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中央领导的注意。联共（布）中央于1926年5月13日作出了《关于〈新世界〉第5期》的决议，其中说道：“鉴于皮利尼亚克的小说《不灭的月亮的故事》是对中央和党的恶毒的、反革命的和诽谤性的攻击，批准没收《新世界》第5期。”决议宣布将皮利尼亚克从《红色处女地》《新世界》和《星》等杂志的撰稿者的名单上除名，禁止任何翻印或重印这部小说的任何做法，修订国家出版社与皮利尼亚克签订的合同，以防止他的那些在政治上无法接受的作品的出版。决议宣布了对有关责任人的处分，特别要求沃隆斯基给《新世界》编辑部写信，表明他拒绝接受皮利尼亚克的奉献，理由应与中央书记处的说法一致，而在刊登沃隆斯基的信的同时，《新世界》编委会应表明同意沃隆斯基的意见，认为发表这部作品是一个明显的大错误。决议宣布了对有关责任人的处分，并在最后指出，这部小说的整个情节和个别成分“只能根据某些共产党员围绕伏龙芝同志之死进行的诬蔑性的议论的基础上产生，沃隆斯基同志对此有他的一份责任”，因此“宣布给他以警告处分。”于是沃隆斯基根据决议的要求，给《新世界》编辑部写了信，这封信发表在该杂志第6期上，其中说道，作者那样的写法“对伏龙芝同志的亡灵有极大的污辱性，并且是对我们党的恶毒的诽谤”，表示拒绝接受他的奉献。皮利尼亚克本人也致信《新世界》编辑部，信中说他没有估计到国内的情况，使得他的小说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攻击党，这是他的极大的错误。这封信刊登在《新世界》1927年第1期上。
1929年，皮利尼亚克因在国外发表中篇小说《红木》再次受到批判，并被解除全俄作家协会主席职务。他承认了错误，表示愿意继续只为苏联文学工作，“因为任何诚实的作家和人都抱这样的态度”。进入三十年代后，思想有所变化，写了一些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伏尔加河流入里海》。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红木》中的某些人物和情节经过修改作为反面人物和次要情节写入这部小说，这样写，显然有表示承认错误的意思。他还像二十年代一样，不断出国访问，根据访问的见闻印象和心得体会，写了不少报导性的作品。据他自己说，在《红木》发表前后他曾出国二十来次。由此可见，他还是受到当局的信任的。
三十年代，他曾与斯大林有过书信来往。这可由他在1932年1月28日访问美国回来后给斯大林的信中的话来证明。信中说，访问前斯大林曾写信对他提出要求，他为此感到自豪。皮利尼亚克在他的信中向斯大林汇报了美国之行的情况，相信自己的活动是对苏联有利的。他还谈到他回国后有的单位请他做报告讲美国的情况。他的这些活动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请他做报告被认为是政治错误，《真理报》甚至就此发表短评。他要求《真理报》编辑部为他“恢复名誉”，未得到明确回答。他只好请求斯大林帮助，这样说道：“想要感觉到自己是苏联公民，并在对苏联作家来说正常的条件下工作。我请求您帮助我恢复苏联公民和作家的权利。”斯大林没有对他的请求作出正式回答，但是根据格隆斯基的回忆，斯大林在与他的一次谈话中关心地问起皮利尼亚克的物质条件和生活情况，甚至要他尽可能地给予帮助。
1933年7月6日皮利尼亚克又给斯大林写信，这次说的是他在1932年访问日本回国后写的小说《石与根》被停止连载的问题。据他估计，原因大概是因为其中较多地引用了他在1926年首次访日后写的小说中的话。他解释道，这样做是为了修正以往的说法，说明自己这个苏联作家成长起来了。他还听说停止连载是因为已发表的部分中有些话得罪了一些作家，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就认为文学界的庸俗习气、勾心斗角和小团体主义还没有根除。他请求斯大林帮助他把小说发表完。他还说，他非常希望与斯大林见面，“如果您能找出时间，和您谈谈文学方面的事我将感到幸福，我觉得这些问题我必须和您谈谈”。
1934年2月20日，皮利尼亚克再次给斯大林写信，这封信很简短，主要是附上了他给他的朋友、曾任在莫斯科出版的《外国文学通报》编委的弗里曼的一封信，其中批驳了美国记者和编辑伊斯特曼对他的攻击。伊斯特曼在1925年前曾因出版了《列夫·托洛茨基：一个年轻人的肖像》和《列宁去世以来》这两本书而引起过斯大林的注意。皮利尼亚克在给友人的信中首先批驳了伊斯特曼关于皮利尼亚克是“可出卖的和收买的”谰言。照伊斯特曼的说法，在美国收买他的价钱要比苏联高，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却回到了苏联，“写了题为《很好》的谴责美国资本主义的书”。皮利尼亚克说他在1923年就认为俄罗斯的共产主义政权是由俄罗斯的历史命运决定的，因此他遵循俄罗斯的历史命运，决定与共产党人一起走。