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雄壮的北京城墙被“突破”之后，“拆改大军”开始向城内纵深发展，准备进一步扩大“战斗成果”。对此，实力过于悬殊的“守城小分队”在梁思成率领下只能采取零星的“巷战”，逐一保卫那遍布北京城的文物古建筑。第一场“遭遇战”首先在天安门前“打响”了。
原来，在天安门东西两侧曾有两处被人们习惯称之为东三座门和西三座门的明代建筑（新华社记者陈军注：据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顾问张先得考证说，此为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真正的东西三座门应该分别在现在南池子南口以东和以西），它们与天安门城楼及中华门共同组合成了一个“T”字形的广场。主张拆除者认为，这两座门严重阻碍交通和队伍的游行活动，特别是在“节日游行阅兵时，军旗过三座门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而且“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前看看毛主席”的游行群众，“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三座门，看不着毛主席。”于是，拆除三座门对于解放军和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势在必行。
不过，经历拆除城墙那场“阻击战”的“拆改大军”，这次没有采取“硬攻”的方式，而是充分发动群众，在天安门前声泪俱下地控诉三座门的“血债”，希望以此将“守城小分队”围困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很显然，经历了长达28年革命战争的“拆改大军”的统帅者，他们个个都是“攻城专家”，不仅深谙“政治攻势”的策略，而且更懂得“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然而，誓死要捍卫北京城文物古建筑的梁思成并没有退缩，在公元1952年8月11日召开的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护城小分队”的骨干林徽因代表梁思成发言，一度使人民群众“倒戈相向”，竟将“拆改大军”这会议的组织者陷于“绝境”。目睹“战场”情况发生意想不到的逆转，运筹帷幄的会议组织者不得不另想良策，决定再次上演“梁陈方案”那场戏，也就是“关起门来”在党内解决此事。对于这场“遭遇战”的实况，记者杨正彦曾以“目击者”的身份和感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文章说：
林徽因代表梁思成发言。当时会场设在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这里没有固定座位，只能运去大批的软椅，为了代表便于出入，不得不留出若干条通道。林徽因一上台，就以她雄辩的口才先问各位代表：台下的椅子为何要这样摆？还不是为了交通方便！如果说北京从明代遗留下的城墙妨碍交通，多开几个城门不就解决了？她这番话在代表中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因为当时矗立在天安门前东西两座“三座门”对来往车辆和行人实在不太方便，每年都在此处发生几百起车与车相撞或者车与人相撞的事故，市委市政府早已下决心先将这两座“三座门”迁移，施工力量都已准备好，单等代表会议一举手通过，就立即动手。彭真同志考虑到那天会场的情绪，怕一时很难通过，便立即召开代表中的党员会，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市委的决定，举手同意先拆除天安门前的两座“三座门”，由于代表中党员居多数，这项决定便这样被通过了。
于是，在“一夜之间这两座三座门就不见了”。至此，发生在天安门前的这场“遭遇战”，最终以“护城小分队”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然而，让人感到匪夷所思或者说哭笑不得的是，“护城小分队”的首领梁思成竟然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
其实，梁思成应该能够想到他所领导的这场“北京保卫战”的结局，可他的选择只能是破釜沉舟，因为他实在是太爱北京城的这些瑰宝了。即便早在建国之初梁思成就明白新的城市建设必将有损于珍贵古建筑的道理，即便他那“新旧两利”的“梁陈方案”被无情地打入冷宫，即便北京城墙保卫战惨遭失败，即便现在连天安门前的三座门他也未能保住，但北京城内还有众多古建筑珍宝等待他的护卫，他别无选择。既然如此，“战斗”仍将继续。
