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在这场争论中设法争取斯大林的支持。他把下一篇争论文章《论灵巧》在发表前送给斯大林审阅。这篇文章继续谈纯洁文学作品的语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又着重批评了剧作家维什涅夫斯基。斯大林在给高尔基的回信中说：“《论灵巧》一文需要尽快发表。这些‘灵巧的人’，尤其是维什涅夫斯基之辈，应该敲打敲打。”这篇文章于2月28日同时刊登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接着高尔基又写了《论语言》一文。斯大林阅后只在“这种对文学的态度是潘菲洛夫及其集团的其他好汉那样的教师和‘生活导师’教给青年的”一句中勾掉了“及其集团的其他好汉”这几字，就交付发表。《真理报》在发表这篇文章时加了一个相当长的编者按，表示“完全支持高尔基为坚持文学语言的质量和进一步提高苏联文学而进行的斗争”，同时认为潘菲洛夫关于苏联文学的“新语言”的议论“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不应以此来掩盖“匆忙、马虎和草率的写作”。日丹诺夫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代表联共（布）中央的讲话中专门提到了这次关于语言的讨论，他说：“我们必须有艺术作品的高度技巧，在这方面，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在为文学作品的质量和为文明的语言的斗争中给予党和无产阶级的帮助是异常宝贵的。”可见，这时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在关于语言的争论中是支持高尔基的。
潘菲洛夫在《真理报》的编者按发表后给高尔基写信，表示在语言问题上完全同意高尔基的意见，不过否认他曾说过受到高尔基批评的那些话。他的信是在1934年4月23日写的。可是到了9月，他在自己主编的《十月》上发表《论费解的简练》一文，重新挑起争论。1935年1月他又在《真理报》上发表《致高尔基的公开信》，把高尔基对他的批评称为“最坏意义上的训斥”。高尔基当即写了给潘菲洛夫的答复，他除了反驳潘菲洛夫外，还对《真理报》的“多变”表示不解。《真理报》拒绝发表高尔基的答复。《真理报》的这种出人意外的态度引起了许多猜测。有人说这是斯大林要教训一下高尔基，有人则说这是梅赫利斯知道高尔基在给斯大林的信里说过他的坏话，乘机进行报复。
从现在发表出来的材料来看，当年斯大林对潘菲洛夫的小说《磨刀石农庄》是肯定的。1929年在《磨刀石农庄》第1部问世后不久，斯大林在会见乌克兰作家时提到了这部小说，要大家读一读。据说1934年1月召开联共（布）十七大时，根据斯大林的命令，曾把这部小说分发给代表们阅读。可是正好在这时高尔基对潘菲洛夫和他的小说提出了批评，这就有意无意地拂逆了斯大林的意旨。显然斯大林是从政治角度肯定《磨刀石农庄》的，因为它反映和宣传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可是有很高艺术鉴赏力的斯大林不能不看到潘菲洛夫的小说艺术上的缺点，觉得高尔基的话是有道理的，如果让潘菲洛夫所代表的倾向发展下去，就会影响别的年轻作家，有可能导致整个文学创作的艺术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斯大林还考虑到，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为了把这次大会开好，需要同高尔基保持良好关系，因此决定在关于语言的讨论中支持高尔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总的说来是顺利的，但是如上所述，也发生过一些争执，斯大林想必对高尔基的表现并不完全满意。不过现在没有材料能够说明潘菲洛夫在作家代表大会后是根据斯大林的意思重新挑起争论的。但是他对高尔基说话很不客气，摆出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而且他的致高尔基的公开信发表在《真理报》上，该报又拒绝刊登高尔基的答复，——所有这一切使得一些俄罗斯学者作出这样的推断：潘菲洛夫的做法至少得到了斯大林的默许，《真理报》发表潘菲洛夫的信和不发表高尔基的答复不是梅赫利斯个人的决定，因为不经斯大林许可这位总编是绝对不敢这样做的。他们认为，斯大林想通过这种方式提醒高尔基，今后并不是他的所有要求都能得到满足。这当然只是一种推断。不过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和高尔基在评价文学作品上的差异。斯大林作为一位政治家，他虽然也看重作品的艺术性，但是首先考虑的是它的政治意义。而高尔基在注意思想内容的同时，更注意作品的艺术质量。
上面说过，1936年苏联文艺界曾有过一场关于形式主义的讨论。这场讨论是由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引起的。这部歌剧于1934年初上演后，开头曾受到广泛的好评。《真理报》等报刊曾刊登过赞扬的文章。可是当斯大林表示很不喜欢时，《真理报》便于1936年1月28日发表了题为《混乱代替音乐》的专论，对歌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高尔基看到《真理报》发表的文章后，便于3月上旬给斯大林写信，把这篇文章的发表比作朝肖斯塔科维奇头上“砸了一砖头”。他解释说，他这样说指的不是批评本身，而是批评的语气，而且这批评本身也不能使人信服，没有说明“混乱”是为什么？它在何处和如何表现出来，这里需要对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作出技术上的评价。只看这封信似乎觉得高尔基并不那么赞成这次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其实不然。为了全面说明自己的观点，他于4月9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论形式主义》一文。文章从理论上和从文学艺术的发展上讲了形式主义的形成和本质，然后指出：“作为一种‘方法’，作为一种‘文学手法’的形式主义，往往是用来掩盖心灵的空虚和贫乏的。