的艰苦条件下仍不忘读书学习，努力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和理论水平。格罗莫夫从档案馆里发掘出的一些材料很能说明这一点。根据材料记载，一个与他一起被关押在巴库监狱的人指出，只要一有可能，他总是在读书。档案馆里保存着1910年曾与柯巴一起被流放到索利维切戈茨克的戈卢别夫在1936年写的回忆录，其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当时的情况。他写道：“我们收到了相当多的文学书籍和报刊，其中包括：《俄国新闻报》《俄国言论报》或《俄罗斯晨报》《基辅思想报》，还送来《新时代报》。杂志有《新世界》《俄国财富》《欧洲通报》。还有文集《知识》，大家知道，《知识》收入了高尔基、安德烈耶夫、斯基塔列茨、古谢夫－奥伦堡斯基等人的作品……我们有列夫·托尔斯泰、法朗士、易卜生、库普林、勃留索夫、阿尔志跋绥夫、索洛古勃、梅列日科夫斯基、普什贝舍夫斯基等人的作品，此外还有波格丹诺夫的《红星》和《曼尼工程师》，甚至还有路卜洵（萨文科夫）的《浅色马》。”据戈卢别夫说，柯巴以严厉的批判态度对待梅列什科夫斯基和普列什贝舍夫，而且对别的人也不宽容。这说明当时柯巴就不欣赏颓废派文学。戈卢别夫还谈到，在流放者当中有人写诗，柯巴听了他们写的一两首诗后，发表了一大篇议论，其意思大概如下：“一个文学家和诗人，如只靠自己的艺术直觉，而不努力提高自己，不管他的产品如何动听和漂亮，它不会给人们的意识中留下什么，就会被遗忘，而作者本人也将被抛弃。”照戈卢别夫的说法，这次谈话实际上变成了一堂讲诗歌创作的课。
柯巴在索利维切戈茨克的流放期满后，到了沃洛格达，于1911年夏天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姓奥努夫里耶娃的姑娘。格罗莫夫在档案馆里找到了她的回忆录。据她说，柯巴常到她家里来，“就文学、艺术和新书进行过长时间的谈话”。她记得柯巴常到沃洛格达市立图书馆去读书，这一点为当地宪兵机关的材料所证实，根据密探的报告，这个“高加索人”在市里逗留的三个月里到图书馆去了十七次。奥努夫里耶娃还说，柯巴书读得很多，不过他对当时非常走红的阿尔志跋绥夫持批判态度，说“这是一个情感低俗的作家，一个庸俗的作家，写庸俗的东西”。奥努夫里耶娃特别提到柯巴曾送给她科甘写的《西欧文学史概要》（1909）一书，在这本书的页边上有他所做的批注，从中可以看出他认真读过这本书，并对书中的某些说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来在读书时随手用铅笔做批注，成为斯大林的一种习惯做法。
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柯巴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从一个革命事业的学徒（梯弗利斯时期）和帮工（巴库时期），最后成为革命事业的师傅（列宁格勒时期），成为着名的职业革命家。他坚信马克思主义，顽强学习，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逐步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优秀的理论家。
1912年他进入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机构，同年年4月中旬，他与国家杜马代表波克罗夫斯基和波列塔耶夫以及作家奥里明斯基和巴图林商谈创办《真理报》的问题和编辑方针，并编排了创刊号。1912年底至1913年初，他在列宁的支持下撰写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的长篇文章，发表在《启蒙》杂志上，署名K.斯大林。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样写道：“我们这里有一位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在埋头给《启蒙》杂志写一篇文章，他搜集了一切奥国的和其他的材料。”当有人提议把这篇文章当作讨论的文章时，列宁坚决不同意，说道：“当然我们绝对反对。文章写得好极了，这是当前的重要问题，我们对崩得混蛋们丝毫也不放弃原则立场。”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这篇文章在苏联一直是论述各种民族问题的理论基础，斯大林则被认为是民族问题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