新的“战斗”从拆保牌楼开始。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记载：“牌坊起源于汉代坊墙上的坊门，门上榜书坊名以为标记，宋以后随着里坊制的瓦解，坊门的原有功能消失，但坊门仍然以脱离坊墙的形式独立存在，成为象征性的门，即为牌坊，立于大街、桥梁的显要位置。牌坊在南宋已经出现，至明则成常制。牌坊还有表彰性的意义，起源于汉时的‘榜其闾里’，经唐宋之‘树阙门闾’，至元明清已改用‘旌表建坊’的做法。”其实，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牌坊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据专家考证说，牌坊早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如《诗·陈风·衡门》中有“衡门之下，可以栖迟”的记载。到了唐代，中国城市规划采用里坊制，城内被纵横交错的棋盘式道路划分成若干块方形的居民区，被称之为“坊”。坊是居民居住区的基本单位，坊与坊之间有墙相隔，坊墙中央设有门，以便通行，称之为坊门。后来，这种坊门的实用价值慢慢丧失，只剩下形式，于是老百姓就渐渐地称这种坊门为牌坊了。再后来，牌坊被赋予更多的功能，在中国古代成为了一种用于表彰、纪念、装饰、标识和导向的独特建筑物，且多建于宫苑、寺观、陵墓、祠堂、衙署和街道路口等地方，再加上长期以来老百姓对于“坊”、“楼”的概念不清，最后竟将牌坊和牌楼两者合为一个称谓了。其实，牌坊与牌楼还是有显著区别的，例如牌坊没有“楼”的构造，即没有斗拱和屋顶，而牌楼则具有烘托气氛作用的屋顶。
对于梁思成来说，北京城里的牌楼不仅是极为重要的文物古建筑，属于人类文化瑰宝，还有一种衬托北京城整个市容风格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数百年国都的北京城，由于早在元大都时全城就被分为50坊，故牌楼的数量比其他所有的城市都要多。到了明朝时，北京城被分为四城（区）36坊，并兴建了许多新的牌楼；清代北京虽被分为五城（区），但坊数及格局并没有大的改变。如今，北京城里的牌楼虽然极为少见，但人们仍然能够通过一些地名寻找其遗迹。对此，罗哲文先生说：“有些年轻同志可能还不知道北京城内最繁华的地点东四、西四、东单、西单等地名的来历。原来东四、西四各有四个牌楼，东单、西单各有单牌楼，简化成了东四、西四和东单、西单。前门还有五牌楼，东西长安街也有牌楼，大高玄殿、历代帝王庙前的大街上、东交民巷、西交民巷等等都有牌楼。这些牌楼、牌坊是古老北京重要的街景，有很高的价值。”那么，这些具有“很高的价值”的牌楼有几种形式，如何分类，最后又是如何消失的呢？
从形式上来说，牌楼可以分为“冲天式”和“柱出头式”两类；若以牌楼的间数和楼数为依据，又可分为“一间二柱”、“三间四柱”、“五间六柱”等形式；至于顶上的楼数，则有一楼、三楼、五楼、七楼、九楼等形式。在北京的牌楼中，规模最大的是“五间六柱十一楼”式。还有一种按照材质的分类法，大致有木牌楼、琉璃牌楼、石牌楼、水泥牌楼和彩绘牌楼五种。在这五种牌楼中，木质牌楼数量最多，为人们所常见；琉璃牌楼多用于佛寺建筑群内；石牌楼则以景园、街道和陵墓前为多；水泥牌楼属于近代建筑物，一般情况下价值不大；而彩绘牌楼更是一种临时性的装饰物，多用于集市和庙会的入口处，活动一结束便拆除无寻。在北京城里的牌楼多属于前三种，例如北海公园南门外的金鳌玉牌楼、门内的堆云积翠牌楼、永安寺内的龙光紫照牌楼、陟山桥西的如意拱斗式牌楼、天王殿前的琉璃牌楼、景山前街的大高玄殿牌楼、颐和园东宫门的涵虚罨秀牌楼、排云殿门前的云辉玉宇牌楼、五方阁的石牌楼、后山须弥灵境牌楼等、景山寿皇殿前的三座牌楼、碧云寺内石木砖三座牌楼、卧佛寺同参密藏琉璃牌楼、八大处山上宝珠洞牌楼、潭柘寺山门外香林净土牌楼、东岳庙神路上永延帝祚琉璃砖石牌楼、福佑寺前佑东西两座牌楼、雍和宫门前三座牌楼，以及白云观等庙宇牌楼。至于水泥牌楼，据说民国年间为了纪念袁世凯登基当皇帝，曾在原公安部街和原司法部街北端各修建一座，新中国成立后被群众拆除。确实，诸如此类牌楼被拆除也许不足为惜，可那些年代久远且具有极高文物价值的古牌楼为什么会被拆除殆尽呢？
在北京城拆除牌楼还是经历一番起伏的。对此，罗哲文先生曾这样记述说：
自从城墙城楼决定要拆之后，牌楼就成为“进攻”的主要对象了。一场论战围绕着牌楼而展开。主张拆的一方是认为牌楼妨碍交通，必须拆除才能解决。另一方不主张拆的认为，一是要保护古建筑和古都风貌，二是可以用街心广场转盘方式来解决。我当时是“敬陪末座”的一名实际工作人员，自始至终参与其事。一是保，一是拆，各陈理由，各抒己见。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前辈或是领导，有郑振铎、张奚若、梁思成、翦伯赞、吴晗、薛子正等人。吴晗当时是副市长，主持讨论，他的主张是拆。此论遭到了这些专家学者们的坚决反对。思成先生据理反驳，并提出了从交通规划上解决矛盾的办法。
张奚若、翦伯赞、郑振铎等都力主保护。郑振铎是吴晗同志的老师，也未能把他说服。一连开了好几次会都未得结果，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
最后，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与文化部文物局共同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北京城区的牌楼，包括一些其他古建筑进行调查。由我代表郑振铎，由闻立鹤代表吴副市长（闻系吴的秘书），参加的人有北京文物组的侯锷、容少祖，文物局文整会的曾权、袁中山等。我们查阅了所有牌楼的历史，拍了许多照片、绘了图，资料甚是丰富，都由闻立鹤保存在市政府。结果，许多牌楼还是没有保住。最后由周总理出面找思成先生做工作。思成先生以文学家的富于诗意的语言，描述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渐落西山的景色。看来周总理也已知不能保，但未明言，而以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来回答了思成先生，并作出了保、迁、拆三种处理方法。即在公园、坛庙之内的可以保下来。大街上的除了国子监成贤街的四座外，都迁移或拆除。东四、西四牌楼、东西交民巷、前门五牌楼、大高殿三座牌楼和帝王庙牌楼都拆了。东、西长安街牌楼迁到了陶然亭，“文革”中被拆除。
