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说过，所谓“同路人”作家指的是大多不出身于工农，思想处于变动状态的非党作家。其中只有个别人（例如A.托尔斯泰）年岁较大，在十月革命前就已成名，而绝大多数是在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这里说的所谓新生代作家，人数很多，来自工厂、农村、部队、机关、学校等各个部门，经历各不相同，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是在苏维埃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文学新人。这两类人构成了苏联作家队伍的主体。斯大林对这两类人的态度有所不同。总的说来，他与“同路人”的关系是复杂的，而对新生代作家则主要采取爱护和扶植的态度。
第一节与“同路人”作家的关系
斯大林与布尔加科夫的关系。——与皮利尼亚克的关系。——与爱伦堡的关系。——与左琴科的关系。——与列昂诺夫的关系。
通常被归入“同路人”的有A.托尔斯泰、皮利尼亚克、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巴别尔、费定、爱伦堡、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列昂诺夫、吉洪诺夫、左琴科等人。刚才提到A.托尔斯泰岁数较大，成名较早，斯大林与他的关系已在上面讲老一代作家时讲过了，斯大林与吉洪诺夫的关系也在讲诗人时有所提及。下面着重讲斯大林与皮利尼亚克、爱伦堡、左琴科、列昂诺夫的关系。在这之前首先介绍一下斯大林与那位据阿维尔巴赫所说“连同路人颜色的外衣也没有披上”的布尔加科夫的关系。
一
斯大林首次提到布尔加科夫，是在1929年2月2日《答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的信中。他在信中对布尔加科夫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和《逃亡》这两个剧本发表了评论，他肯定前一个剧本，认为从产生的客观效果来看，它的益处要比害处多，留给观众的是布尔什维克不可战胜的印象，具体情况上面在讲文学批评时已作过介绍，此处不再重复。
《土尔宾一家的日子》1926年开始上演，按照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只许在莫斯科上演，期限为一年。一年期满后，政治局指示延长一年。对这个剧本有不同看法，相当多的人，其中包括某些部门的领导人，持否定态度。无产阶级戏剧小组的一些成员，其中包括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于1928年12月给斯大林写信，对“最反动的作者”实际上“得到了最大的优惠”表示反对，并举布尔加科夫为例，说他的“明显反苏的剧本在莫斯科的三个最大的剧院上演。斯大林在上述答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的信中对布尔加科夫的评价实际上是对他们的看法的反驳。
布尔加科夫的两个剧本的故事情节发生在乌克兰，其中对国内战争的写法引起了某些乌克兰人士的不满。他们认为布尔加科夫的剧本歪曲了乌克兰的革命运动，侮辱了乌克兰人。这可是一个影响民族团结的重大问题。1929年2月一批乌克兰作家访问莫斯科时要求有关部门的领导作出解释，为什么上演布尔加科夫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2月12日斯大林在会见他们时考虑到客人的看法和情绪，承认布尔加科夫不是自己人，《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是“反苏维埃的东西“但是重复在《答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中所作的评价，说其中说了作者不愿意说的话，给观众留下的是共产主义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的印象，也就是说，对它仍然是肯定的。但是一个多月后，也就是1929年3月，《土尔宾一家的日子》被禁演了。关于禁演的原因有许多猜测，有人认为这是斯大林看到有人强烈反对，特别是乌克兰人尤为激烈，暂时作出了这样的让步。三年后，这个剧本又重新搬上了舞台，而且常演不衰。