他说，十一年前讲的话，对他来说，今天也必须遵守。他还说，对他来说，这个真理在不断发展，变得更加清楚了：“苏联今天的命运，是各国人民的命运；共产主义的命运不仅是苏联，而且是地球社会主义联盟的命运；我从苏联的同路人作家变成了共产党员作家，尽管我没有党证，这一切，我从一个同路人成为共产党员的这十一年，我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他在信的末尾说：“无论如何，惟一的苏维埃国家是苏联，苏联的领袖则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这是事实。”皮利尼亚克在给斯大林的信里附上他给弗里曼的信，目的是为了向斯大林说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
1934年5月17日皮利尼亚克给联共（布）中央写信，提出允许他到波罗的海沿岸和北欧做一些国家访问请求，斯大林在信上作了这样的批示：“可以满足。”政治局经过讨论通过决议，允许他出访。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斯大林对皮利尼亚克还是信任的。
尽管皮利尼亚克在思想上和创作上确实有变化，他自己甚至认为已从“同路人”变为共产党员。但是他的表现仍然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某些领导人和作家队伍中的与他意见不合的人的认可，他们继续以怀疑的目光看待他，对他保持着警惕性。有人没有忘记他在二十年代所犯的错误，尤其是没有忘记他在《不灭的月亮的故事》中宣扬了托洛茨基派对伏龙芝之死的看法。因此在大清洗运动中，他这个历史上有过污点并且多次出国访问与外国有比较广泛联系的人自然成为审查的对象。他在当时非常的情况下被定为“人民的敌人”，罪名是“参加过托洛茨基的反苏的从事破坏和恐怖活动的组织”并且充当日本间谍。他于1937年10月28日被捕，1938年4月21日被处决，成为肃反扩大化的牺牲者。有人认为斯大林虽然看重和相信皮利尼亚克，但是没有忘记他在二十年代对自己的攻击，因而没有像保护帕斯捷尔纳克那样保护他。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三
再往下讲一下斯大林与爱伦堡的关系。上面提到过，斯大林1924年4、5月间在题为《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讲演中在提得皮利尼亚克的《荒凉年份》的同时，也提到爱伦堡的短篇小说《共产主义的完人》，这说明他也很早就把这位作家的作品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内。但是由于到二十年代末这一段时间里斯大林还没有把文学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之一，而爱伦堡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因而他们之间似乎没有发生过直接联系。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情况发生了变化。斯大林开始直接抓文学问题，而爱伦堡曾一度回国，为当时苏联国内掀起的建设高潮和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所吸引，思想发生了变化，怀疑情绪有所克服。他通过到各地采访和体验生活，于1933年3月写出了长篇小说《第二天》。小说写成后，他先是把它寄给当时的联共（布）中央出版部，稿子转到了苏联文学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读了小说后，要爱伦堡的女儿伊琳娜转告父亲，说他写了一部“不好的和有害的作品”。于是爱伦堡采取了这样一个孤注一掷的做法，把小说打印了几百份，编上号，分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各报刊的编辑和作家。他把1号的那一份留给自己，把2号的那一份给了斯大林。结果小说于1934年出版了，并被认为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秀作品之一。问题解决的如此顺利，恐怕主要是因为小说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
不久苏联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和成立统一的作家协会。在会议选举作协领导机构前斯大林给卡冈诺维奇和日丹诺夫写信，提出把加米涅夫、杰米扬·别德内依、尤金和爱伦堡等四人列入主席团委员候选人名单。于是爱伦堡成为作协领导机构成员。