据考证，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拆除牌楼是公元1950年9月初，拆除的是东公安街和司法部街牌楼。然而，同月北京市政府为了配合国庆活动，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不仅组织人员对城门和牌楼等文物古建筑进行调查，还提出了修缮计划。对此，时任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综合技术工程队队长孔庆普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对城楼、牌楼作了保护性处理后，写了个报告。市里要求进一步调查，以便更好地加以修缮。……写完报告，十月中旬报给张友渔副市长，张副市长跟吴晗副市长说，你去找梁思成，告诉他北京要修城楼、牌楼。梁思成非常高兴。十一月下旬的一天，在市府东大厅开完会后，薛子正对建设局副局长许京骐说：‘修缮城楼的事，总理批了，政务院还将拨一部分款子来。总理说：毛主席很关心北京的古代建筑和历史文化古迹，城楼和牌楼等古代建筑是我们祖上劳动人民留下来的瑰宝，应注意保护好，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修缮工程暂以保护性修理为主。估计拨款不会太多，先编制一个修缮计划和预算，等政务院拨款后再具体安排’。”公元1951年4月，北京市政府对东西长安街牌楼等进行了全面维修。对于北京市政府的这一举动，想来梁思成自然是极为欢迎和高兴的。
不料，时间仅仅过去了一年，风向便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理由依然是老生常谈——交通问题。对于这种“片面强调‘交通’，借口‘发展’来拆除文物”的行为，梁思成于公元1953年8月12日致信中央领导希望及时制止，并举例予以说明：历代帝王庙前牌楼“所在的一段大街，既不拐弯也不抹角，中间一间净宽6.2米，足够两辆大卡车相对以市区内一般的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通过，不必互相躲闪，绝对不需要减低速度；若在路面中线上画一条白线，则更保绝对安全。两旁的两间各净宽5.15米，给慢行车通过是没有问题的。”意见相左，于是交锋也就在所难免。
在梁思成上书中央领导一个星期后，也就是公元1953年8月20日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受命主持召开“关于首都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郑振铎、梁思成、薛子正、华南圭、马衡、林徽因、俞同奎、叶恭绰、朱兆雪与罗哲文等专家学者和政府工作人员。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副市长吴晗首先作了这样的开场白：“关于古文物建筑的处理，经与各方面交换意见，大体要分三类：一类是有艺术价值的应该保存；一类是有艺术价值应该保存，但必须迁移的；第三类是无历史价值的应该拆除。在应该保存的古文物建筑中，还应有区别，一种是修缮养护不能使用，一种是可以使用但不能更动，另一种是可以使用也可以更动。”
对于吴晗的开场白，郑振铎在表示赞同的同时也有自己不同的见解，他说：“根据政务院制定的原则，北京的古建筑应作一番彻底的调查，应该而必须保存的坚决保存，而且积极养护，使它在人民首都活起来，但这不是一天两天所能做好的。同时，也要了解首都必须发展，古建筑完全不动也不可能，因此，同意吴副市长所讲的三项原则处理。但是如有需要拆除的，最好事先和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联系，取得同意后再拆，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而应采取仔细虚心的态度。”
郑振铎的这番发言引起了吴晗的“不良反应”，他含沙射影地回敬了一句说：“全国性的问题请示中央。”言外之意就是说，只要不属于“全国性的问题”，就没有必要“请示中央”，可以自行决定。
在这次会议上，虽然梁思成的发言没有郑振铎与吴晗那样火气十足，但他很显然是支持郑振铎的，且将针对性的话说得有理有节：“北京市的发展是要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发展，一定要保存历史形成的美丽的城市风格，我们要把北京城建设起来，将来变成十层、八层乃至几十层的楼房，但是还是要传统的北京城的面貌，而不是面貌全非，人家都不认识。苏联莫斯科也是这样建筑的。我们要求保存历史形成的北京城市的风格，要求北京城市达到高度的艺术形态，因此城市建筑的发展不是单纯从古物来看。都市发展应该从全面考虑，某些部门只从片面考虑，采取粗暴的态度应受到批判。另一方面，首都在全国是起示范作用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全国，所以处理文物应该很严肃很慎重处理。过去有些部门对文物建筑认为是毫无价值地严重妨碍城市发展，对文物没有给予适当的重视，这样可能造成无法抵偿的错误。文物本身有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另外，文物在城市风格里还起一定的作用……莫斯科总建筑师提醒我们，处理文物一方面要对历史负责，一方面也要对我们的子孙负责。苏联调查研究文物工作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西欧以意大利为最早，是从十四世纪末开始做文物的调查研究工作，而中国只有二十年的历史，北京做的也很少。政务院虽然发布了保护文物的条件，可是遇到实际问题时还要打官司。”