斯大林在肯定这个剧本产生的良好的社会影响的同时，特别喜欢看它的演出。剧院的登记本显示，他先后看了十五次，还没有把他中途进场的次数计算在内，可以说，达到了“百看不厌”的程度。对他为什么对这个还算不上天才的杰作的剧本如此喜爱，又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他从小喜欢看戏，在闹剧本荒时，认为《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就是好剧本，自然逮住不放了。有人认为他欣赏生动的情节，丰富的色彩，精彩的幽默和演员的演技，特别是那位扮演土尔宾上校的赫麦列夫的演技。根据这位演员回忆，有一次斯大林对他说：“您演阿列克谢演得很好。我甚至梦见您的黑胡子（土尔宾的）。忘不了！”还有人认为斯大林内心深处同情归俄的军官，剧本里有些东西引起他的共鸣等等。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分析和推测而已，并没有多少说服力。
在《土尔宾一家的日子》被禁演的同时，他的另外两个剧本《卓依卡的住宅》和《火红岛》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正在排演的《逃亡》被勒令停止排演。他的一些散文作品被禁止出版或中断发表。报刊上对他的批评愈来愈激烈。于是他于1929年7月给斯大林、加里宁、艺术事务总局局长斯维杰尔斯基和高尔基写了题为《声明》的信，陈述了自己的遭遇，最后这样说：“在我从事文学工作第十个年头快要结束时，我的力量已经耗尽，由于受到迫害，并且知道我的作品在苏联既不能发表也不能上演，我已精神失常，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因此我请求你们，请你们代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请他们把我和我的妻子布尔加科娃一起驱逐出境。”
大概在布尔加科夫写这封信的前后，斯维杰尔斯基曾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事后给联共（布）中央书记斯米尔诺夫写了报告，说布尔加科夫给人以“受陷害和被判了死刑的人的印象”。说他“愿意和我们一起工作但不让他这样做，也不帮助他”，在这种情况下满足他的要求是应当的。斯米尔诺夫把布尔加科夫的《声明》连同斯维杰尔斯基的报告转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并发表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他认为报刊只是批判他，而不设法把他吸引过来和帮助他的做法是不对的，他说，从斯维杰尔斯基的报告来看，有可能把他拉过来。不过他认为布尔加科夫关于允许他出国的请求不应满足，那样做只能增加敌人的人数。
斯大林收到布尔加科夫的《声明》和斯维杰尔斯基的报告后，没有立即表态。这大概是因为他认为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上，分歧较大，需要协调各种不同意见，采取慎重态度，因此没有很快作出决定。布尔加科夫等了七八个月，见自己的《声明》如同石沉大海，便于1930年3月28日给苏联政府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首先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样说道：
“在我的所有作品被禁止后，在知道我这个作家的许多公民中便有人给我同一个劝告：
“写‘共产主义剧本’（在引号中引的是原话），此外给苏联政府写悔过信，其中宣布放弃以前我在文学作品里表达的观点，保证从今之后我将作为忠诚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同路人作家进行工作。
“目的是：避免受迫害、过贫困生活和最后不可避免地死亡。
“我没有听从这个劝告。”
接着信中列举事实，说明自己受批判和遭咒骂的情况。他说，根据保存下来的剪报，发现苏联报刊在他从事文学工作的十年中发表了三百零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其中赞扬的只有三篇，其余二百九十八篇都是敌视地进行谩骂的。信中提到了剧本《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和《逃亡》以及长篇小说《白卫军》。说作者力图在其中把俄罗斯知识分子描绘成国家的优秀的阶层，具体地说，根据《战争与和平》传统描绘了受命运的摆布在国内战争年代被抛到白卫军阵营的贵族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这样描写的结果，这些作品的作者“尽管竭力保持冷静，不偏向红军或白军一边，但是与他的人物一起被评定为白卫分子和敌人，而谁都知道，获得了这个头衔，就可认为自己在苏联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
信中再一次提出离开苏联的请求，同时又说，“如果信中所写的理由没有说服力，我决定将在苏联一辈子都保持沉默，那么我请求苏联政府根据我的专业给我安排工作，派我到剧院去担任编内的导演”。