在这之后不久，爱伦堡于1934年9月13日第一次给斯大林写信，信中主要提出改组国际革命作家联合会的问题。这个组织是几年前成立的。爱伦堡认为它奉行了拉普的关门主义方针，未能广泛团结各国的革命作家，尤其把许多有影响的着名人士拒之门外，为了说明这一点，他首先举了出席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外国作家代表团的人员组成为例，说除了少数名家外，没有邀请欧美文学的许多代表人物，而被邀请者的名单是由国际革命作家联合会拟订的。接着他给斯大林介绍了这个组织的领导人的情况以及它在各国的活动。他说，领导它的是几位匈牙利的、波兰的和德国的三流文学家，这些人长期住在苏联，脱离了本国的生活，不了解西方知识分子在法西斯主义得势后思想发生的变化，而联合会在各国的组织未能根据形势的发展广泛团结作家。他认为在新的形势下，革命作家组织的政治纲领应该是“非常广泛的，同时又是明确的”，即“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和“积极扞卫苏联”。根据他了解，西欧和美国的知识分子喜欢听“大人物”的话，因此他认为“成立由着名作家领导的反法西斯组织的意义将是十分巨大的”。他建议解散或从根本上改组国际革命作家联合会及其在各国分会。
斯大林收到信后，立即作出反应。他在给卡冈诺维奇的信中说：“请读一读爱伦堡的信。他说得对。应当清除国际革命作家联合会内拉普的传统。必须这样做。您和日丹诺夫就抓一下这件事。如果按照（1）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2）积极扞卫苏联的原则扩大联合会的框架并由爱伦堡同志来领导，这就很好。这是一件大事。请予以重视。”卡冈诺维奇立即采取行动。
斯大林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爱伦堡提出的广泛团结各国革命作家的建议符合他当时实行的方针政策。他没有建议让高尔基领导改组后的联合会，而建议爱伦堡来领导，大概是由于高尔基所结识和与其交往的主要是国外的老一代作家，而与新一代作家联系并不多，而爱伦堡则与他们关系比较密切，在他们当中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威望。1934年11月，苏联驻法大使转告当时在巴黎的爱伦堡说，斯大林有意会见爱伦堡，与他讨论他信中提出的问题。可是爱伦堡回莫斯科后，斯大林没有会见他。这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改变了主意。根据了解内情的人透露，斯大林在与来访的法国作家巴比塞谈话后觉得新成立的组织还是由巴比塞来领导为好。
在这之后，采取了一些广泛团结各国革命作家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行动。1935年6月在巴黎举行了由三十五个国家的三百五十名作家参加的保卫文化国际会议，爱伦堡在策划和组织这次会议上起了重大作用。这个举措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他亲自点将组成苏联作家代表团，并且后来根据西方着名人士的要求，增派了帕斯捷尔纳克和巴别尔为代表。1935年12月，国际革命作家联合会宣布解散，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立新的组织。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爱伦堡作为《消息报》的军事记者被派到那里采访，写了不少通讯报导和其他作品。1937年12月他回到了莫斯科。他本来打算作短时间的逗留后回西班牙去，但没有放他走。于是他就给斯大林写信，说明在那里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斯大林没有回信，但让《消息报》的主编谢利赫转告他说：“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您最好留在苏联。您在巴黎大概还有各种物品和书籍？我们可以设法让您的妻子来一趟，把这一切运来……”其实当时正值大清洗时期，当时有人揭发他与布哈林关系密切，而被捕的科利佐夫也供认他与外国人的关系非同寻常。根据曾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担任领导工作的苏多普拉托夫的回忆，他曾听见贝利亚说过，1939年斯大林下令逮捕爱伦堡，但这时收到了派驻巴黎的内务部人员发来的电报，其中对爱伦堡为发展苏法关系所作的贡献及其反法西斯活动作了高度评价，于是他没有执行收到了的命令，把这电报给斯大林看。斯大林看了后同意不逮捕爱伦堡。当然，这种说法不一定可信，但是当时爱伦堡确实未遭逮捕，有人分析，斯大林改变决定，大概觉得今后爱伦堡对他还是有用，于是网开一面，将其留着了。后来爱伦堡又出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