同样，对于梁思成的发言，吴晗绵里藏针地回答说：“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
双方互不相让，会议成果也就不能尽如人意。最后，吴晗对这次会议的成果进行了如下归纳：
第一，人民政府重视、爱惜文物，可以征求专家的意见，但不是所有专家的意见都可以依据的，还需要从各方面考虑。
第二，大家都同意对古文物建筑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但是必须很严肃地进行，并且应该分别先后，轻重缓急，不能普遍进行。
第三，古文物建筑中可以使用的，应该使保管和使用结合起来，以达到保护文物的目的。
第四，这次调查可以过去调查过的材料作为基础，民间建筑艺术的调查，因限于人力，暂缓办理，如果各研究机关需要，可以自行调查。
第五，关于工作机构问题，不主张组织委员会，但座谈会可以经常召开，并可多请有关方面参加。具体工作由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文物整理委员会、文物组、都市计划委员会等单位抽调干部组织办公室，请文教委员会李续钢秘书长担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处理意见后，再召开座谈会讨论。
此后，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政务院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等部门共同组织了一个调查小组，根据都市计划委员会提出的意见，对北京市一些急需解决和可能发生问题的文物古建筑，进行了逐项细致的调查、绘图和摄影，其中包括东四牌楼、西四牌楼、金鳌玉牌楼、地安门牌楼、东交民巷牌楼、西交民巷牌楼、历代帝王庙牌楼（景德坊）、东长安街牌楼、西长安街牌楼和大高玄殿牌楼等。可惜的是，这些调查测绘的资料在“文革”期间不幸全部丢失，少数由罗哲文先生个人拍摄的照片得以珍藏，今有部分刊发在一些书刊中，使人们只能透过这些已经发黄的照片去领略昔日北京城的牌楼风韵了。
北京市人民政府还是比较尊重专家学者的意见，公元1953年12月28日再次召开“关于首都古文物建筑处理问题座谈会”。这一次参加会议者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涵盖面也很广泛，既有建筑学家、文物专家和城市规划专家，又有一些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例如薛子正、梁思成、郑振铎、王明之、林是镇、叶恭绰、朱欣陶、罗哲文、马衡、侯仁之、朱兆雪、李续钢、俞同奎、华南圭、萧军和曾全等。
在这次会议上，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概述了上次组织的调查小组的工作情况之后，提出先行拆除面临倒塌的历代帝王庙牌楼，并提议“将材料保存起来”。对此，梁思成第一次对吴晗的这一发言表示同意，但他依然强调将文物古建筑组织进城市新的环境中的原有理念。他说：“今年春天我访问苏联时和莫斯科的总建筑师布拉索夫同志谈到保护古文物建筑的问题，他说：应该首先把古文物建筑经过一次调查研究和评定，肯定是文物的就尽可能地保护，在这个原则下做都市计划工作的人要负绝大部分责任，在做规划工作时就要把古文物建筑组织到新的生活环境里边，有价值的古文物建筑不但要保存并且还要尽量在都市里表现出来。另外，都市规划是有一条必须考虑的原则，就是文物据点的规划。今天我们认为无所谓的东西，也许二三百年以后，我们的子孙就感觉到很大的兴趣。”
对于梁思成的这一发言，俞同奎不仅表示赞同，而且还认为牌楼是构成都市风景的重要点缀，他说：“第一，牌楼是有保存价值的；第二，牌楼的保存应有区别，街道的牌楼应该是最重要的，古建筑物附属的牌楼价值就较差一些；第三，利用牌楼不是利用旧牌楼，也可以创造新的，可以用钢筋洋灰，也可以用各色的大理石。”通过俞同奎的发言，不难看出他对于政务院那关于牌楼处理的三项原则基本上是不赞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态度。
对于梁思成和俞同奎这两位学者的发言，作为历史学家的副市长吴晗自然不能认同，他发言说：“关于都市风格问题，俞先生提出牌楼的作用，据我所了解原始居民有累石作为宗教标识的习惯，后来演变为石头坊、表，以至贞节牌坊之类，唐宋以来有坊，坊前立牌坊还有表明居民基层组织意义，因为当时的交通工具是骡车、轿子。今天条件基本上已改变了，道路和交通工具都改变了，而且街道上都有一定标识，因此，是否还需要以牌坊作标识，这就牵涉到都市风格的问题，如果需要标识美化，是否可以用其他形式代替或搞些铜像、喷水池、街心公园等代替，需要多考虑一下。”