这封信是写给政府的，不是给斯大林个人的，可是斯大林却作出了回应。1930年4月18日他给布尔加科夫打了电话。根据后来成为布尔加科夫妻子的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回忆，这一天的六七点钟布尔加科夫跑来给她说了当时的情况。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午饭后他刚躺下休息，这时电话铃响了，说是从中央打来的，他以为这是有人给他开玩笑，生气地拿起听筒，只听得里面有人问：您是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吗？他作了肯定的回答。于是对方说道：“现在斯大林同志将跟您说话。”说着传来了带有明显的格鲁吉亚口音的说话声。他才相信电话真的是斯大林打来的。两人互致问候后，斯大林说道：“我们收到了您的信。和同志们一起读了。您将会得到满意的回答。也许您真的请求允许您出国去？怎么，我们已使您非常讨厌了？”这问题提得有些突如其来，布尔加科夫一时不知所措，没有马上回答。他想了想后说：“最近我想得很多——一个俄罗斯作家能不能不生活在祖国。我觉得不能。”斯大林就说：“您说得对。我也这样想。您想在哪里工作？在艺术剧院？”布尔加科夫回答道：“是的，我有这个想法。但是我提出过，那里不要我。”——“那么您就往那里递个申请。我觉得他们是会同意的。我们需要见个面，和您谈谈。”布尔加科夫激动地说：“是的，是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非常需要和您谈谈。”最后斯大林说：“是的，需要找个时间，见见面，一定这样做。现在祝您一切顺利。”到此谈话就结束了。
从这次通话中可以看出，斯大林赞赏布尔加科夫关于一个作家不能不生活在祖国的表态，不主张放他出国，同时主张满足他的其他要求，改善他的生活，安排他的工作。他被派到艺术剧院担任助理导演。如上所说，他的剧本《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也于1932年初恢复上演。虽然要剧院恢复上演的电话是当时斯大林的密友、大剧院和艺术剧院领导委员会委员叶努基泽打的，但是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斯大林授意这样做的。
斯大林的电话给布尔加科夫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他在给魏列萨耶夫的信中说：“请相信我的鉴赏力，他（指斯大林。——引者）说话有力，清楚，胸怀全国，并且文雅。作家的心中燃起了希望：只要再跨进一步，就可见到他和获悉自己的命运。”这次通话后，布尔加科夫的情绪发生了一些变化，变得比较乐观。他虽然表示自己离不开祖国，但是总想到外国去看看，并在1931年5月30日给斯大林的信中提了允许他出国访问的要求。斯大林没有回答。1934年他向有关部门提出到西欧旅行两个月的请求，并说明旅行的目的是为了写一本西欧旅行记。有关部门要他向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国际部申请出国护照。他填了表后等待了二十来天，最后被拒绝了。1935年在巴黎召开作家保卫文化的国际会议时，出席会议的苏联作家代表团成员名单是经斯大林亲自审定的，很想参加这次会议的布尔加科夫未被列入代表团成员名单。这一切说明，斯大林对布尔加科夫还不放心。就这样布尔加科夫出国的愿望和要求始终未能实现，这对他来说是一大憾事。
上面说过，斯大林在电话中主动提出要和布尔加科夫见见面，谈一谈，这使布尔加科夫十分激动，念念不忘。他一直焦急地等待着召唤。实在等不及了，他就给斯大林写信，例如1931年初他就这样做，可是转念一想，专门为此事写信不大合适，信没有写完。同年5月30日，他在给斯大林的一封长信中讲完别的事情后说道：“在结束这封信时我想对您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作为一个作家所想望的是被召唤去见您。”可是斯大林始终没有会见他。这又成为他的一大憾事。对于斯大林为什么改变主意，也有各种不同的猜测。有人认为，斯大林电话中的话是随口说出的，而在当时布尔加科夫受到众多人批评的情况下，他作为领导人专门会见这位作家，容易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有人则认为，斯大林只是欣赏布尔加科夫的一些作品，对他只有好奇心，并无重要问题需要与他探讨，因此没有抽出时间来见他。还有人认为，他觉得如果布尔加科夫当面向他提出包括允许出国在内的各种要求，不好直接回答。可是布尔加科夫一直念念不忘此事，逝世前两天还梦见斯大林。斯大林没有履行诺言，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