一个人想同人们说话，可是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便令人厌烦地、罗哩罗嗦地、虽然有时也用一些巧妙选择的华丽字句来谈他所看到的一切，然而这一切都是他不能够了解、不想了解或害怕了解的。人们运用形式主义，是由于害怕朴素的、鲜明的、有时还是粗野的词汇，害怕对这种词汇负责。有些作者把形式主义用作掩饰自己思想的手段，这样一来，人家就不会一眼看穿他们对现实生活的那种反常的敌视，不会看穿他们想歪曲事实和现象的意义的意图。不过这已不是语言的艺术，而是行骗的艺术了。”他在谈到不久前开展的关于形式主义的争论时说：“关于形式主义的争论，我当然是欢迎的。从作家代表大会以来，已经过去十九个月，早就应该有所争论了。不过我觉得，关于形式主义的争论结束得太快了。既然这个争论不是发生在作家协会内部，而是从外面提出的，这就有一个疑问：难道仅仅谈论几句就把这件事结束了吗？我觉得，关于形式主义的争论可以加深和扩大，把关于我们行为的形式也包括进去，因为在我们的行为中可以看到某种使人莫名其妙的东西。”这是高尔基在逝世前两个多月写的，对形式主义的本质的分析有其独到之处。他肯定这次批判形式主义的必要性，并对文学界没有认真展开就匆匆结束表示不满。
与此同时，高尔基对《真理报》在文艺问题上“变化无常”提出了意见。他在刚才提到过的给斯大林的信中指出了《真理报》开头赞扬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后又狠批的不正常做法。5月1日他在给斯大林的另一封信里指出了该报对斯维特洛夫的剧本《偏僻的外省》的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他说，这并不是“它在文学方面急剧改变看法的惟一事实”。他在信中没有明确提出一年多前《真理报》在关于语言的争论中对潘菲洛夫的态度的改变，但是为了使斯大林清楚地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便又举出文学作品语言上存在的问题，并以两部作品为例，一部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另一部是维尔塔的《孤独》。上面提到过，斯大林在回信中承认年轻文学常常缺乏起码的文化知识。《孤独》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不例外。但是他认为对我国文学来说这两部作品是重要的和不可轻视的正面现象。这里斯大林回避了关于《真理报》的观点多变的问题，只谈了对这两位年轻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的看法，大概意在提醒高尔基对他们的创作要进行全面分析。这里又一次反映出他们两人在评价作品时着重点的不同。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斯大林和高尔基在政治观点和大政方针方面，在有关文学的问题上，虽然有过分歧和摩擦，但是总的说来，是基本上一致的。他们是相互信任和相互关心的，两人在一段时间内见面的次数比较多，信件来往也比较频繁。根据扎米亚京的回忆，斯大林与高尔基的别墅相距比较近，斯大林常去看望高尔基，于是一人手里握着烟斗，另一人夹着烟卷，喝着酒，促膝长谈，一谈就是几个钟头。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从1929年6月到1936年6月高尔基逝世，斯大林虽像后来在一封信里自白的那样，“在写信方面像猪那样懒惰”，但还是写了十七封信，此外还有1932年9月25日在高尔基从事文学活动和革命活动四十周年时发的如下贺电：“亲爱的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我衷心祝贺你并紧紧握你的手。愿你长寿和健康地工作，使全体劳动人民欢欣鼓舞，使工人阶级的敌人胆战心惊。约·斯大林。”高尔基则给斯大林写了五十二封信，再加上1929年12月斯大林五十寿辰时发给他的简短的贺电和1932年11月阿利卢耶娃自杀后给他发的慰问电。
从他们来往的函电就可以看出，斯大林尊重高尔基，关心高尔基的生活和身体健康，对高尔基提出的建议认真听取，在多数情况下加以采纳并付诸实施。斯大林根据高尔基的请求，认真阅读他送来的稿子，有时不客气地进行修改，对其中的一些文章进行了赞扬（例如《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与集体农庄庄员的谈话》等），也对个别文章提出了意见。例如，他在肯定《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一文的同时，对高尔基接着写的《论法西斯的恐怖》一文作了较多修改，并且写了这样几句话：“亲爱的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我认为此文不必发表。这将会冲淡前一篇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产生的影响。”斯大林这样做，说明两人的关系已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
高尔基也在他的书信里表达了自己对斯大林的感情。他在1931年11月12日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在莫斯科消夏时曾向您表白了我对您的深切的同志式的爱戴和尊敬之情。现在请允许我再次表达这样的感情。这不是恭维话，而是向一个同志真诚吐露的心声：我由衷地敬重您，您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能让我这样吐露心声的机会并不多，这您是知道的。我也理解您的难处。紧紧握手，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1932年11月阿利卢耶娃自杀后，高尔基如同上面提到过的那样给斯大林发电报表示慰问外，还写信表示自己在听到这个噩耗后的心情，信中说：“我相信，您，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此时需要的不是我用语言来表达对您这个具有非凡勇气和巨大精神力量的人的深切爱戴和敬仰。但是我要说，在这些对您来说也许是异常艰难的日子里，我真恨不得留在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