对于吴晗提出以铜像或喷水池等作为城市标识的问题，对此类欧洲古老街景形式极为谙熟的梁思成根本不用多加考虑，随即便表示了自己“有保留性”的反对意见：“关于都市风格问题的确是很大问题，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北京到底有些什么都市风格。第一，街道系统很齐整；第二，建筑物在适当的位置上；第三，街道上的对景主要是牌楼、城门楼。到底是好、是坏，意见不一致……其次，是否可用铜像、喷水池。我们不拒绝中国原有的传统，同时也不拒绝外来的东西。外国的东西我们看着很新鲜，可是在外国已经是两千多年前的老东西了。因此，应该考虑新和旧的定义……”接着，梁思成又说：“我们今天的文化是落后的，我所体会的文化落后方面很多，包括很多古代建筑物可能起的积极作用，还未看见。以牌楼来说能否配合好，要看建筑师或做都市规划工作的人能否配合好，如能配合好，就相得益彰了。”最后，梁思成点明了他谈话的主旨：“关于建筑美的判断上，我觉得专家还是对的，表现在建筑师学会上一般看法相当一致，当然，建筑师可能完全错误，但是在被说服前，我还是保留自己的意见。”
不料，梁思成这次“保留性”的发言，竟遭到上次同盟者郑振铎的反诘：“北京市的标志，绝不是很矮小的牌楼，而是很大规模的高层建筑物，这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像莫斯科大学那样雄伟的建筑物。牌楼在现在看很美，但可能另外一个形式更美。当然创造绝不是凭空的，而是要吸收民族优良传统，甚至不拒绝世界上一切人类所创造的优良传统。”不过，对于梁思成一贯要求保存文物古建筑的意见，郑振铎还是赞成并积极支持的：“至于古文物建筑的保存问题，专家认为应该保存是必要的，现在也没有人说完全不保存，并不是可拆可不拆的一定要拆，而应该是决定要拆的就坚决拆，可拆可不拆的就暂时保留，应保存的不但要保存好，还要发扬光大。大家的立场都是为了将来，为了发展，并不是单纯为了保留，所谓保留也是为了发展新的。”
对于这种辩论，著名作家萧军则采取了折中式的发言，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支持梁思成的。他说：“关于古文物建筑的保护问题，听了吴副市长和诸位先生的意见，我有一些领会：第一，在今天来讲，北京城市是新的内容和旧的形式的矛盾问题，新的内容就是新政府、新人民、新社会；旧的形式是封建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建筑物、宫殿、庙宇乃至街道，都是按照封建统治者的意图产生出来的。封建制度应该消灭，但建筑物如果完全消灭是不对的，虽然是在封建帝王的意志下造成的东西，但从物质资料和劳动力来讲，全是人民创造的，如果毁坏这些东西，等于毁坏了人民的劳动和智慧。所以不能无原则的毁掉，需要加以批判和选择，把它组织到新的都市规划中来，成为有机部分。第二，建筑本身是艺术，土木工程是实现这种艺术的手段。从全面来看，大街小巷和建筑物应该配合，而且要有主有从，要有高低起伏。关于牌楼问题和地安门问题，我认为首先应考虑历史和艺术价值，然后再考虑位置对都市规划有无妨碍，如有妨碍，就不管是什么建筑，一切要为了人，就要设法使建筑物不威胁人的生命。如东、西四牌楼、帝王庙牌楼应该服从都市规划。如从造型的美来说有牌楼好看，就应保存，至于如何保存，是具体技术问题，也许缩小，也许扩大。将来帝王庙本身因道路展宽要向后退，这样，牌楼就不是帝王庙的建筑物之一了。把这个问题考虑明白，保存与否，便不是问题的焦点。”
正如方竟成所言，当时年仅二十多岁的郑振铎的秘书罗哲文先生，却提出应该从发展的角度看待文物古建筑的保护问题。他说：“关于保存古文物建筑，我认为要从发展上看，为了把北京建设得更好，并且要在现在的基础上创造更好的东西。”另外，他还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将北京市所有古文物建筑加以清理，评定价值并登记下来；第二，对古文物建筑进行研究，评定价值然后再考虑保留、迁移或拆除，但应先明确评定的标准；第三，把古建筑物做些模型，保存下来。”
从以上各人的发言来看，这次会议的成果与上次不尽相同，依然是难得统一。随后，吴晗作总结发言后立即将会议情况致信北京市主要领导并转报周恩来总理。在信中，吴晗汇报说：“经过激烈讨论，每人都发表了意见，一致同意的有以下各点：一、为防止倒塌，保障人民安全，立即拆除羊市大街女三中前景德坊。拆除后它应迁地或就地保存，待都市规划确定后（这一条街），再商计提出意见，所拆材料应妥善保存。二、东、西交民巷两个牌坊可立即拆除；三、地安门保存或拆除问题，以后再研究。目前为解决交通安全问题，可建议设法拆除四角民房约十间左右，将地安门暂时作为交通大转盘，便利交通。”虽然在以上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梁思成依然保留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对此，吴晗同样如实地向北京市主要领导及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意见仍分歧，不能取得一致的，是旧都市风格，如东、西四牌楼和首都建设的矛盾问题。梁（梁思成）俞（俞同奎）主张保存，并认为是可以和新都市规划结合。梁并表示如政府决定，派他拆除，他一定坚决执行。但仍保留并主张他的反对意见。”
后来，北京城内的牌楼及城楼等文物古建筑还是拆除了。对此，梁思成不仅痛心疾首地对中共北京市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直言道：“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而且，梁思成后来在“‘文革’交代材料”中还认为，有人是“自食其言”。
自公元1954年1月至公元1956年6月，在北京城内展开的大规模拆除牌楼等古建筑之战，梁思成无疑又一次失败了。因为至此北京城内跨街牌楼仅剩四座，即成贤街两座和国子监两座，其余都销声匿迹。不过，在这场北京城内古建筑保卫战中，梁思成还是有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胜利的，而赢得这场胜利的原因则是周恩来总理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决策作用。对于这一事件的全过程，罗哲文先生后来撰文记述说：
1953年一股要扫掉北京古建筑的极左思潮在一些人的思想中泛起。开马路要笔直，开车要无阻拦，大街上表现古老北京街景的牌楼、牌坊已在拆除之列，与紫禁城角楼相匹美的大高殿习礼亭拆走了，西长安街金代庆寿寺双塔拆毁了，眼看轮到团城了。
思成先生对团城的存废问题，忧心忡忡。我们文物局当时住在团城，又是担任保管之事的，更是日夜不安。郑振铎局长叫我写一篇团城的文章，照片要多，文字不计，发表在“文参”上。
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要留下资料吧！我为了保团城之事，几次到都市计划委员会找先生商量。他也是心急如焚，把苏联专家也动员了出来，赞成保护。我曾在团城上，两次接待了他和苏联专家，共同寻求办法。最后思成先生不得不去面见周总理，恳陈意见。
周总理亲自两上团城进行实地勘查，决定中南海围墙南移，马路稍一缓弯，把北京这一重要史迹和文物保存了下来，为子孙后代留下了珍贵遗产。决策之明断在总理，而曲直周旋，来回奔走，得以玉全，先生之功不可没也。
对于这种面呈或直接上书总理等国家最高层领导的做法，在文物古建筑保护这件事上似乎是屡见不鲜。不仅在梁思成时代存在，即便是后来乃至今天也经常被专家学者们所采用，但这并不是因为专家学者乐于此道，而是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例如，公元1979年初北京市有关部门为了修建立交桥，准备拆除德胜门箭楼。当时，德胜门箭楼还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但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城市规划专家郑孝燮先生深知其文物价值和在城市规划中的景观作用，由于时间紧迫他不得不上书国家副主席陈云陈述利弊，提出迅速制止拆除德胜门箭楼的“紧急建议”。郑孝燮先生的这一建议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很快被采纳落实，使德胜门箭楼这个北京市重要的文物古建筑得以保留下来。对于这一已经过去近三十年的历史旧事，当笔者与郑老谈起时他依然慷慨激昂，并出示了那封保存至今且字迹工整清秀的上陈云副主席书。全文如下：
陈云副主席：
制止。
（一）北京是个历史悠久的世界名城，风景名胜较多，特别是古建筑更是独具风格。目前除加强保护好城区和郊区的风景名胜外，还需要考虑在整个城区或郊区也能适当保留一些中小型的风景文物。这些中小景物应同北京风景名胜的主体风格取得协调或有所呼应。德胜门箭楼是现在除前门箭楼外，沿新环路（原城墙址）剩下的唯一的明朝建筑，如果不拆它并加以修整，那就会为新环路及北城一带增添风光景色。
与鼓楼、钟楼遥相呼应的重要景点。不论在新环路上或左近的其他路上，它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映入人们的眼帘。在新建的住宅丛中，夹入这一明朝的古建筑，只要空间环境规划好，控制好，就能够锦上添花，一望就是北京风格。从整个北京城市的风景效果来看，保留它与拆掉它大不一样。
（三）拆除这座箭楼，可能是出自交通建设上的需要。但是巴黎的凯旋门并没有因为交通的原因而拆除，这很值得我们参考。风景文物是“资源”，发展旅游事业又非常需要这种“资源”，因此是不宜轻易拆毁的。
（四）破坏风景名胜有两种情况：一是拆或改。二是不拆，但在周围乱建，破坏空间环境，喧宾夺主或杂乱无章，如北京阜内白塔寺（1096年辽代建，1271年元代重修）就是一个教训。国外如日本在这方面是有严格限制的，欧洲有些城市把上百年历史的建筑也列为保护对象，为旅游服务。我们的城市规划、文物保护、园林绿化工作，迫切需要有机配合，共同把风景名胜保护好，并且应由城市规划牵头。
（五）像德胜门箭楼的拆留问题、白塔寺附近的规划建设问题，可以请有关单位组织旅游、文物、建筑、园林、交通、城市规划等方面的领导、专家、教授座谈座谈，听听他们是什么意见。
仅此建议，如有错误请指示。谨致
敬礼！
全国政协委员郑孝燮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
此外，像北京卢沟桥、大钟寺、十三陵、八达岭长城、天坛和承德避暑山庄等文物古建筑的保护和建设，都渗透着郑孝燮先生的辛勤汗水和真知灼见。郑孝燮先生一直强调文物保护不能脱离周围环境而“独善其身”，否则在文物周围乱选址、乱建设，杂乱无章，必定造成“破坏性建设”的恶果。针对这种文物体制单一级别的保护办法，郑孝燮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创见，他指出：“随着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应当研究改进这一体制，即按照文物古迹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不同，及所处城市分区环境的特点，使之改革充实为三级保护的体制。”所谓“三级保护”体制，也就是将文物保护分为“保护级”、“保留级”和“重整级”，其具体内容为：1.保护级的文物古迹——对于现行的国家、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市、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必须保护历史原状，修旧如旧，并严格控制周围的保护范围，保证协调，禁止乱占、乱毁、乱建。2.保留级的环境史迹——对具有历史文化意义需要保留其完整风貌特色，但不属于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建筑群或环境，允许在保持原有风貌特色的前提下，对室内或市政设施等进行适当的现代化。3.重整级的传统环境——对某一有重要传统特色的环境加以综合改善。其中有的要保护，有的要保留，有的则要适当改建。重整是代替古城或某些旧区全部推倒新建和全面彻底改建的一个重要限制手段，目的在于维护历史文化重要的典型风貌特色不被破坏。
而对于北京城的保护，郑孝燮先生认为不仅是要保护文物古建筑周围的环境，更重要的是要将文物古建筑纳入城市规划之中，作为城市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全面考虑。因此，郑孝燮先生提出了“城市文化风貌”的概念。他指出：“城市文化风貌是在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一代文化的集中表现（包括文化的积累）；城市风貌最能反映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公元1986年4月，郑孝燮先生在全国政协六届四次大会上作了题为“首都建设的城市风貌和建筑艺术应进一步提高”的大会发言，呼吁保护首都建设的民族特色和古都风貌，提出首都规划的风貌分区问题。他指出，北京的城市风貌基本上应有两大基调，一为老北京城以及郊外重点文物风景区，这是北京古城风貌的精华，必须以突出保护文物古迹、历史传统及民族特色为基调，包括精心保护文物古迹本身及其保护范围；成片保留若干四合院胡同区；著名“老字号”的店面建筑，应表现传统风格特色；老北京城的新建筑要讲求民族化、现代化，并更强调民族化，着重体现中国味、北京味；二是老北京城外围大片开拓的新建区，可以着重多样化、民族化、现代化相结合，但对一些关键的环境，例如从机场进城的大门，从铁路、公路进城的大门等处，也必须带有民族味、北京味，给人以亲切的印象。风貌分区可以大区中再有小分区，按照需要而定，小分区也应有基调。郑孝燮先生的这些观点受到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的赞许和高度重视。当时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同志指示：“对此中所提首都风貌问题，我越来越感到该认真研究一下了……请注意及此，否则下一代人会怎么看，值得深思。”不过，“值得深思”的还不仅仅如此，还有如何提高全民保护文物古建筑意识的大问题。对此，深受梁思成思想影响的郑孝燮先生多年来一直在致力于此。写到这里，不能不对郑孝燮先生的生平事迹作一简介。
公元1916年2月2日出生于奉天省（今辽宁省）沈阳市的郑孝燮，字揆甫。童年丧母，父亲在外地做律师，他从小随祖父母生活。祖父在北洋军阀时期做过奉天省议会参议员，能诗善文，尤其喜爱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受家庭环境熏陶，郑孝燮先生从小勤于读书，对京剧和中国古典诗词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公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郑孝燮先生被迫离开沈阳，经北京前往上海求学。公元1935年，郑孝燮先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并考取了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土木系。公元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郑孝燮先生南下武汉，在武汉大学借读；第二年他又西去重庆，考入中央大学建筑系。在学习期间，他刻苦攻读，成绩优异，先后获得中国营造学社“桂辛奖学金”首奖和“基泰工程司”奖学金。公元1942年，郑孝燮先生从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后，作为建筑师在重庆和兰州等地从事建筑设计业务。公元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郑孝燮先生来到武汉，第二年受聘于武汉区域规划委员会，从事“大武汉”规划的资料调查和城市布局研究。公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郑孝燮先生受梁思成邀请，聘任为清华大学建筑系讲师，后任副教授，主要讲授“建筑设计”和“房屋建筑学”等课程。在这期间，郑孝燮先生还参加了由梁思成主持的为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而改建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为会场的工程，以及开辟西直门城楼两侧门洞的设计与监修工作。
后来，郑孝燮先生主要从事城市规划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直到他年逾六旬才专心致力于文物古建筑的保护事业，因此与单士元先生和罗哲文先生被业内业外人士赞誉为文物古建筑保护的“三驾马车”。如今，平均年龄90岁的“三驾马车”中的单士元老先生业已离世，剩下的“两驾马车”依然经常奔波在文物古建筑保护的坎坷途程中。有时，为了抢救一处已经处在推土机铁铲下的古建筑，他们不仅要上书，而且还要联合诸多专家学者联名上书。即便如此，他们失败的几率依然很高，但他们并不曾放弃或“悔改”。这也许就是“孤独卫士”梁思成精神的延续，只不知何时他们不再陷于孤独，使文物古建筑保护工作成为大众的普遍意识。这才是梁思成精神的真正源头和宗旨。
继承梁思成保护文物古建筑精神的，还有中国营造学社成员、现任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先生。罗哲文先生对于梁思成保护文物古建筑精神的领会，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感同身受，不仅早在20世纪40年代便跟随梁思成身边得到熏染，就是后来供职国家文物局也能经常得到梁思成的指导和教诲。对此，罗哲文先生后来撰文追忆了十件事，其中如“长城审图”一事，他曾这样回忆说：
1952年秋，全国开始了古建筑的有计划维修工作，国家设立了古建筑文物维修的专款，准备首先修缮赵州桥、隆兴寺、晋祠、善化寺、光孝寺等等项目。这时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提出要修缮长城的建议。文物局便把这事作为大事来办，郑振铎局长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让我先作勘查，搞出规划设计来。我对北京居庸关、八达岭进行了初步勘查之后，画出了一个草图，并去清华大学向梁老师请教，请他审定。他当即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并在图纸上签了审定的名字，这张图纸我还保存着。他所提的这些意见，以后一直作为我维修文物的指导性准则。我印象最深的三点是：一、古建筑维修要有古意，要“整旧如旧”，也就是后来我们写入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和文物法的“保持原状”的原则。他特别强调修长城要保存古意，不要全部换成了新砖新石，千万不要用洋灰。有些残的地方，没有危险，不危及游人的安全就不必全部修齐全了，“故垒斜阳”更觉有味儿。二、休息座位的布置，他说这也是艺术，在长城故垒之下不能搞“排排坐吃果果”的布置，要有点野趣。后来我就照他的意见搞了些略加整理的自然石桌凳，随意安排，不求规则，效果甚好。三、是种树问题，他提出在长城脚下千万不能种高大乔木，以免影响观看长城的雄姿，树太近了高了，对长城的保护也不利。
五十多年来，我参加过许多次长城的维修讨论，他这三条意见我都一直坚持，已经成了我自己的指导思想。
如此看来，梁思成不仅有像郑振铎这样的同道支持者，还有如郑孝燮先生和罗哲文先生这些出色的精神传人，他不应该属于“孤独卫士”。就此，我们不能不提及对于梁思成来说，无论是事业上还是生活中都极为重大的一件事，那就是他的爱妻林徽因的中道而逝。
公元1954年秋冬之际，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因为劳累过度而病倒，不得不住进同仁医院接受治疗。虽然俩人的病房相隔而设，但为了避免相互交叉感染，他们并不能彼此面对面地关心照顾，只能通过医护人员或来探望的儿女和亲友传递彼此的关爱。转眼间到了公元1955年的春节，梁家的这个春节实在没有什么可喜庆的，这不仅因为梁林俩人都病魔缠身，根本无法像往常一样精心准备节日的欢庆，还由于针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思想”的批判已经在建筑界展开。春节过后，虽然梁思成的病情大有好转，得以出院休养，但针对他的这场批判开始声势浩大起来。为此，梁思成在林徽因的面前除了沉默还是沉默，他不能再给已经病势沉重的妻子增添任何心理负担。但是，心心相印的妻子林徽因怎能不明了丈夫的处境和心思，只是彼此都不愿点破而已。在这样凄风苦雨的日子里，林徽因也许自知她的生命之星即将陨落，但作为中国20世纪最美丽的才女和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她要体面地离开这个虽然暗淡但依然热爱着的人间世界。不过，在离开之前她实在放心不下和自己一样为了科学真理不畏权贵的丈夫梁思成。公元1955年3月31日深夜，林徽因在弥留之际竭尽全力地呼喊着丈夫的名字，她也许是想当面规劝丈夫在没有她的日子里，在好好保重自己病弱躯体的同时，是否能够尽量减少一些激动的争吵，虽然为了真理她与丈夫一样不会退缩，但她还是想提醒丈夫今后孤军奋战时讲究点策略为好。当然，临别之际想说的话实在太多，可年轻的护士却不能体会梁林俩人这对神仙眷侣的情感，没有满足林徽因这最后的愿望，只是冷冷地回答说：“有事明天再说吧。”然而，林徽因虽然等到了明天，但并没能等到与梁思成相见的时刻，便于公元1955年4月1日凌晨6时20分不幸在北京同仁医院病逝，享年仅仅51岁。
自此，梁思成就像是失行的孤雁，不仅没有了往日琴瑟和鸣般的学术思想交流，也没有了日常生活中扶手相携的默契温情，更不可能在艰难困境中荣辱与共、相濡以沫。林徽因的中道而逝，对于她自己来说也许是一件幸事，因为从此她不必以那敏感的心灵和纤弱的身体，去承受后来种种非人的身体磨难和精神折磨；而对于梁思成来说，林徽因的中道而逝不仅使他失去了一位生活和精神上的伴侣，更失去了一位学术和思想上的知音。这种心灵孤寂而难耐的生活，梁思成独自“品味”了7年之后，直到公元1962年与清华大学建筑系图书资料员林洙结为连理才结束。而这时，梁思成已经开始面对来自所谓“大屋顶”的荒诞批判，并将迎接一浪连着一浪的政治运动，乃至最终湮灭在污浊的政治风浪之中。这是后话。下面我们还是从破解中国建筑界“大屋顶”之谜开始吧。